 一、倡导性善论 朱熹认为：“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朱熹：《四书集注》，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羞恶、恻隐，等等，在孟子看来，不仅是感情的发挥而且是人性的表现；而人性，又系'天’所赋予”（庞朴：《儒家精神》，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孟子非常关注对人性的思考，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同情心，由此揭示了同情心与仁政的关系。他认为，君主因为也具有同情心，所以，才能够“有不忍人之政”，也就是实行仁政。 作为儒家心学的始源，孟子的心学不仅建构了心力说、正心说、尽心说、养心说、衡心说，还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四心”说。孟子的“四心”是建立在他对人类感官和价值共同性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孟子·尽心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四心”与仁义礼智“四德”并举，共同加以阐发，明确了“四心”是“四德”之端（涂可国：《孟子“四心”“四端”与“四德”的真实逻辑》，《武汉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孟子以人们看见孩子掉进井里为例，揭示人性的共同性，即人人都有同情心。由此《孟子·公孙丑上》进而推及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这段话把人的恻隐之心与仁结合起来，把人的羞恶之心与义结合起来，把辞让之心与礼结合起来，把是非之心与智结合起来，从而揭示了人如果没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就把人降低到非人的层面，人成了非人，人把自己降低到动物的层面。 孟子在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同情心是仁的开端，羞耻心是义的开端，礼让之心是礼的开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孟子认为，人应该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四端。“情感的自发和原初上讲，恻隐是人的一种基本情感，不需后天教化或者理性思考，主体面临具体场景时自然生发，因而孟子言'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从人的基本情感出发，才能推出人作为类的普遍性”（李春颖：《孟子恻隐之心中的情感与德性》，《中国哲学史》2018 年第 3 期）。实际上，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人性本心在不同情境下的具体体现，但关键是人应该具有这些本心。孟子这种思想对于我们每个人修身养性，也都具有启发意义。 孟子还自觉不自觉地把性善论用于每个人的修身养性方面。他在《孟子·离娄上》中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通过阐释天下与国家、国家与家庭的关系，最终落实到家庭中的成员，即王天下的根本最终需要每个人具有善心，具有仁者爱人的情怀。因此，有学者认为：“仁政、民本和性善是孟子思想的三大基石，是孟子思想中最有价值和影响的部分”（张小稳：《秦汉时期孟子学研究的滥觞及特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 年11 月23 日）。保罗·布鲁姆运用实验心理学，断定婴儿的反应确实带有成人道德判断的某些标志性特征，认为人天然具有道德感，但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先天的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人的善与恶更多是后天的修为所致，孟子的性善论虽然建立在他对人性的考察上，但他未能区别人性的“是”与人性“应然”的区别。实际上，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性和心，这是一回事；而实际上人具有什么样的性和心，则是另一回事，即“应该”与“是”之间存在着联系，也具有一定的区别。因此，冯友兰先生认为，“孟子所谓性善，也不还是说，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道德完全的人。他是说，每个人生下来，在其本性里面，都自然有善的因素，或者说是原则。这些因素或原则，他称为'端’，就是苗头的意思”（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383页）。从人性的历史发展变化来看，人性中许多因素也许并不都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后天家庭、学校和社会诸多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合力影响下形成的。 二、弘扬“大丈夫”的浩然之气 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他塑造的“大丈夫”人格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价值。《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豪言壮语可谓掷地有声，是何等的豪迈与阳刚！又是何等的崇高与壮美！ 孟子高扬“舍生取义”的大旗，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体意识。他表示自己并非好辩，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说明“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他在忧患意识中，“迸发出浩然大义，舍我其谁的道德勇气，毅然抱负时代使命，以承大禹、周公、孔子三圣之志业自许，弘扬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鼓吹王道仁政，以匡世济人，这是孟子学说的意向”（曾春海：《中国哲学史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他在《孟子·公孙丑下》中自信地宣布：“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种勇于担当的主体意识充分体现了一个大丈夫的英雄气概。孟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历经坎坷，心中也会有一丝怨天尤人的情绪掠过，但却从不悲观消沉，总是斗志昂扬，一往无前”（周淑萍：《先秦汉唐孟学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52页）。孟子是一位具有豪情壮志和理想抱负的儒家圣贤，“他有着积极的文化意识和责任意识。因此，在传承了原有的儒学生命后，他又结合时代的特性，发展出新的思想，使得儒学的生命，发出新的枝丫，绽放新的花朵”（袁晓晶：《仁心与仁政孟子》，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尤其是他那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生活态度，关怀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感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和顶天立地的刚毅精神，都是十分可贵的精神财富。它曾鼓舞着我国历史上的许多志士仁人，为了民族的复兴，祖国的富强，去进行殊死的战斗，留下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孟祥才：《先秦人物与思想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07页）。郭齐勇认为：“孟子除通过义利之辨以凸显君子人格外，还追求一种独立不倚、弘大刚毅的气节与情操，更有所谓'舍我其谁’的气魄与承当，这些都表现了孟子大丈夫的气节与操守”（郭齐勇：《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40页）。学者们高度赞扬了孟子的精神品格，评价都非常中肯。 孟子的“大丈夫”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孟子·尽心下》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在这里提出了善、信、美、大、圣、神六个概念，体现了丰富的哲学意味和美学内蕴，颇给人以启迪。特别是“充实之为美”，揭示了美的社会内涵；“大”是比一般美更高一级的美，圣人化育天下则展现了人才最高的美；“神”则彰显了大美的形象性、模糊性和神秘性，如《道德经·二十一章》所言：“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孟子在《尽心下》中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具有层级结构的审美哲学图：善→信→美→大→圣→神。这个图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真善美，追求理想圆融的人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孟子认为，人生在世，要按照应该做的去做；君子求诸己，遇到问题先从自身找原因；善充溢全身就是美，这是孟子对内在美或者心灵美的肯定；善的心灵外在显现出来，这就是大；君子把善行推及天下，这就是圣人；圣人高深莫测，这就是神。孟子所说的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神，而是体现了人们对圣人的崇敬、崇拜和敬仰之情。 ——摘自薛永武《孟子译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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