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五）

        《后汉书》为南朝宋史学家范晔所写，因其极高的文学与史学价值，超越其他写后汉的史学专著，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是公认的记载后汉历史的正史著作。

         黄河歌者金石点评：

       仲长统的《法诫篇》是第一次系统论述皇权与大臣之间权力争夺的。刘秀借鉴西汉皇室大权旁落的教训，架空三公职权，在皇帝身边设立尚书台，把事权全部收回，三公成了有职无权的摆设。随着皇帝昏庸或者年幼，事权又转移到外戚和宦官手中，政治腐朽不堪，后汉也就走出了历史舞台，这是制度的创立者刘秀没有想到的。请看《<后汉书>研读》第222章：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五）

《法诫篇》

《法诫篇》中写道：

“《周礼》共有六部经典，《周官》中记载由大臣辅佐周王主宰治理天下。春秋时期，各诸侯明了大德的，都由一位卿相辅佐朝政，到了战国时期也是这样。秦国兼并天下后，开始设置丞相，把御史大夫作为副丞相。自汉高祖刘邦直到汉成帝时期，都沿袭没有更改，大多数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到退休。汉朝之所以隆盛，也正是这个原因。如果任用一人辅佐朝政容易专权，任用多人则相互扯皮。政令统一就会上下和谐，相互扯皮则会朝政混乱。天下和谐易出现太平盛世局面，朝政混乱则是国家灾荒动乱的根源。光武皇帝感叹汉朝几世皇帝失掉政权，愤慨强臣窃取符命，于是就矫枉过正，把朝政大权不再放到朝堂，虽然设置了三公，但真正的事权归于尚书台阁。从此以后，三公的职位只是充数罢了，但在朝政出现失误时，仍然对他们横加谴责。随后权力转移到皇帝的外戚和宦官手中，外戚和皇帝身边受宠幸宦官，都亲近其党羽，他们竞相使用自己人，朝内这样的人充斥京师，在外布满各州郡，他们颠倒贤愚，使选举制度形同虚设，很多无能官员守卫边境，贪婪残害百姓，侵扰四夷，引起周边愤怒，招致边境叛乱，上下离心离德，怨恨之心一起发作，导致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多次来到，虫螟啃食庄稼，水旱相继成灾，这都是使用外戚宦官治国理政的必然结果。皇帝又把失策的责任推诿给三公，随意处死免职，让人们只能号叫苍天，号哭直至泣血。汉朝中期选拔三公，强调清廉谨慎，他们只讲究循规蹈矩。这些人的作为，只是妇女谨守妇道，乡间普通人所能做的罢了，怎么能担负起治理国家的大任呢？大臣的决策体制是这样，选拔三公的制度又是这样，却期望依靠三公建功立业，带领百姓做出杰出政绩，不是期望与现实差距太大了吗？”

“当年孝文皇帝对邓通可以称得上至爱，但仍然让丞相申徒嘉对其严加训斥。皇帝对下面的信任这样，怎么用担心身边左右有邓通这样的小臣呢？至于到了近世，外戚宦官请托不被接受，他们的想法不能得逞，正直的大臣马上陷入不测的祸患，怎么还有可能奏报弹劾匡正朝政呢！从前的官员责任重大，受到的惩罚很轻，现在的官员职责很轻，但受到的惩罚很重。当年贾谊感觉绛侯周勃受到拘捕羞辱，就向汉文帝强调重视大臣的廉耻与脸面，从此开启了大臣自杀的惯例，自此以后约定成俗。后来继承帝位的君主，只是机械执行，习以为常，却不了解其中的深刻原因。哎呀，悲哀啊！大臣们左手拿着天下地图，右手却随时准备割喉自杀，愚昧者都知道这样很难，何况是明哲君子呢！光武皇帝夺掉三公权重，到现在情况更加严重，原来不授予皇帝外戚及其党羽权力，几世后也不再坚持了，这大概是皇帝亲疏关系引导的必然。皇帝母亲及皇后的亲戚党羽，都是皇帝的身边左右之人，有这样至亲的优势，自然就能富贵任用万世。历史上因任用非人导致的失败，哪个朝代无不存在这个情况，但却都不能借鉴，确实非常令人痛惜。不如设置丞相一人总揽朝政。如果把权力委任三公，也应当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凡是在朝中执政大权的，皇帝不应与其结成婚姻；一旦结成婚姻，就不能再让其掌管朝政。这样一来，一旦在位者毒害百姓，举荐任用失贤，百姓不安，诉讼不停，天地多灾异，人物多妖，就能追究其罪责了。”

“有人说道：朝政集中在一人手中，其权力也太大了。回答说：人才难得，为什么要避嫌不授予其重权呢？当年的霍禹、窦宪、邓骘、梁冀等人，都是身为外戚掌权，管理国家大政；在其被诛杀时，仅仅凭借一纸诏书，瞬间将其灭绝，为什么要害怕其权力过重呢？现在，国家把神明之器交付给近臣宦官，输送权力给妇人和外戚，十世皇帝中有八九个是这样。不去查处近臣的罪责，却怀疑丞相专权的嫌疑，这又是多么诡异啊！”

论曰：诸子百有谈论朝政的人太多了，大多数主张强基固本，改革时敝。因为遇到的时局不同，这些意见繁杂不一，对是非的看法截然不同。我姑且在这里评论一番。现在已经不是上古赫胥氏、神农氏的世代，人情相背，思想复杂，人们的欲望难以满足，即使有通晓万事的本领，也不能预判各种情况出现，就像是能看到山川的险峻，却不能发现人心的险恶；能适应世间的俗事，却难以说出正确答案。如果用常理去审查大道，就能殊途同归。人的才能差距很多，品行各异，差之毫厘。为什么这样说呢？明圣君王出世，就会天下大同，施舍的大道也没有差异，但是在礼仪减损上，因时代不同，则各有不同。施政的办法也明显不同，肯定有文有武，交替使用，唯有用兵祭祀和古代理念并无差别。至于皇帝的黄屋左蠹、冠冕御服，也会有些变化，但是都强调教化，万变不离其宗。像周代的《甫刑》，对公族宽恕，对储君用刑，宽恕与用刑交错使用，对觊觎皇权的防范始终如一。这些措施，分流而共源，百虑而一致。如果看法偏执，就会矫枉必过。葛屦履霜，要防止过于崇尚俭朴的敝端；衣冠楚楚，要特别防止穷奢极欲；疏阔厚待下属，要防止尾大不掉；敛威峻罚，要防止苛政恩薄分崩离析。这就是《诗经》中《曹风》和《魏风》中讽刺的，也是为考察《国风》的；周、秦末年朝政混乱，正是国家衰落灭亡之时。所以施政者决定国家兴衰，或繁或简，要根据形势，做到宽猛相济。春秋时期，刑罚镌刻在鼎上，以便有据可查；高祖皇帝约法三章，贵在以简约适应形势。郑国大夫太叔有施政猛烈的美名，在他父亲子产去世后，国人全都痛哭流泪。赵宣子改平和治国的方略为严苛，汉初萧规曹随获得称赞。这些做法有张有弛，都实现了有效治理，怎么能为求统一而措施一致呢！各位先生对时政的评论，其强调得失时只突出一个方面，更多的则是儒家观点，有时未免有失偏颇。提倡清静无为治理国家的，在朝廷中被看成是腐儒的议论；追求名实相符的，在朝堂下则被看作是荒诞之辞。有的推演以前王者的作法，认为可以继续在现在施行；有的引经据典，提出挽救时弊的良策，有的能流芳后世。这些话听起来言之凿凿，其实并无大用。就像是舟船，不能在陆地上行舟；也像是琴瑟，需要改弦更张。按照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不能仅拘泥于儒家经典治国理政。终究会有办法的，可以暂且把这些理论放一放吗？

赞曰：管视好偏，群言难一。救朴虽文，矫迟必疾。举端自理，滞隅则失。详观时蠹，成昭政术。

仲长统

黄其军

      作于2023年1月26日（古历癸卯年正月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