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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间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丞,唯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 贞观六年,太宗谓魏征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择。”征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能安天下者,唯在用得贤才。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魏征对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长浇竞之风，不可令其自举。”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若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书奏,甚嘉纳之。 (节选自《贞观政要·论择官》) 1.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 B.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 C.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 D.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 2.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比闻公等听受辞讼”与“比去，以手阖门”(《项脊轩志》)两句中的“比”字含义不同。 B.“自知诚亦不易”与“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出师表》)两句中的“诚”字含义相同。 C.“皆矜能伐善”与“自矜功伐”(《项羽本纪》)两句中的“伐”字含义相同。 D.“若赏不遗疏远”与“置币遗单于”(《苏武传》)两句中的“遗”字含义不同。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唐太宗认为，仆射一职的工作重心是辅佐皇上、访求贤才，不可整日忙于处理诉讼状文，这些细碎的事务应交给左右丞来处理。 B.魏征对乱世、治世提出了不同的用人标准:乱世任用有才能的人，可不考虑其品行;但太平时代，必须才能、品行兼备者才可任用。 C太宗拿让人才自荐的想法向魏征征求意见，魏征认为愚昧之人无自知之明，让其自我推荐反而会助长世上追名逐利的浮薄风气。 D.指赏罚人才不可亲蔬有别，考察官员应秉持公平仁义，并进一步寻求更好的用人之道。 4.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5分) (2)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5分) 【参考答案】 1.B【解析】“王者须为官择人”是一个意思完整的句子，中间不可断开，排除A、D两项;“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与“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结构对应，“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与“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结构对应，排除C项。 2.C【解析】A“比闻公等听受辞讼”中“比”意为近来，“比去，以手阖门”中的“比”意为等到。B项“自知诚亦不易”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中的“诚”都是的确、确实的意思。C“皆矜能伐善”中的“伐”意为讨伐、打击，“自矜功伐”中的“伐”意为功绩、战功。D“若赏不遗疏远”中“遗”意为遗漏、遗弃，“置币遗单于”中的“遗”意为赠送、送给。 3.D【解析】D“并进一步寻求更好的用人之道”错，依据原文，并无“进一步寻求更好的用人之道”之意。 4.(1)知人善任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就是很难的，所以在考核政绩以及官职贬降、升迁时，必须考察官员的善恶。(“考绩”“黜陟”“察”各1分,句意2分) (2)奖赏不能劝勉大家为善,惩罚不能惩治作恶，却希望邪正分明,怎么能实现呢?(“劝”“不惑”“其”各1分，句意2分) 【参考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帮助我排忧解难,拓宽见闻,求访贤才。近来听说你们处理诉讼,每天有几百件,这样就是整天阅读公文都忙不过来，怎么能够帮助我寻访贤才呢?”于是唐太宗下令尚书省把细碎的事情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应该奏请皇上的像滞留未申的冤案这样的大事,才交给仆射处理。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征说:“古人说,君主必须根据官职来选择合适的人，不能轻率任用。任用了正直的人,做好事的人都能得到劝勉;错用了坏人,做坏事的人就争相钻营求利。奖赏和功劳相当，没有功劳的人就会自动退避;惩罚和罪行相称，坏人就会有所戒惧。因此知道赏罚绝不可以轻易使用，用人更需要慎重选择。”魏征回答说:“知人善任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就是很难的，所以在考核政绩以及官职贬降、升迁时，必须考察官员的善恶。假如此人不会办事,只是才力不够,还没有什么大害处;错用了坏人，假使他才力强大，那为害可就太多了。只是在乱世寻求有才能的人,可以不管他的品行;太平时候，必须才能、品行都好，方可任用。”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要使天下安定，只有任用贤才。你们既然不知道贤才，我又不可能一一辨识,如此日复一日,就没有得到贤才的方法。现在我想让人才自我推荐，对这件事你们怎么看呢?”魏征回答说:“了解别人的人聪明，了解自己的人明智。了解别人已经很不容易，了解自己确实更为困难。并且愚昧无知的人，都夸耀自己的才能而打击有才能的人，恐怕这样会助长世人追名逐利的浮薄风气,(我认为陛下)不可让人才自我推荐。”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说:“国家想要提携忠正善良的大臣，贬斥不贤之臣，已经有十几年了，但只听说了这样的话，没有见到贤才出现，为什么呢?是因为说的是这样，做起来却不是这样。自己喜欢的人即使有罪，也不会受到处罚;自己不喜欢的人即使清白无辜，也不免有罪名上身。奖赏不能劝勉大家为善，惩罚不能惩治作恶，却希望邪正分明，怎么能实现呢?如果赏赐时不遗漏被疏远的臣子，处罚时不庇护亲近的人，将公平作为衡量的标准，将仁义作为衡量的准绳，考察官吏的业绩来确定其任职的名分,依职务去了解其工作的优劣，那么邪恶和正义就不会藏身，好坏自然就泾渭分明了。如果喜欢臣子就对他们的缺点视而不见，厌恶他们就忘记他们的优点,顺从个人私情去亲近奸邪的臣子,背离公正之道而疏远忠臣良将,那么即使日夜不懈怠,费尽心思苦想,想要找到最好的道理(方法),也不可以得到。”奏书呈上后，(唐太宗)欣然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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