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帝国（三十七）石崇斗富元康初年，洛阳发生了一件案子，时任司隶校尉傅祗突然上奏弹劾后军将军王恺及南中郎将石崇。 原来石崇当时正担任荆州刺史，他在南方得到了一只鸩鸟的雏鸟，随后将其送给了王恺。 然而按照当时的规定，“鸩鸟不得过江”，因此这一举动很明显是违反朝廷条例的，于是遭到了弹劾。 鸩鸟到底有何特别之处，以至于朝廷如此忌惮呢？ 原来鸩鸟是一种毒鸟，据应劭在汉书中的注解中显示，“鸩鸟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这便是鸩酒的来源。 早在汉代，鸩酒就是一种常见的毒药，刘邦之子赵王刘如意便被吕后以鸩酒毒死，而齐王刘肥也险遭毒手，多亏他警惕心强没有饮酒才逃过一劫。 由此可见，鸩鸟自古以来就和宫廷阴谋脱不开干系，这也是朝廷对其倍加防范的原因。 石崇送给王恺鸩鸟，实属别有用心。由于石崇在地方做官，虽然有违条例，但威胁有限。而王恺就不一样了，他可是京官，私藏鸩鸟恐怕会让人产生其他的联想。 这便是石崇的计谋，他希望通过此事打击王恺。 然而王恺却也没那么容易被扳倒，作为晋武帝司马炎的亲舅舅，他资格老、辈分高，人脉也非常之广，因此傅祗弹劾一事最终不了了之了，朝廷也未对二人进行处罚。 那么石崇为何要针对王恺呢？原来二人多年前便结下了仇怨。 石崇是石苞的第六子，据《晋书》记载，石崇“少敏惠，勇而有谋”，且“颖悟有才气”，是石崇诸子中最为出类拔萃的。 然而可以继承父亲爵位的却只能是长兄石统，不仅如此，石苞在临终前分割遗产时唯独没有分给石崇。 石苞此举当然不是厌恶这个幼子，在他看来，“此兒虽小，后自能得。”他其实非常看好失宠，认为这个儿子根本不需要自己的馈赠。 因此石崇除了从父亲那里得到功臣之子的名号便一无所有了，他后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白手起家而来。 石崇在二十多岁时开始出仕，担任修武县令。他在任上政绩出色，有能吏之名，因此被召入朝中担任散骑郎，随后转任城阳太守。 那么石崇是为何与王恺结怨的呢？原来石崇虽然出身显贵，但仍然保留了一些父亲身上的寒门气质。 据《晋书》记载，石崇“任侠无行检”，所谓任侠，便是一种热衷于锄强扶弱的作风，他正是因此和王恺产生了矛盾。 刘舆和刘琨兄弟年少时为王恺所嫉恨，于是便将兄弟二人请来做客留宿，然后将他们活埋。 石崇与刘舆兄弟素来关系友善，他比刘舆年纪要大十几岁，算是忘年交。听说两个小兄弟要出事，石崇连夜赶往王恺府上询问二人下落，王恺仓促之间不及隐蔽，结果石崇趁势冲入王恺府内找到了二人。 从此石崇便和王恺结下了仇恨，之后二人拼命斗富，谁也不愿低对方一头便是如此。 王恺、石崇二人斗富一事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不过有一点却值得深入思考。 作为老牌外戚，王恺与皇室关系极为紧密，鸩鸟案发生后，由于朝廷特意下诏赦免他的过失，因此“众人佥畏恺”，而之后王恺“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无所顾惮焉。”由此可见，王恺直到晋惠帝时期还能得到皇室的纵容。 但石崇就没有这么好的先天条件了，虽然司马炎“以崇功臣子，有干局，深器重之”，但在地位上终究不能与王恺相比，毕竟司马炎一贯的态度就是信任外戚和姻亲，再加上石崇几乎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任何遗产，他又是如何有资本和王恺斗富的呢？ 关于这一点，传统观点认为是石崇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大肆劫掠往来客商，因此积累了巨量的财富。 据《晋书》记载，“初，吴之未平也，浚在弋阳，南北为互市。”弋阳郡在豫州西南部，紧邻荆州，通过弋阳郡有一条传统商路，因此石崇劫掠客商非常方便。 诚然，石崇确实有上述行为，史料中也有明确记载，但问题是石崇与王恺斗富早在晋武帝时期就开始了，当时大概是太康年间，而石崇担任荆州刺史则是在晋惠帝时期。 当时杨骏辅政，为收买人心故滥加封赏，石崇上书劝谏，因此遭到了外放。 由此可见，石崇在担任荆州刺史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关于破解石崇的财富密码，我认为还得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去寻找答案。 前文曾经提到，石崇曾担任城阳太守，而就在他城阳太守在任期间，平吴之战开始，而石崇也投入了战争之中。 从地理位置来看，城阳郡位于青州，因此石崇大概率是归到司马伷的徐州军团麾下。 平吴之役虽然是王濬的荆、益军团得了头功，但在孙皓开城请降之前，司马伷也曾派长史王恒率一支部队渡江南下，试图打开局面。 据《晋书》记载，这支部队战果辉煌，斩俘吴军多达五六万人。不过这明显是失真的，倘若王恒真能如此，平吴头功恐怕轮不到王濬。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吴军彼时已经毫无抵抗之力，对王恒也没有实质性的办法，因此才放任对方在自己的国土上肆虐。 而之后孙皓请降，晋军则进入建康城内大肆劫掠，据《晋书》记载，其时“先到者争物，后到者争功”，而王恒所部早早渡了江，自然属于先到者，那么入城抢夺东吴财物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因此当时石崇很有可能率军随王恒作战，并通过洗劫东吴府库从而大发横财。 这样推测并非没有根据，据《晋书》食货志记载，“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孙皓，纳百万而罄三吴之资......于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夸尚，舆服鼎俎之盛，连衡帝室”。 西晋朝廷通过平吴之战得到了大量的财富是不争的事实，而王恺、王济和石崇都是热衷于斗富的人，王恺虽然没有参加过平吴之役的明确记载，但王济肯定是跟随父亲王浑参战的。 王济曾写过一首《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华林园是东吴皇家园林，可见当时他也是进入了建康城的。 《晋书》将石崇等人富可敌国一事写在西晋掠夺东吴财富之后，似乎有些深意。 后来王恺和石崇斗富，他在司马炎的支援下拿出了一棵两尺多高的珊瑚树，但仍然被石崇压了一头，因此石崇那棵更大的珊瑚便很有可能是从东吴府库中搜罗而来。 这便是石崇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当年石苞的预言灵验了，石崇确实不需要父亲的遗产，他自己就能得到财富，尽管是通过非法的手段。 战后石崇更是官运亨通，得到了侍中一职。 作为皇帝近臣，侍中地位很高，当初可以和贾充抗衡的任恺就是侍中，石崇在太康年间彻底飞黄腾达。 在这段时间，石崇继续经营，以扩大自己的财富。 后来石崇死后，朝廷清算他的财产，统计结果为“崇水碓三十余区，苍头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 水碓是利用水流舂米的器械，可持续工作，日夜不停。拥有三十余个水碓，可见石崇田产之多，产粮量之大。 而苍头则是奴仆，是石崇庄园内的劳动力，仅这样的人就就有八百以上，还不包括依附于石崇的佃农。 以上是石崇拥有的生产资料，而石崇还持有大量资产，包括奇珍异宝、田产、住宅等等，二者在石崇的总资产中各占一半。 由此可见，石崇非常具有经济头脑，懂得分散投资，而正确的经营理念也是他能发家主要原因，否则单凭他从平吴战争中抢掠的财物，不太可能达到富可敌国的地步。 在二十四友那篇文章中，我们曾提到石崇的金谷园，这是一个兼具旅游和生产两大功能的庄园。 而石崇还有另一处庄园河阳别业，二者共同构成了石崇的财富来源。 除农桑生产以外，石崇很可能也在经营冶铁相关的产业。 石崇在徐州都督任上因与徐州刺史高诞因争酒相互侮辱，后石崇遭到被免官，回朝后担任卫尉。 据《晋书》职官志记载，“卫尉，统武库、公车、卫士、诸冶等令”，可见卫尉对冶炼事务是有一定监管权的，这对石崇来说属于职务之便。 而当年石崇之父石苞就贩卖过铁器，这是他的祖传技能，而这一行业又利润不菲，石崇没有道理会放过。 以上便是石崇获得海量财富的奥秘，他靠洗劫东吴府库得到了第一桶金，随后凭借自己过人的生意头脑苦心经营，将产业发展壮大，终于达到富可敌国的地步。 至于在荆州劫掠客商，虽然确有其事，但那大概只是石崇财富来源的一个补充，而不是主要途径。 石崇的案例并非个别现象，据《晋书》记载，“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 可见按照当时的社会风气，王公贵族参与商业是非常普遍的事。 司徒王戎就是其中一个，在竹林七贤逐步分化后，王戎也开始腐化堕落。此人极为贪财，他家中有棵李树，果实质量很好，王戎想把李子拿去卖，又怕别人得到种子从而抢了他的生意，于是先把李子的果核钻破再卖。 热衷经营的王戎经常手执象牙算筹统计自己的财产，日夜不停，可见生意规模不小。 经商本不是不可以，毕竟士农工商，商人也是社会组成的重要一部分，但是当官员涉足其中时，味道就变了。这些官商利用手中的权力经商，是不可能展开公平竞争的，最终势必形成垄断，而最终受到伤害的则是朝廷和百姓。 而石崇这等官商在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后仍不满足，俗话说：“饱暖思淫欲”，他们在物质世界得到了满足后，又开始追求精神世界的享受。 石崇和王恺确实素有矛盾，但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通过斗富实现自己的价值本身就是他们的一大追求。 作为二十四友中第三位代表性人物，石崇与潘岳和陆机各不相同，他没有过人的才学和显赫的家世，也没有匡扶社稷的理想，他几乎全靠旁门左道取得了财富和地位，心中也几乎只有及时行乐之念。 然而荣耀来得快去得也快，石崇在达到人生的顶点后过度膨胀，终将在不久后的那次风暴中失去自己的一切。 百年东吴系列在这里 建安的尾声系列在这里 三国名将系列在这里 淮南三叛系列在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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