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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乃强 任新建 三苗是今何地？《尚书·大禹谟》云：“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罚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至诚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益稷》篇有“苗顽弗即”。《史记》作“不即功”。谓军事失败。《舜典》有“分北三苗”，谓苗人顺者抚，逆者窜。）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尚书》的《虞书》五篇，是殷周人根据先民世传的诗歌故事撰写的，不能说当时尚无文字，就不可信。按这段传说的文字分析：所谓“有苗”，就是上篇《舜典》“窜三苗于三危”的三苗。“苗”，是这个民族的本称，也是虞夏华族对这个民族的部落的称呼字。“有”，是当时华人对于民族部落称呼的前加字，与囿字含义相当（如“人皇九囿”，一作“九有”）。“有苗”，即谓“苗”族部落的统治者（有扈、有娀、有莘、有熊，与有虞、有夏、有商、有周，皆同此义）。又称之为“三苗”，是说的苗部落有三个首领，或说三个分部的首领。“窜三苗于三危”也说的是流窜他三个首领，不可能说成是把“苗”族人全都赶走了（《舜典》云“分北三苗”，谓逆者窜之，顺者抚之）。 还当注意加“有”字和加“方”字的区别。“有”字所加，全都是与中华中央集团（无论是公社或国家组织）有经济联系和有政治联系的部落；用《舜典》的语言说，就是“四岳”、“十二牧”联系到的“群后”。若还是没有联系到的民族部落，则照例是在族称之字下系一个“方”字（如朔方、鬼方、荆方、狁方），就不是前加“有”字了。这是上古用于部落名称的规律。由“有苗”称谓，而不是苗方的称谓，就可知《大禹谟》所说的苗族部落，距当时中华的政治核心部位不远。这是我们探寻三苗部落地理位置应注意的第一点。 古史相传：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今山西河东专区界内。由此可以断定：有苗部落与河东的安邑（也就是夏禹故邑所在）不远，有夏氏在当时已经成为中央公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伯禹作司空，是虞舜［帝］政权二十二干部中的重要领导干部），所以帝舜命禹率群后之众去讨伐他。三十天征服不了，便罢兵回来，说明苗与夏禹两个部落相距很近。除开来去的日子，作战不到一个月，便因为征服不了，自行撤兵了。可以估计他们相距不过五天左右的路程。又由于后人多说三苗之国在洞庭、彭蠡之间，即今两湖盆地，也就是可以推断舜、禹时的三苗，当在两湖盆地的北面，与河东相距不远之处。这是推断依据的第二点。 为什么禹率“群后”之师，“奉辞罚罪”，这样丢脸撤退回来，却又“诞敷文德”七十天就感格了有苗，使他自己来降服了？什么“文德”能收这样的效果？还应当考虑：当时文字都没有（或不够用），能有什么文化的感格力？史文只说到有“舞干羽于两阶”的方法。干（盾），是防卫的武器。羽，是表示快乐的舞具。都不是能感格敌人的东西。但这样做了七十天后，有苗却折服了。这就可知应该还有另一种实质性的原因潜含在这句话内。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认为很可能是生活资料需求的问题。 河东解池的食盐，是上古冀、豫、荆、雍四州部落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尤其是豫西、鄂北地区，无论你民族如何强大，只须虞、夏断绝交易，没有盐吃，人民内部便会恐慌起来。舞干，表示只图自固，不相交往了。舞羽，表示我们人民生活得好，不缺物资，心境是快乐的。三苗首领对于武力征服是反抗裕如的；对于部民没有盐吃的恐慌，却无法克服。熬到七十天，存盐吃尽，便不能不自己来恳求恢复交易和经济依附的旧关系。按地理条件和当时社会经济的历史条件来说，对于这个故事只有如此才说得通。（食盐的供需关系，是研究上古史的一把很重要的钥匙。从前还没有人设想到过，故特此重点提出。）这是探寻三苗部落位置的第三点。 以此三点，可判断“三苗”在虞夏世的住地在今河南省的南阳地区，可能还更北一点，在黄河以南的外方、卢氏、缑氏与北邙等山区，以至于陕西省的商雒地区（这些山区高寒，华夏农业民族所不乐居，直到周代还是西戎住居）。 三危与赐支 《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孔安国传释曰：“三危，西裔之山。”是把三危说为西戎部落。 《史记·五帝本纪》云：“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尧），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集解》引马融注亦云：“三危，西裔也。”看来两汉人都是把三危说为西夷部落名，而不是说为山名的（古谓四夷为“四裔”）。两汉人传的《山经》、《水经》也未有说过三危的。再上溯到《禹贡》，它说“三危既宅，三苗丕叙”，以三危与三苗对称，也当是说的民族部落。“既宅”，是说流动部落已定居（由游牧转为经营农业了）。又云“导黑水至于三危”，也只是说的到三危部落去导治黑水。禹本就是“生于西羌”的人，他到西羌部落去治黑水，发展农业，是说得通的。不能说他到三危山去开辟水源。孔传释上文为“西裔之山已可居”，疑山为地字之讹。因后世皆以三危为山名，故传写转讹，宋刻承讹作“山”。 三危山名，始于秦汉方士的纬书。郑玄好引纬书说经。他引《河图》注《禹贡》，说：“三危山在鸟鼠（同穴山）之西南，与岐山相连。”（这当是指今青海省的大积石山，藏名阿尼玛卿）《水经》云：“江水又东，过江阳县南，洛水从三危山，东过广魏洛县南……”洛水即雒水。其源在什邡县高景关，桑钦称其山为“三危山”，与三苗毫不相涉。定三危为沙州山名者始于唐世。《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李贤《后汉书注》、孔颖达《尚书正义》同。所指敦煌石窟所在山也。山不能自举其名，唯人命之名。高峰三耸之山甚多，何能此山乃独专之？其不得即为《禹贡》山名可定。《禹贡》导山，已言西倾、鸟鼠，不言三危之山，则今大积石山与敦煌石室诸山皆非《禹贡》有三危山明矣！唯当释三危为西羌部落在当时的名称而已。 危与微、尾同音，周初《牧誓》有微人。近年陕西发现微氏钟鼎彝器甚多，足证周初微氏为大国“三危”是否唐虞世西方大族落，当更考。 无论三危故地在今青海、甘肃或陕西，总之是古西羌部落所在地。说舜把三苗头领放窜到羌族部落里去，是很近情理的。自唐虞至殷周，羌族与华族都是农牧分工，友好相处。因此，中夏把三苗流放到羌地去是可能的。 “河首”，谓黄河发源处。汉世言河源者始于张骞。张骞未至河源，但从西域人说，谓新疆之塔里木河为河源。《史记·大宛传》载骞为汉武帝言之曰：“于阗（按今地图当作葱岭）之西，则（当衍）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则字当在此）水东流注盐泽（今云罗布泊）。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意谓于阗河入盐泽，潜行至赐支河首，复出为黄河源也。赐支以西世为羌人所据，唐以前华人所不能至，故皆仍骞旧说。至元代乃由国家派人探河源。清代继之，始定星宿海沮洳区涌泉为河源。汉世人所称“河首”，非指星宿海，亦非指鄂陵湖与扎陵湖，所指为今青海省玛多县。旧称“黄河源”，其西有哈姜盐池，为赐支与康区及松潘草地（今甘孜州与阿坝州）仰给食盐之处，故虽非华人所至，由于羌人重之，故很出名，传入中原。由羌人言，知其近黄河，故曰“河首”，亦知其非河源，但称曰“首”也。其东即赐支。 《禹贡·雍州》云：“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孔传云：“织皮，毛布。有此四国，在荒服之外，内沙之内，羌髳之属，皆就次叙。美属之功及戎狄也。”《史记·夏本纪》文同。《索隐》云“郑玄以为衣皮之人，居昆仑、析支、渠搜三山，皆在西戎。王肃曰：昆仑在临羌西。析支在河关西。西戎、西域，王肃以为地名而不言渠搜。今按《地理志》，金城临羌县有昆仑祠，敦煌广至县有昆仑障，朔方有渠搜县。”孔安国把织皮作为四国之一名，不如郑玄说是。王肃以西戎合三国为四，以就孔氏“四国”之说，亦非。皆不如司马贞见解正确。今考“织皮”系羌人商品，即连毛皮也。华族织毛为褐，其羊毛仰给于羌商。羌族养羊历史久远，其羊毛粗长，然乏铁无剪，连皮售于华夏，故华言称为织皮。郑玄说为皮衣，亦非也。“昆仑”羌落，即今通天河区与柴达木区的地面，今尚存昆仑之名为青藏公路所经。“析支”即今大积石山（阿尼玛卿山）与巴颜喀剌两山脉间的果洛州地。《后汉书》作“赐支”。赐与析同音，古有锡字，无赐字，锡即赐予之义。小篆时乃分别为赐字，故赐字古音同于锡。大约是六朝以后才又别为两种发音的。 （《西北史论》1988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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