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落在淮安老县城西门大街石库门（现为淮安区老西门大街103号），先后为淮城骨肥厂、白铁社。1990年起，为淮城镇中小学总校、成人教育学校。民国时期，这里住着祖辈为淮安著名盐商、一个富裕的地主兼商人家庭，经营一家名叫“杨元记杂货店”，当时是淮安城里有名望的人家。与附马巷周恩来家相距不远，两家相互来往、关系很好。
“杨记杂货店”原址，座落在淮安区西门大街石库门，现老西门大街103号 。
1937年，抗战爆发后，次子姨太太萧禹，变卖了家中土地、房屋和杂货店，带领全家大小离开淮安，奔赴武汉、成都，后辗转延安，从此全家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杨家将”，当之无愧的革命家庭。当年，在西门大街经营“杨元记杂货店”的女主人萧禹（1891——1948），出生在扬州郊外一个耕读家庭，自小在父亲私塾教员的熏陶下，熟读经书、知书达理，经常抽空阅读高尔基《母亲》和其它进步书藉。因家庭贫困所迫，16岁她出嫁到杨家作为次子姨太太，随丈夫姓改名“杨肖禹”，与丈夫生有4男2女。每年靠土地收租子二三百石，杂货店盈利三五千元，生活十分富足。1923年，萧禹32岁时，丈夫突然亡故而守寡，长子杨道生仅14岁，自愿停学，协助母亲操持家务，四子杨显基尚在腹中未出生。萧禹独自抚养7个子女（含前妻一女）长大成人。她自幼好读诗书，对花木兰十分崇敬，尤其仰慕鉴湖女侠秋谨，其骨子里有一种自立自强意识。她先后把全部子女送进学堂，大多进入高等学府。
“杨记杂货店”原有老式瓦房20余间，建国后对私改造，房产收归国有后改造成厂房、车间，现为成人教育学校。
1937年，在次子杨述的动员下，萧禹毅然舍弃变卖了家中土地三四百亩、瓦房二十多间、一个杂货店等全部家产，带领长子、长媳和其余3个子女全家大小，离开淮安奔赴武汉，投奔次子杨述，途中遭受各种挫折和磨难。萧禹在武汉的所见所闻唤醒了她的抗日热情,坚定了其投身革命的决心，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1937年底，她把三女儿杨婺华和16岁的三子杨黄霖，依依不舍送往延安。
萧禹，次子姨太太（剧照），1937年毅然舍弃变卖全部家产，带领子女离开淮安，前往武汉、成都，从此走上革命道路。被称为“革命的母亲。
1938年初，萧禹带领全家从武汉进入成都，找到了次子杨述，在中共四川临时工委安排下，萧禹把她在淮安变卖全部家产的金条和银元用于革命事业。用两根金条租赁成都祠堂街两间楼上下店面房，以开办“成都战时出版社”和“英文日报馆”为掩护，作为党的秘密活动据点。
萧禹用两根金条租赁成都祠堂街上两间楼上下店面，以“成都战时出版社”“英文日报馆”为掩护。
四川省工委经常在这里碰头开会研究重大决策，有时邀请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周恩来和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等人在家中开会。萧禹及长媳汪蕙芳分工负责站岗放哨、送茶供饭、安排住宿。周恩来曾亲临厨房看望，称赞其菜肴是家乡风味。她不但招待大家吃住，而且资助许多革命同志、仁人志士奔赴延安，或到敌后根据地的路费，被大家亲切称为“救亡母亲”、“革命妈妈”。
长子杨道生以“成都战时出版社”和“英文日报馆”为掩护，公开身份为社长兼总经理。1942年6月3日，被国民党秘密残忍杀害。（剧照）
萧禹在“战时出版社”期间，更深夜静，还看书读报，写诗作文，抒发革命热情。1939年5月18日，萧禹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龄已48岁。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特务将出版社和报馆捣毁，逮捕了她的长子、时任中共乐山中心县委书记杨道生，她及时销毁党内文件，敌人一无所获，断然各种诱惑、拒绝劝降。她同长媳汪蕙芳搀携两个孙子，匿名隐居在隆昌县乡下，依靠为师范学校师生洗衣服、做针线活糊口度日。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在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下，党组织经多方查找，终于把萧禹及家人从成都乡下找到，住进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周恩来亲自看望她说：“杨老太太，你们全家参加革命，是一个革命家庭啊！”后萧禹与长媳汪蕙芳及两个孙子一家，被用飞机送往延安，倍受党中央的敬重，被安排住在交际处。毛泽东主席听了萧禹毀家纾国难的事，当面称赞她说：“杨家是革命之家，萧禹是革命的母亲”。1948年5月，萧禹一家跟随毛主席、党中央、解放军总部机关一起从延安，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仍住在交际处。由于一生磨难，千辛万苦，积劳成疾，因患脑溢血，1948年 9月3日，萧禹在西柏坡逝世，终年58岁。大勇之母与英烈长子杨道生，被埋在西柏坡山坡上一座朴素的坟茔，墓碑上镌刻着毛泽东主席秘书田家英撰文、周韧书写的碑文《萧禹墓志铭》：“大慈大勇、吾党范型。斯人不萎，含哀永念。所生四子三女，并两媳两孙，尽革命中人”。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代表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撰写的挽联：“杨萧禹同志千古：您自己革命，儿、媳革命，孙子又革命。您是好母亲，好婆婆，好祖母。您是一个模范的女同志。”萧禹在西北坡时，人们尊称她为“杨老太太”。长子杨道生（1910—1942），原名杨本基。1937年，随母萧禹全家老小从淮安到武汉，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工人歌咏团和晨呼队，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以开办“成都战时出版社”和“英文日报馆”为掩护，出版发行宣传抗日救国的书刊，杨道生公开身份为社长兼经理。成都市图书业秘密建立党组织，杨道生任支部书记。由于被叛徒出卖，国民党特务将出版社和报馆捣毁。后来，杨道生职务升至成都市西城区委书记，并负责领导西城区的学生运动。在担任中共乐山县委书记、成都市西城区委书记期间，接待过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在家开会、食宿。1941年2月13日，在前往乐山县就任中心县委书记的途中，因判徒出卖被捕，尽管他没有暴露身份，但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仍认定他是“大共产党”，处以“密裁”（秘密杀害）。1942年6月3日深夜，敌人把他解押到成都东郊沙河堡厚生农场附近，以破布塞其嘴里，用刺刀剌进心脏和太阳穴而死，并用镪水将尸体腐蚀，草草掩埋，年仅32岁。就义前杨道生愤笔作诗：“中原大地起螣蛟，三字沉冤恨未消。我自举杯仰天笑，宁甘斧钺不降曹。”诗句充分体现他对党忠心耿耿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董必武同志将这首诗用电报发往延安，并向党中央作了专门报告，建国后被收编在《革命烈士诗抄》中。1992年春，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野苹，为纪念杨道生烈士50周年，亲自题词：“东华英豪士 西蜀壮烈魂 浩气存千古 长垂后继人”。长媳汪蕙芳（1912—？），杨道生夫人。1937年，随婆婆萧禹带领全家老小一起离开淮安奔赴武汉，途中也同样遭受各种挫折和磨难，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1938年初，在成都她积极协助婆婆萧禹和丈夫以“成都战时出版社”和“英文日报馆”为掩护，站岗放哨，送茶供饭，安排住宿，传递情报，秘密开展地下工作，1939年5月18日，与婆婆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被叛徒出卖，国民党特务将出版社和报馆捣毁，丈夫杨道生被敌人极其残忍杀害，她悲痛欲绝，与婆婆萧禹一起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匿名隐居在隆昌县乡下。1946年春，抗战胜利后被党组织找到，在周恩来同志亲自安排下，与婆婆萧禹全家被送往延安。
长媳汪蕙芳，1937年底，随婆婆萧禹离开淮安，前往武汉、成都参加革命。后在周恩来过问下，全家被送往延安。
萧禹长孙杨欣，为杨道生烈士之子，逝世3年后的1945年也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1947年参加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延安和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中，多次立功受奖。新中国建立后，长期在中央军委和总参的直属机关工作，历任参谋、秘书、副主任等职。次子杨述（1913—1980），原名杨德基。1928年9月，考入淮安县中学，受进步思想影响，在班里组织“鲁迅读书会”，鼓励同学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去南京读高中时暑假返淮，成立进步学生组织“古堡烽火社”，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发表宣言，后被查抄，4名社友被捕，杨述通缉被迫逃走。1934年，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编辑《北平学生》等刊物。1935年10月，因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而逮捕，被北平地下党组织营救释放后，他深感民族危机日深，参与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一批队员。受母亲的嘱吒，把两个妹妹从淮安带去北平读书并参加革命。1936年，杨述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学校党支部宣传委员。抗战爆发后，以平津大学生南下工作团身份，回到家乡淮安发展了3名党员，成为淮安抗日救国的骨干力量。不久，党组织派杨述到武汉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担任“青年救国团”组织委员。动员母亲萧禹、长兄杨道生、嫂子汪蕙芳等全家老小到武汉来参加革命。1938年5月，党中央派杨述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后改称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兼青委书记。1939年5月1日，在群众集会时，遭到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由董必武交涉、周恩来出面营救保释而释放，党组织即送杨述前往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任陕北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党总支书记。1943年主编《抗战报》，其后任新华社日语广播组组长、《解放日报》社编辑、秘书等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新华社特派记者身份，随毛泽东主席中共代表团前往参加重庆谈判。1948年受中共中央委派，调任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筹建中国新民主青年团中央，1949年建国后曾任共青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书记处书记，兼《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社社长、总编；1953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兼高校党委第二书记。1961年1月，调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文教办公室主任。1965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在“文革”中长期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78年平反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1980年9月27日在北京逝世。
次子杨述与妻子韦君宜同为清华大学同学，参加北平地下党，一二.九运动战友，1939年去延安。1948年党中央派夫妇二人筹建共青团中央。
二儿媳韦君宜（1918—2002），杨述的夫人，原名魏蓁一，湖北建始人。清华大学肆业，中国著名女作家、编缉出版家。1936年初，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地下党北平学委干事。与丈夫杨述为清华大学同学，一二.九运动的战友。1936年暑假前往山西参加革命组织“牺盟会”。抗战爆发后，在湖北宜昌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到达延安后任新华社《中国青年》杂志编辑，晋绥《中国青年》分版主编。1948年，受党中央委派，与杨述一起参与青年团中央筹备工作。北平解放后，历任《中国青年》总编，《文艺学习》主编，作家出版社总编，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社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文学期刊工作委员会主任，1986年离休。2002年1月26日逝世。
二儿媳韋君宜，著名女作家、编辑出版家。2018年3月31日，中国作家协会在京举行诞辰100周年大会。
在她撰写的长篇小说《母与子》，就是以婆母萧禹为原型，反映了这个封建地主兼商人家庭的姨太太，转变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曲折过程，为新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增添了一个革命母亲的光辉形象。胡乔木高度评价这部小说，指出：“是表现三四十年代地下党活动的无可替代的力作”。2018年3月31日，中国作协、中国出版集团、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京举行纪念韦君宜诞辰100周年大会，勉怀她在中国文坛史上的杰出贡献！三子杨黄霖（1921—？），字绍宇，原名杨肇基。在淮安县中学读书时，受母亲与兄长的影响，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活动。1937年，16岁时，随母亲萧禹一家和大哥大嫂离开淮安，投奔二哥杨述参加革命，碾转武汉后母亲将他和姐姐送往延安，经董必武介绍入中共陕北公学读书，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特别训练被分配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任保卫科（侦察科）科长，化名黄霖。它是党中央情报工作的一个最重要阵地，用巧妙的方法收集各种情报。由于杨黄霖的努力，他多次成功参与破获了国民党重庆与延安之间的往来密电，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依据。他也曾因工作需要，为摸清日军侵略进攻中原动向，潜入到沦陷区，打入日军内部收集情报工作。1940年调入八路军129师385旅任联络干事仍从事情报工作。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调任北京大学保卫科长，1952年，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公安局政保处副处长；1953年任卫生部保卫处长；1960年起任人民卫生出版社副社长。
三子杨黄霖，母将其送往延安，经过特别训练后，在交际处从事情报工作，破译敌我往来秘电（剧照）。
四子杨显基（1924—？）。1937年，随母萧禹和大哥大嫂及全家从淮安到达武汉参加革命。1938年辗转到成都，1939年7月，在成都从事地下工作，参加中国共产党，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党组织派他到内江以甘蔗试验场技术员身份为掩护，在白色恐佈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1947年下半年，党组织派他进入苏北解放区，从事文化教育工作。1949年后跟随解放大军过江，先后在苏南公学任教员。建国后，1953年调至中科院遗传研究所、动力研究所任秘书、主任等职。1968年下放至金坛县河口人民公社劳动，1973年回城后，任金坛县交通局局长。
四儿子杨显基，1937年底，随母萧禹离开淮安，投奔武汉、成都参加革命。1939年7月，从事地下工作，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剧照）。
大女儿杨婺辉（1909—1999），虽为前娘所生，但萧禹一视同仁，在淮安县中学读完初中后，将其送往南京金陵中学、金陵女子大学（抗战期间迁往成都）读书，后与周作生结婚。大女婿周作生毕业后留美学习经济学专业，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任经济学教授。杨婺辉随丈夫在大学里长期从事党的教育工作 。二女儿杨婺明（1916—2016），又名杨晶明。随二哥杨述进入北平在华光女中读书，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任组长，加入了革命队伍。1937年底，在二哥杨述动员下，杨婺明随北平十几名进步青年几经转折集体投奔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期间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不久加入共产党。1938年7月，党组积分配她到苏北新四军教导队从事民运工作。1940年5月任新四军第五支队民运工作组长，同年6月调往盱眙县第五区，1942年调往阜宁县八区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调往淮安县任石塘区委书记，1948年调到华中工委民运队工作，后随解放大军过江。建国后1953年任苏州吴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苏州市产业党委副书记、总工会组织部长。1958年起，先后任吴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监委副书记、吴江中学党支部书记等职，1979年离休，2016年11月30日逝世。
二女儿杨婺明，在北平读书时参加革命。1937年底，进入延安，见到毛泽东。1938年起党组织派她去苏北新四军教导队，后转地方工作。
二女婿刘作先（1915—2002），为二哥杨述在淮安县中学读书同窗好友，淮安人。由母亲萧禹将女儿杨晶明许配给刘作先。1934年刘作先到上海同济大学读书毕业后，1940年党组织派刘作先去成都以教书名义从事地下工作并入党。1943、1944年期间，他积极参与查找营救岳母萧禹及全家下落未果，爱人杨晶明也下落不明。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作先经多方打听到爱人还活着，已调往老家淮安工作，夫妻遇见后兴奋不已。1946年初，刘作先调入华中军区一分区工作，7月，参加苏中“七战七捷“。1949年，随大军渡江解放苏南后，同妻子杨晶明一直留在苏州吴江工作，先后在吴江师范、吴江县教育局任职，2002年8月28日逝世。三女儿杨静（1919—1992），又名杨婺华。由二哥杨述安排在北平华光学校读书，参加北平地下党组织活动。1937年底，随母亲萧禹从淮安到达武汉后，她与弟弟杨黄霖被送往延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组织派往晋察冀边区工作，历任阜平县妇救会主任、三分区指导员、热辽军区军工厂政治指导员，后勤部党总支书记。建国后，1953年随丈夫詹才芳转业到广东地方工作。先后任广州军区直属政治部副主任，广州市外贸分局党委书记，广东省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其次子詹胜，曾任四野九纵（第46军）首任军长，女婿宋小齐曾任广东省珠海警备区副司令员。三女婿詹才芳（ 1907—1992），湖北黄安人，开国中将。1926年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起，詹才芳先后任营长、团政委、军政委、纵队司令员，军分区、军区司令员、军长等职。参加过黄麻起义，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湘赣战役等，战国后历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大军区正职），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三女儿杨静 1937年底，母将其送往廷安后，党组织派她前往晋察冀边区工作。女婿詹才芳1955年被绶予中将军衔，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萧禹侄子杨肆（1909—？），1933年，上海光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广西大学执教2年。1935年经其表弟王维钧介绍，1937年到武汉走上革命道路。1940年夏，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怡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并单独联系，后经党组织安排，不久打入国民党军统情报机关。他们公开身份是供职于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密码检译所，先期设在南京，后迁入武汉。专门研究日驻华使馆、领事馆等机构间的密电码，成功破译了日军太平洋舰队12种和关东军17种秘电码，掌握了日本海军航空兵、特种兵陆军乃至中国派遣军第11和12军等若干种频道变换的秘电码，以及日本大使馆与日外务省间往来电报，每次都要冒死秘密提交周怡一份。由于杨肆表现“优异”，被戴笠从中校军衔破格提拔为军统特技研究室主任、“少将军衔”。杨肆将日本密电码组织破译情况和王维钧负责保存的最新密码总结报告，附有绘有日本外务省国际无线电台通信联络网，在华日军用电台联络网、电台呼号、通报时间及文字说明等，每月更新一本，交给我党李克农，成为隐藏在敌人内部最深的红色谍报专家。
侄儿杨肆，1940年夏，秘密入党后，打入国民党军统情报机关，破译日本各种秘电码，后升任“少将军衔”（剧照）。
建国后，杨肆千方百计寻找他当时入党介绍人和单线联系人周怡，不料已病故多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公安部按照划分历史反革命和战犯的有关条例，把杨肆划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10年徒刑。刑满释放后，杨肆在上海滩靠卖菜、打零工度日。“文革”开始后，他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就主动跑到公安部门要求坐牢，理由是自己知道党内、敌特的人和事太多、机密太多，为了保守国家秘密，只有坐牢最保险、最安全，不受“冲击”。“文革”结束后，杨肆继续为自己的“冤案”申诉，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被上海市有关部门予以平反，却一直没能得到原定罪单位公安部的平反。萧禹作为杨家次子的姨太太，毅然舍弃变卖了家中全部家产，带领全家老小离开淮安，从此全家均走上了革命道路，她一生千辛万苦，遭受各种挫折与磨难，把所有子女培养成人。杨家一门十余人，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前赴后继，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他们兄弟姐妹组成了真正现代版的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杨家将”，在中共党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家庭！这也是革命老区淮安人的骄傲和自豪！淮安人民将永远勉怀杨家的先烈们丰功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