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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真华：我与竺可桢像的故事

作者:廖思展

2010年，是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诞辰120周年。在为纪念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教育家而印发的一系列纪念封、纪念册上，神形兼备的竺可桢塑像上镜率颇高。塑像中的竺校长，一手执手杖，一手挽风衣，微迈步子，面带微笑、神情坚定地注视着前方。二十多年来，周遭的风景由玫瑰园变为了芳草地，竺可桢像依然静静矗立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注视着浙大在奔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征途上阔步前行。

塑像出自谁人之手，创作过程中又有怎样的艰辛与曲折？借此竺校长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走进塑像作者应真华老师的家中，聊起那些并不如烟的往事。

“竺可桢像，我前后创作有三年！”应真华老师开口第一句便把在场的人怔住了。原来早在1984年，浙江大学就着手筹备建校90周年的庆祝纪念活动。这其中的一件大事便是在静谧的玉泉校园里，为功勋卓著的老校长竺可桢树一尊塑像。塑像的设计创作工作则毫无悬念地“花落”与浙大历史渊源颇深、同居西子湖畔的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我国第一所综合性国立高等艺术学府，也是当今国内学科最完备、规模齐整的综合性美术学院。其始建于1928年的雕塑系，作为中国现代雕塑教育历史最为悠久、脉络最为清晰的院系，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书写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于竺可桢校长，中国美术学院的老师并陌生。文军西征名传千古、求是之光烛照后人……那一页页荡气回肠的诗篇，激发着雕塑系老师们澎湃的创作热情。据应真华老师回忆，在征稿期间，先后有9件风格各异、凝结着艺术家对人物理解的艺术作品问世。

雕塑的语言，兼具写实与抽象；艺术家的思维，天马行空。面对9件匠心独具的作品，浙江大学俨然一位思维缜密、严谨的工科生，组织起十分正规、严肃的评审来。评审团请来的多是与竺可桢亲密接触的人。这其中既有他的儿子竺安，也有常伴他左右的司机，更有他的同事——德高望重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

“把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谈起自己的作品最终从激烈的评选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大多数评委的青睐，应真华老师这样说道。而具体谈起设计理念、雕塑语言的寓意，应老更是打开了话匣子，他将作品中几个关键的元素——手杖、风衣、碑座一一做了解读。

手杖是作品成型后争议最大的部分，对此应真华老师颇为坚持。他说手杖是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以及留存于世的文献资料而特别设计的。“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在阅读了大量文献后，那一副竺可桢校长亲拟的《手杖联》成了应真华老师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印记。“手杖与竺校长形影相伴，我想他一定很喜欢手杖的。”应真华老师的揣测后来也从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那里得到了印证。钱老回忆，竺可桢对手杖的确十分钟爱。

除却尊重史实，应老师对手杖的设计还另有深意。在他看来，竺校长最大的功绩在于抗日战争时期，为躲避战火、保存文脉，带领浙大师生举校西迁至贵州遵义、湄潭。“'流亡大学’在那个时期仍在不断发展壮大，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西迁的路到底有多艰险？动荡、变革的时代远去无言，就让那一杆手杖默默诉说跋山涉水的险象环生吧！

至于塑像里出现的风衣，既是民国年代知识分子的标准打扮，也让迎面而来的竺校长多了几分风尘仆仆之感。一处精巧、细微的设计，令置身于时代背景下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真实。

谈起“有碑座无碑身”的设计，应老师说他有几方面的考虑。一来他在创作之初曾前往玉泉踩点，了解到塑像未来将矗立在一片玫瑰中。“我就想塑像不能做得太高，否则会与周围的环境不协调。”再者，“竺校长在西迁过程中，与浙大师生们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把塑像做得低一点，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也能给人一种亲切随和的感觉。”

竺可桢像经由应老师设计完成后，并未按照惯例由中国美院委托工厂加工，而是由浙江大学自行负责铸铜。原来，上世纪80年代，浙江大学有一大批优秀毕业生被分配到了杭州制氧机厂，总算盼来了为母校出力的机会，又怎能轻易放过？

1987年4月，值浙江大学90周年校庆之际，经由杭州制氧机厂铸造，高3.2米，净重2.5吨，黄铜质地的竺可桢塑像正式落成，立于玉泉图书馆前的玫瑰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