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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八年，因受许三礼弹劾，身处党争旋涡中的内阁学士徐乾学乞请回乡，这本是他仕途中的低谷。临行前，徐乾学仿效古人以书局自随，请求将在京师尚未完成的《大清一统志》一并带回纂修，圣祖特旨允许。虽为昆山人，徐乾学自此落馆于烟波浩渺的洞庭东山编书，这一年他五十八岁。
在徐乾学年轻时，就已经开始藏书事业，这位年轻人对书籍的痴迷给前辈学者黄宗羲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参观过浙东各大藏书楼，黄宗羲为徐乾学《传是楼书目》作序时仍由衷赞叹：“健庵先生生乎丧乱之后，藏书之家多不能守，异日之尘封未触，数百年之沉于瑶台牛箧者，一时俱出。于是南北大家之藏书尽归先生。”这也道出了传是楼藏书的来源，明清之际私家藏书散亡于市，徐乾学广泛收购，钱谦益绛云楼、毛晋汲古阁、钱曾、季振宜等大家的旧藏都被他归入麾下。甚至，徐乾学还跟随黄宗羲前往天一阁抄录，“是阁之书，明时无人过而问者，康熙初，黄先生太冲始破例登之，于是昆山徐尚书健庵闻而来钞”。《长短经九卷》宋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有“徐乾学印”时人徐釚称“传是楼所藏，插架盈箱，令观者相顾怡愕，如入群玉之府，为当今第一”，此评价颇为得当，传是楼的规模应为清初江南藏书之首。汪琬也写道楼宇的规模足足有七楹，书橱共有七十二个，“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标缃帙，启钥灿然。”从各位名家的题记来看，徐乾学对书籍的热爱并不仅限于物质上的占有，书籍的编纂、刊刻、传播、流传更是他的兴趣所在，藏书是为编书，后者才是他一生的志向所在。黄宗羲对徐乾学的推崇之意溢于言表，直言如他一般能藏、能读、能文者罕见：“至于书之为物，即聚而藏之矣，或不能说；即有能读之矣，或不能文章。求是三者而兼之，自古至今，盖不能数数然也……何意当吾世而见之健庵先生乎？……新朝开创，天府之藏未备，朝章与故制度文为历代因革，皆于先生乎取之，是先生之藏书，非但藏于家也。”《周贺诗集》，国家图书馆藏，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有“乾学”印所谓“朝章与故制度文”显然指的不是徐乾学的诗文作品，而是指他于清初官方修史有草创之功。早在康熙十八年，徐乾学就入《明史》馆充任纂修，三年后出任总裁，传是楼藏书中的六经、史书、礼制文献正是他编史资料的重要来源。而至康熙二十五年《大清一统志》正式开馆时，身兼数职的徐乾学立马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方志书编纂之中。京师宣南的徐氏宅邸碧山堂中，正值壮年的徐乾学与同僚们不厌其烦地讨论着收录条目、叙事详略、修撰凡例，广袤大地上的山川、人物尽在他们笔尖。碧山堂的徐氏幕府可能是一种特定时期的特殊存在，万斯同、姜宸英等布衣学者都是没有受清廷任命，但以徐乾学幕府宾客的身份参与到典籍的编修工作中。书局官私参半的性质可能与明遗民的态度有关，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幕宾无不钦羡徐乾学的藏书，也同样仰慕徐乾学的学问人品。“先生施于名命为雅诰，刻于金石无愧辞，风声所播，山心松友之士，莫不推琴而起，共集门墙”。徐乾学的藏书之名使学者云集于此，而他们从事的修书、校书工作则在创造更多的读者，使思想从这一交游圈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三年后徐乾学由京返苏，幕府宾友并未随之散去，与之相反，阎若璩、胡渭、刘献廷、黄仪、顾祖禹等清代学者名流都跟随南下修书。万斯同在饯别宴会中言：“今日之会盛矣哉，然今日之盛即来日之衰也。诸子皆海内之英，自兹以后，宁复能相聚一堂，若今日之盛者？此不独吾党聚散之感，抑亦京国人文盛衰之会也，诸子其为我进一觞。”这批学人中的任何一位，无不代表着清初地理学问之巅峰，围绕徐乾学形成了庞大的交游网络，真可谓一人影响“京国人文盛衰”。在东山士绅翁天浩（《具区志》编者翁澍之兄）的帮助下，徐乾学将《大清一统志》的书局迁到东山翁天浩的橘社别墅，以便更好推进编纂工作。现在的东山湖湾村一带顿时鸿儒荟萃，太湖边隅的橘社已然成为清帝国历史地理的学术中心。更重要的是，以徐乾学幕府为中心的书馆，也正在成为帝国晚期罕见的知识生产与交流并存的场所。根据学人的描述，橘社书馆之员有三四十人之多，徐乾学与其同僚们不仅就修书校书互相交流、共同切磋，也时常于太湖边宴饮唱和、赏景郊游。裘琏记录这段书局时言“校辑之暇，间与诸君子凭眺湖山，寄情鱼鸟，作为诗歌，共相唱和”，胡渭回忆橘社的时光道“二三素心，晨夕群处，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者，受益弘多，不可胜道”。可见橘社的修志生活是极为放松愉悦的，由于《橘社倡和集》亡佚，幕府宾客间的交流与互动细节很难还原。可我们能看到，最为卓越的知识都永久地保留下来，并融于一炉，为清代学术注入力量。顾祖禹获舆图增订《读史方舆纪要》，阎若璩在辨析、考据材料间留意《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胡渭修志期间抄录天下郡国书乃得《禹贡锥指》，几乎每一位大儒的代表作都与橘社书局工作息息相关。晚年偏居一隅的徐乾学，是否感觉到自己正处于“文人共同体”的中心？洞庭橘社的时光珍贵而短暂，康熙三十年徐乾学包庇朱敦厚一事被告发，遭到革职，同年徐氏兄弟又被弹劾，书局撤去，徐乾学只得迁至嘉善、昆山等地继续修志。这一年他正好六十岁，藏书、刻书活动都已接近尾声，著作等身。书籍既是徐乾学一生的心血，也是他穿越各个空间与阶层间的媒介。从京城宣南到洞庭东山，传是楼藏书既是总裁修史的“自荐信”，也是维系文人网络的礼物，书籍本身蕴藏着无穷的意义。《大清一统志》的编纂、生产、流传也在成为一股影响历史的力量，与身处时代的学术转型有紧密联系。明清易代之后，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反知识主义”逐渐被摒弃，梁启超谓之“理学之反动”，学界开始复归汉儒的经说传统。清初学者强调经世致用，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是徐乾学舅舅，徐乾学的学术准则亦一脉相承。《凡例》中不难看出他经世的创作宗旨：“谨自《禹贡》《职方》及于近世，博采古义，参决群言，标其大凡，以为成书之准。务使识其大而略其细，考其实而阙其疑，取类周详，措辞质古，展卷之下，条晰缕分。庶几体国经野，不窥髓而可知；观民省方，如指掌而斯在。”表面上，一统志是确立清代疆域的重要文化活动，从各地人文地理推衍至“大一统之业”。但其内在机理是将训诂考据历史地理看作是承载大义的方式，方志失修则纪载缺遗，只有反复续修补遗才能让山川永固，考据之学与济世理想得以调和，这也是通往后世乾嘉考据学的重要一环。纂修《大清一统志》极大激发了后世地方修志的热情，清中期以降的方志如雨后春笋涌现。与此同时，明遗民学者们与清廷间的不和，似乎也通过修史这一官方活动稍得化解。康熙三十三年，徐乾学于家乡昆山病故，这也标志着《大清一统志》纂修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临终前，徐乾学将已完成的山东、直隶、山西、江南四地志稿进呈，其弟徐秉义在北京继续主持纂修。此时顾祖禹、黄仪、阎若璩先后病逝，属于徐乾学的时代结束了，东山橘社消逝世间。橘社书局是文人编志之典范，或许也是这个时代的另类。面对繁荣的图书市场，学者们围绕书籍展开的编纂、抄录、整理活动不旨在商业利益，而意在知识的共享。橘社的书籍生产过程不仅是将多位思想家理念综合的过程，身为编者的思想家也在创造出新的知识，当他们的著作再次流布，又传递给更广阔的阅读群体。然而，作为物质载体的传是楼藏书则散佚更快，徐乾学病逝后，昆山徐氏家族败落，藏书先流入清廷宗室怡亲府，最终与黄丕烈藏书一道，进入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杨氏海源阁。若今日的我们踏进古籍展，会发现宋元刻本上不少留有徐乾学的钤印，无不彰显着传是楼这座清初最大藏书楼的昔年胜景。不由感慨，曾经影响着一个时代学术、政治话语的文人交游圈，就浓缩在一方小小的金石篆印中，以及有关《大清一统志》的寥寥数语间。藏书楼全盛时，徐乾学召集子孙上楼问：“吾何以传汝哉？”
他不传土田货财、金玉珍玩、鼎彝尊斝，而是指书而欣然曰：“所传惟是矣！” 遂名其楼为“传是”。1. 徐乾学：《憺园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1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2.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1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3. 汪琬著，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4.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 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 尚小明：《徐乾学幕府研究》，《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6. 吴仁安：《清初江南徐乾学家族的兴盛和衰落》，《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7. 贾长宝：《从1687年的徐乾学“碧山堂”元夕聚会看清初宣南地区学者群体的宴饮交游》，《清史论丛》2018年第2期。8. 王大文：《康雍乾初修<大清一统志>的纂修与版本》，《历史地理》2016年第1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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