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 | 吴俊： 文学史和跨学科学术——文学史周期律和文体文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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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跨学科” “跨域”已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既成事实，也是重要的学科生长点。在2022 年河南大学文学院召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论坛”上，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文学跨学科研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吴俊紧扣文学史周期律和文体文类的功能探讨文学跨域研究是否可行，指出古代能够以文体文类为中心叙述文学史，而新文学运动打破了传统文学史文体文类周期律，这也使现代文学史已经实际上成为一种跨学科跨领域建构的学术范畴。李怡强调，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对文学审美研究的巨大冲击下，“文学性”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需要对“文学性”作出新的认知及界定，借助社会历史研究重新定义其思想和形式。武新军认为，跨学科研究的实质是在不同学科的“整体联系”中展开文学与文学史问题的研究，由此对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方法和价值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这三位学者不同角度的论述，深化了我们对跨学科研究的理解，展示出跨学科思维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 

作者：吴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3 年第 5 期。

一

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中国社会转型不仅开启了文学史新阶段，更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环境中迎来并进入了新媒介文学生产时代。新媒介带来的文学史新变，在技术上和意识形态上，都决定了、也直接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的现实宏观生态面貌。新媒介文学生产的新现实是对传统现实观念的一种新拓和重新定义，其文学观的根本要义是将虚拟现实的真实性含义纳入新世纪、新时代的文学现实观念中；线上云端的现实也是脚踏实地的真实现实。这种新现实观念的基础，建立在将网络工具视为时代的文明水平标志，而非仅是一种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包括文化生产手段，即工具文明的世界观发生了实质变化。这种世界观更新符合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工具代表生产力水平的经典理论。对于新世纪新时代文学的价值观重建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比如如何创造网络媒介时代的文学新人？文学新人也是新世纪以来对于新时代、新现实环境中的人物形象创造提出的一种文学史期待。当传统的文学现实资源无法有力支持这种新人诞生的时期，想象和虚幻的期待就会以新的文学形式出现，也许这将有力地助成新文体、新文类的诞生和成长。在一定程度上，科幻文学、生态文学等的勃兴就是这种文学新潮的体现。按个人所见，新人物的艺术性创造迄今还主要表现在科幻文学形态中。

其实，新文体、新文类的出现，早已经构成了一种主流趋势的文学现实。而且还有其文学史的深厚基础和强力支撑。所谓文体和文类的概念所指及区分，严格地说还存在着相当的模糊性，常常难免在近似的程度和意义上使用，求得基本含义的意会或认同。大致上说，文体多指作品的文本体裁样式，重在作品的整体特征，特别是写作技术及呈现的美学风格，也可以说是作品的总体形式面貌。如果认为文体是内容表达的形式，那么文体也就和内容发生必然联系。事实上，文体并非客观、中立的自然形式，确实是有选择性、倾向性的，广义上文体具有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内涵，且自觉或不自觉地关联、依赖着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深刻背景。

至于文类概念，一般是指作品的类型属性，是含有历史内涵和理论意义的专门术语，即特定专业领域的学科学术的研究对象。显然，文类是一种具有较为中立、客观色彩的专业概念。由此可见文体、文类的基本区别：文体重在具体作品的体裁（特征、风格），在文学批评领域中以体裁或风格研究为主；文类重在文学类型、类别及其研究，自然就以理论和文学史的学术为多。表象上看，文体文类两者所指的具体对象有时会有部分的交叉重叠，但领域分属仍有不同。比如，我们常说的叙事、抒情之类，可以是指文体风格特征，或体裁（特征）；也可以兼具文类、类别的概念，如叙事文学、抒情散文（诗歌）等。

文体文类在写作或学术的历史过程中，总是在发生着持续的变化。由新而论，发端于新时期的当代文学最新之变，小而言之就可归结于新文体、新文类的再生——融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生产的新文体、新文类文学形态由此成为文学的新生态；大而言之，这种文学新生态既是因文体、文类的新创而成的一种文学整体重构，其必然结果就将是新文学史的开创——核心是文学价值观的重构。文体文类探讨的意义在于，从技术面向上可以进入对于文学宏观面的崭新认识，由此启发拓展文学研究的新生面。

理论上可以将此表述为，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历史语境，我们首先需要重新认知这个时代的文学表征，并将其纳入一般文学史的视野中。

二

早有学者注意到清代焦循（1763-1820）有“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学史观，并析论其如何影响到了晚近新学术有关文学史逻辑建构的专业实践路径。百余年前，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就是直承焦循之论而来，后来的梁启超小说界、诗界革命论甚至新文体之说，连同胡适、鲁迅辈的“白话文学正宗说”、启蒙文学论等，也可说都有焦氏“一代所胜”文学论的史观史论痕迹。可见以古为师，与古为新，道不远人。

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学史观，主要出处在对上古至明代文学流变的一段概述中。他历数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金元最后至明代的文学创制高峰体现，尽在文体文类的流变脉络中。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每代文学的高峰就是后世看来最有辨识度特征的特定文体或文类。如论周之风雅颂成就了《三百篇》（诗经）；屈宋之所以为“周末大家”，就在“楚骚之体”；汉赋成就了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为四百年作者”；至论一代唐诗，则“以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为此标志的是杜甫、刘长卿、孟浩然、王维、李白诸多大家；至于“论宋宜取其词”，宋词成就的是秦观、柳永、苏轼等；待“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于是关汉卿等“为一代巨手”；明代文体高峰则体现在八股，八股“洵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

显而易见，焦循所见、所举的每代文体文类之所胜者，或为前代之所无，或虽滥觞于前代而未为主流，又多在后代趋于式微，或至少未能再创高峰。由此所谓一代（文学）文体、文类之所胜的立论才能成立。且从反面立论，焦氏还这样断言：“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这就直白地可看作是对后世史家的告诫了。焦氏还自谓本有依此文体文类创制高峰的流变规律，悬之为标准，品选历代文学，“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真有还历代文学之胜本来面目之意。可惜一直都没达成目标。

以上焦循所论并强调的要点，概括来说，应有三项很大的启发。一是最明显的，把文体文类看作是文学写作、文学作品的基本和核心的体现及标志，因此，文体文类流变就是文学史的主要脉络。这与后世有关文体或文类乃文学本体的思想，表述上近乎如出一辙。或可说成是文学史的文体本体论或文类本体论。二是不拘一格的文体和文类的文学价值论。焦氏对于各种文体或文类并无优劣尊卑的等级观念，这才有了各代文体文类各有所胜的不同类型创制及文学史地位标志。同时，“一代所胜者”也会成为末流，而曾经的不为所重者易代之后同样能够登堂入室，成为新一代之所胜。他对曲和八股的推崇，最能见出独具只眼的史家品评眼光，彰显出的是宏通兼容的文体和文类的视域。这种眼光和视域越出、超越了既有文学 （史）的惯性和传统的定式与范畴。发现和标举文学新体、新类的过程与结果，其实就是文学疆域获得拓展的文学史和文学观的一种推进与提升。三是对于历代文体文类的纵横向比较意识及学术操作实践，在比较视野中看出各种文体文类的盛衰、兴替、峰谷流变轨迹，以一代之最胜文体文类制定一代文学的高峰高度，由此必须拓展和更新学术视阈、跨域观照才能做出新的历史评价。这也是由他的文学本体论和价值论所决定的文学史认识论和学术方法论，且能够落实为具体可行的操作手段。换言之，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撰述就此必然成为一种后来所谓的跨学科学术及所应当具备和体现的知识、逻辑、理论的内涵与形态。可以说，发现一代文学高峰标志的新体新类，并以之为文学史的价值典范，这就是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学史观在今天仍未过时的思想方法意义和学术镜鉴价值。其中，“跨域的发现及创见”尤为杰出史家和学者的超越性贡献路径。

后来，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又承焦循所说，这样简明地论及（朝代）时代与文学的关系特征，即文学史的时代表征。王氏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王氏的基本意图当在强调宋元戏曲研究的独特性、必要性和正当性，其实也就是焦循一代文学之所胜的文学史理论翻版。“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也是焦氏所胜、所不胜之说的正面强化说法。换言之，元之曲等已经达到了文学史高峰，不仅成为一个时代的崭新文学标志，而且后世也再无能力更续、超越元曲的高峰了。由此可知，文学新体新类之所胜的要义，不止于新，而在其文学史上所能彰显的创制高度之胜。这才能够促成宏观论述上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抽象一点说，文体文类的代际流变、更续更新成为文学史的规律标示，更是一代文学的历史创新、历史高度的地位和评价的标示。有鉴于此，焦循、王国维的“一代文学史论”也就有了文学史周期律的鲜明含义。

具体申说的是，文学文体文类的历史兴衰更替更生有其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往往构成或体现为历史流变的周期律，这种周期律也就是文学史的一般规律。由此再深入推进一步，这种文学史规律（文体文类周期律）与一个时代的政治兴衰更替也有直接相关性，甚至可以成为后者的表征和标识，这才有了所谓文运即国运之说（王国维同时代人林琴南在论及古文命运时就有此说）。也是在此意义上，文体文类的意识形态性、政治含义乃至文体文类价值观背后的世界观意义，才有了获得层层理解和阐释的可能。

由古论今，如果说文体文类的文学史周期律或曰文学史的文体文类周期律体现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演变规律，而且，古代政治史（朝代史）的兴衰更续也多与此“文运”的节奏相对应，更增强了这种文学史的文体文类周期律的固态模式体现，那么，今天从新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历史来看，这是否同样也可成为沿用相循、能为当代文学史观察提供学术支持、路径依靠的文学史公理呢？或反之，这一“公理”的有限性又能提供怎样的多向、多维的思考动力呢？

三

上述所论，焦循、王国维的时代文学论，主要着眼于、建立在传统文体文类范畴的判断上。就相对稳定、传承有序的文体文类形式看，某种文体或文类在一个时代达到创作巅峰，并因之极度成熟甚而趋于形式固化，因之形成特定的审美经验和评价标准，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已被描述得极为明显，即总有一种文体或文类可以代表、辨识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典范。如果文体文类的创作生产能够充分有效地获得后世文学史评价的强力支持，这在相当程度上会有利于促成一种开放的文学史观的形成——甚至以之与固守传统主流的文学经验及狭隘观念相抗衡。焦循文学史观的意义和价值也因此得到了一种历史性的表彰——至少是俗文学的价值地位及文学史正统身份，在焦循的文学史观中已经得到了实际确认。而且，在此确认过程中，不只是文体的消长兴替而已，更是在文类的成长成熟方面被视为文学史高峰的新创标志。再落实到史学和一般学术理论层面，其实就已经见出了跨领域学科学术的观念及方法逻辑。在西风东渐的启蒙时代，这显然更加有助于中外碰撞后新文体、新文类的诞生与成长。特别重要的是，从文学史观念生产机制上看，焦循所代表的传统学术内部，其实也有着革命性因素的产生土壤和机制，中外东西、传统与现代未必主要就得以对立眼光来打量。毋宁说，尤其到了近代，从王国维、梁启超开始，焦循的文学史观更有了对立两面的双重互补的生成性，并为后世启示了更多与时俱进的镜鉴性。所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一方面是新文体新文类的历史合法性、现实合理性有了学术传统资源的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也可见出传统之说已难圆满解释和有效支持文学流变的文体文类的新生现状了。传统资源及学术生产方式既需要、也应该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历史转型。对于文学史流向及动能的这种认知，是在历史的革命性断裂与跨越断裂的双向关系上的一种对冲和链接的观念，能够有效弥补历史转型巨变带来的对于前代文学、文学传统的单向伤害与颠覆。

历来称晚清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新文体运动等，开启了现代新文化、新文学的革命滥觞。比较而言，文体文类上的革命在焦循文学史观上能够找到渊源，只是焦氏不可能有梁启超的政治动机及思想内涵。两者的时代意识、目标诉求完全不同。而与现代新文化相比，梁氏的文体文类等级观念又显得近于保守的士大夫传统，文体文类特别是白话俗文作品只是思想表达和社会运动、政治革命的工具。在文体文类论的表述形式上，梁氏甚至还不如焦循吧。但即便是功利主义的动机，客观效果上也是打开了近代文学的文体文类解放的传统封禁之门。特别是近现代报刊出版的兴起、发达之后，文体文类新创的潮流趋势更是加速了文学史流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首先是在文体文类的生产形态和宏观生态上，一时代的文学已经完全溢出了传统文体文类观的涵盖范围。简单观察就能看出，文学革命的表象就是白话新文体新文类的一场生产运动。这场运动的机制突破了传统文学变迁的常态惯性方式，产生出了裂变性、爆发性的文体文类生产效能。哪怕焦循王国维再生，也无法用一时代之所胜的文体文类来辨识、衡定现代文学了。小说吗？还是新诗，或者散文？更不要说各种文体文类内部还有着明显重要的界限区分。显而易见，现代文学史的表征及其规律性，不再能用单一、少数可称标志性、经典性的文体文类来认知、概括和判断了。简言之，传统的文学史文体文类周期律被打破了。

传统文学史文体文类周期律的被打破，实质上就是指现代文学走出了传统文学史的周期轨迹，成为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文学新生态——旧文学的传统价值地位彻底衰微了，新文学史开始了。那么，文学新生态中的文体文类的文学史意义又将如何呈现和评估呢？对于本文的直接问题就是，现代文学文体文类的文学史构造功能将发生何种改变？或者，如何确认文体文类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呢？

四

本来，依照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论、一代文学文体文类的兴替史观，明清小说成为一代文学的辨识度文体或文类，应该也会出现在文学史的自然流变描述逻辑中。不过，数量级的改良维新到了一定的程度，大概率会发生性质上的革命。从长时段文学史看，在新文学以来直到新世纪新时代的文学文体文类表征上，王国维的这样一个学术思路和文学史周期律，在观念和实践上都早就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文体文类的重要性意义当然能够获得抽象的继承，但如前述，包括历史描述、逻辑勾勒以及史著撰述的具体学术操作已经无法实现“一代之所胜”的文学史概括目标了。启蒙文学、现代文学的生态、特别是文学的现代生产机制在此过程中已经酝酿成形了。按最新的典型案例之一来说，现代文学的起点甚至可上溯至 1890 年的陈季同法文小说“Le roman de l’ homme jaune”。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文类流变在时空和形态轨迹上开始走上了一条史无先例的新路。可以说，新文体新文类之路就是现代文学、新文学史的展开方式；新文学史以新文体新文类的生长和成熟为自身的主要标志。这似乎在一定意义上能够暗合焦循王国维“一代文学论”的看法。然而实际上，即使小说还可以是王国维、现代新文学的文学史文体文类标识，仍须省察、觉悟到此小说已非彼小说的观念了。否则如何能理解如《狂人日记》《沉沦》的新文学性乃至其世界（现代）文学的含义呢？

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历史性改变，以至于终止和扭转了单一文体文类中心的文学史周期律呢？文史常识上概括起来，宏观上主要无非三项，一是印刷技术的进步，支持了发表出版媒体的发达和商业化应用；二是文学文化产品的商业化和工业化生产方式及机制，支持了商品市场的形成及相关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三是专业写作和作家成为合法的职业工作与社会身份，包括写作行业及业态的多样化、规模化的成形成熟。就此，技术、市场、制度所支持的文学生产、传播、商业利益构成了现代文学生态发展的充分社会条件。几乎同时，现代文学的文体文类观念和经验也以西风东渐的强势，取代了传统文体文类的文学实践方式。不仅是白话取代了文言，更直接的是文学写作文体和文类新生在持续发生着全面、整体的结构性改变。文体文类的功能也因此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言以蔽之，跨域和无界（破界）的现代文学生产制度机制包括其所获得支撑的技术条件、生产要素和权利保障，决定了现代文学史（撰述）必须或只能成为一种跨领域跨学科的学术生产方式。其中的文体文类功能（包括文学史周期律的辨识和标志）因之不能不被重新认识和定位。

现代文学不再是承元曲明清小说之类俗体文学自然流变而来，新文体的资源、生产机制、观念其实都有舶来（世界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坐标参照）内涵的自觉实践。这并非主要就是进化论之类的新思想启蒙之功。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至少在现代文学的形成和创制的早期，文学翻译成为新文体新文类的主流生产方式。林译小说把域外各体作品杂糅熔铸一体，成为传统文言小说的一种变体新制。一如严复的《天演论》 “译述”。这实际上已经开创了文学史新文体新文类的创制滥觞。设问，翻译文学是一种怎样的文学（文体或文类）？汉译文学是中国文学吗？并且，以林译小说为标志的文学商业机制不仅伴随了现代文学生产制度的建立，同时因其哺育了最早的一代新文学者，加持、助力、催生了文学革命的颠覆性到来。后者在基本意义上就是白话新文体新文类的文学。《狂人日记》诞生前，鲁迅的现代文学审美经验和训练资源，主要就是日译外国小说和林译小说。但是《域外小说集》充其量只能说是一次归于失败的翻译尝试，其传播功能和社会影响趋近于零。《狂人日记》才最终成为新文学革命成功的文体和文类标志。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学革命的文体文类创新开创了新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但这种新文体新文类显然已经跃出了中国传统文体文类的范畴。同样名为小说，中国古代小说、林译小说、《狂人日记》事实上代表了不同性质的文学史时代身份。有了林译小说的过渡和推动，《狂人日记》不再接续元曲自动成为明清小说这一历史逻辑中的一个后续环节。文学史的流变在此拐弯并且转折。焦循王国维的文体文类滞留在了古代中国文学的世界中，成为《狂人日记》的前世对照，《狂人日记》标志的则是新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历史发端。实际上最重要的还在于，《狂人日记》标志着现代文学史的学术驱动力从此获得了新的资源补给。新文体新文类提供、支持了新文学史的生产内容和形式。

《狂人日记》不是孤立的。它意味着现代文学的新文体新文类已经是新文学史的主要体现和展开的方式。现代的文体文类生产机制在所有文体文类上都产生出了革命性的历史成果。文体文类上最能看出现代文学的文学史巨变面貌。单一文体如小说如《狂人日记》不再独自拥有标志或衡定新文学史的唯一资格。这几乎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种文学史的经验性、常识性认知和判断所依托的基本事实各体各类文学和单一文体文类内部的分支文体，都不仅参与了、更重要的是标志了现代文学的具体历史构建。单纯、具体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体文类文学史论看来是从此失效了。但是，文体文类中心论的文学史观察视野和方法却也依然能使我们得到更为丰富的收获。

在新文学文体文类大致奠定文坛大势后不久，就有新文学者从历史总结的角度评估过各体各类新文学的贡献。当时无非以短篇小说、新诗、散文（美文）为主排序定位（如胡适、周作人等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等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在良友公司大规模出版后，现代新文学的历史形塑已经在现代出版业的支持下成为一种自觉的学术共同体行为。换言之，以现代文学的新文体新文类为基本描述对象和论述范畴的文学史观念及撰述方式，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的主体和主流。就文学史的广义著述形式看，更早些的小说通史专书《中国小说史略》，也就是以历代小说的文体流变为史述史论的主体逻辑。文体文类论的一般方法路径并无新旧，对于文体文类的范畴认知和历史释义才是学术的新旧（传统和现代）有所区分的实质标准。

且如上述，就具体文体文类的历史诞生及流变来看，现代小说也绝非中国现代文学新文体新文类的孤立或最早的体现。比如新诗，明显早于新小说；新散文也不见得晚于新诗或新小说。这算是大致的近于文类之别吧。就狭义的文体论，小说的短中长篇，文体皆备得到 1920 年代，且中篇小说文体更在半个世纪后的新时期才大放异彩，有了文体概念上的盖棺论定。散文中如美文之名、散文诗之类，得名甚早，但成熟各异，倒是政论、议论乃至杂文，《新青年》始就在文体上拥有了最多的“粉丝”和“流量”。诗体的现代进化变迁，或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微妙也是最显著和最复杂的现象，即以边缘性的诗体如白话旧体诗、古诗今译等论，成就恐怕也不一定在一般新诗体之下。还有如跨语际的译诗（翻译体诗）呢？

我要强调的无非是，单一、个别文体文类早已经不足以成为现代文学史的衡量指标和标准，但同时，文体文类又足以标志现代文学的历史面貌和创作高度。现代文学史虽无单一文体文类之胜，却有文体文类的宏观生态之盛。现代文学所胜在文体文类的宏观生态之盛上。这给文学史研究带来的直接而简明的启示就是，现代文学史已经成为、实际上必须是一种跨学科跨领域建构的学术范畴。由此，文体文类研究、文学史和跨学科，三者构成了问题对象、历史系统和方法逻辑的学术统一体。

五

现代文学史的文体文类演变趋势或历史，到了今天应该仍在既有轨道和形态上延续。很难分出现代、当代之别。这就是“现代”文学的样子吧？

不说既有文体文类的现当代流变，要说的是当代文学新文体新文类的出现。我举两个显著现象来说明，一是新时期以来，跨域破界的新文体新文类创制已经演成文学生态流变的主流大势，回看最早的朦胧诗、文学剧本（如实验戏剧和影视作品），还有后来的非虚构、科幻文学等，都是同代并存、领袖风骚的文体文类。第二，网络写作天生就是新文体新文类的世界，传统纸媒的文体概念和方法几乎完全不能应对网络写作的生态，强作类比的话，也只有清末民初的报刊文体文类，才有点近似当今的网络写作文体文类之盛。这一时代景观贯穿了最近两个世纪之交的文学史。

由此要说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文学研究里，文体文类其实是一种关乎本体的世界观问题，这才促进了文体文类研究的极度发达。那么，跨域破界和网络写作的文体文类现象揭示的真相，应该是当代、这个时代的世界观变迁。文体文类背后是文化和文明的内涵。在学术实践上，文体文类研究必然指向一个时代的宏大叙事。这是单一、个别学科在学术上所无法胜任的。这就是新时代文学史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吗？

鉴于文学史传统逻辑，单一的、主流的文体文类周期律已经被打破，这是现代文学史、包括最近40 年文学充分证明的事实，那么，跨文体跨媒介的新文体新文类现象提出的跨学科及跨文化之问，就会成为我们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上的时代之问。这在学术上不悖于且延续了我们的文学研究传统。无妨说，作为现代学术的文学史就是一项跨学科（内含跨文化）的历史理论形式。

不过，也就在跨学科成为当今学术公理的潮流中，须得有一种思想上的警惕，一味随波逐流或有走向学术公理反面的危险。我有另文提到，跨学科是跨域学术的一种，大致说还应该包括跨文化、跨文本、跨媒介，连同跨学科，就是四跨，所以我主张全称、也是简称之为跨域，而非单称跨学科。跨域（跨学科）学术的要义是什么？就其基本意义和目的而言，多维聚焦特定对象（领域）能够释放出该对象的多向和多义的功能，其次有助于该对象产生与外部的逻辑关联性，更次是有可能形成新的交叉、边缘的研究对象（领域）。这三点都有创新或原创学术的品质。只是同时，我们都不该忘了，跨域研究的基点、出发点是什么。学术研究必有其初心。文学（史）的跨域研究源出、源自文学的现实。如果丧失了对于文学的现实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文学的跨域学术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跨域之害也将莫此为甚。

回头再看焦循的“一代文学所胜论”的文学史观，更有悟前贤智慧的广博和深刻，尤其是超越现实功利的悠远史论眼光。以古为师诚非虚言也。文体文类中心的文学史评价标准，既有着拓展文学疆域之功，也为了建立一种历史的坐标，归根结底，更在强化和彰显文学的形态、意义和价值的丰富性与独特性。简言之，在文体文类中心的文学史跨域视野中，文学（性）的世界更强大和丰厚了，文学（性）的认知水平和观念随之同步提升、与时俱进。文体文类的扩张，在技术层面上夯实了文学的存在，并没有因跨域的拓展而失去、削弱了文学性的基础和本源。古今文学史因之才成为文体文类开枝散叶的大家族、共同体。

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并再度强调的不外是一种常识性的理解：从现代学术来说，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绝不能以文学性的丧失或剥夺为代价；反而更应该注重文学性的认知拓展和提升。跨域（跨学科）展现的是文学性的多种面相，及其如何在文体文类中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实现。如果跨学科研究忽视了对象本源的价值合理性，技术面上大概率就会导致观念性的根本错误。一旦走向了文学性价值的反面，文学的跨学科也就失去了全部意义、并沦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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