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辩证法再解《孙子兵法》——虚实篇

这里说的辩证法，专指毛主席用的辩证法。

毛主席：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

这就是毛主席辩证法的定义和内容。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战地就是战场（阵地），战场和战斗力构成正反面，根据辩证法，

1）立足于反面，走向正面原则，所以，先处战地，就走向了反面——战斗力，也即获得了更高的战斗力。当然，前提是以战地构建为自身的战场（阵地）。

2）正反兼具原则，战场和战斗力兼具，则是好的，所以，先处战地比后处战地强，先处战地者，会剥夺敌人对战地改造为战场（阵地）的能力和可能性。

所以，有阵地的总是比没有阵地的有优势的。

毛主席：将创造战场当作战略任务。

也就是说创造战场甚至有战略上的价值，战略上的价值是要大大的超过战术上的价值的。

毛主席：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这个阵地就一切无从说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

先到战地，就是取得了阵地（选择战场），另一方面，就会存在发展阵地（布置战场），这就使能发挥的战斗力得到了提升。由此，又可以得出结论，强大程度与阵地数量和坚固程度成正比。

所以，善战者，是选择战场、布置战场，从而完成了创造战场，创造战场是准备的一项具体内容。所以，善战者是让敌人来自己创造的战场决战，而不是去敌人的战场决战。可以认为，有战场(阵地)者为实，无战场（阵地）者为虚。

比如，在长平之战中，

赵括遵照赵王意图，变更了廉颇的防御部署及军规，更换将吏，组织进攻。秦国暗中任命名将白起为统帅，白起针对赵括急于求胜的弱点，采取了佯败后退、诱敌脱离阵地，进而分割包围、切断赵军粮道，予以歼灭的作战方针，最终获得战争的胜利。

脱离了阵地，赵人虽善战，也免不了全军覆没，这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不是拼命攻打固守的赵军）

比如，在淝水之战中，

当秦军后移时，晋军渡水突击。朱序、张天锡等人在秦军阵后大叫：“前线的秦军败了！”秦军阵脚大乱，随后晋军全力出击，大败秦军。

秦军的后移，就是脱离了阵地，结果战斗力就不能展开，人虽众却遭到了大败。

这里，还有更上一层的辩证法正反面——环境和人，人和环境越结合、越适应，那么人的生存和竞争能力就越强，先到战地，就会和战地（环境）形成更好的结合和适应，后到者适应和结合的空间都会变得更小了。

失败了好几次，只要还保有战场（阵地），那么仍然也可能再起。

孙子：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比较常见的做法，

1）一种是围点打援，

2）一种是围魏救赵，

3）一种是先弃后取。

这些都是使敌人自至的办法，总结起来，就是使敌人背上包袱和负担，使其行动受到下面的反对（内部压力）、上面的反对（外部压力）、以及他自己的左右为难，在内外部压力下，他就失去了行动的自主权。

根据辩证法，利和害构成正反面，所以要考察利和害的性质，

1）利可以变成害，害也可以变成利，以是否需要为转移。

2）利又是“战术”的，所以必须联系“战术”的反面“战略”，进行取舍。

3）利又是“一时”的，所以必须联系“一时”的反面“持久”，进行取舍。

4）利又是“进攻”的，所以必须联系“进攻”的反面“退守”，进行取舍。

5）利又是“局部”的，所以必须联系“局部”的反面“全局”，进行取舍。

6）利又是“过去”的，所以必须联系“过去”的反面“未来”，也即“下一步”，来进行取舍。

7）利又是“偶然”的，所以必须联系“偶然”的反面“必然”，也即增加其必然性。

8）利既是一种“需要”，所以必须联系“需要”的反面“可能”，也即要避开最坏可能性，来进行取舍。

总之，通过根据辩证法，以是否促进主要的一面的走向，来决定取舍，必须立足于反面，以求得正面。

比如，以抗美援朝，毛主席说“出兵抗美援朝开始只有一个半人支持”。这就是要联系各种正反面，才能做出这样的决策，

1）外交上的一边倒。

2）从中国1840年来的“任人摆布”的反面走向1949年的“独立自主”的正面，抗美援朝是能够独立自主的证明和能力传递。

3）恐美到不恐美，恐美则将必也恐苏，恐则无势，无势则必不善战。

4）其他各种正反面。

可以说，根据利害做决策的，是平庸的军事家。高明的军事家，首先从需要来做决定，其次根据可能性来做决策，然后才是利和害，利害通常只是做为决策的佐证。

因为根据辩证法，需要和可能性构成正反面，而需要+可能性=现实实际，而现实性是要压倒一切的。所以，需要和可能性属于顶级的正反面。

根据需要来做决策的提问方式是——这样做的利益、不这样做的损害？而不是——这样做的利益、这样做的损害？也不是——不这样做的利益、不这样做的损害？

正确的提问方式，包含了两对正反面。而不够正确的提问方式，只包含了一对正反面。而正反面通常是两对两对一起出现的。正反面的对数包含的越多，通常得到的决策越具有威力。

孙子：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

这是敌我的正反面，出其所不趋，可以得到两个方向，

1）一种是敌方的，即是出击敌人军队一时够不着的地方。

2）一种是己方的，即是要分割敌人、限制住敌人，使敌人失去自由权、即陷入被动。

趋其所不意，即是以敌人没有准备到的可能性，击败敌人。在我方，则是要准备敌人行动的两种相反可能性。

这仍然是有备胜无备的思想。行千里而不劳者，是行于没有敌人骚扰的地方，反过来就是要一路上骚扰敌人。

孙子：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攻，即是要攻敌人不守的背面和后面，而正面只是钳制，如此才能攻而必取。守，即是要使敌人攻不到——造成为事实上的所不攻，即是要善“走”，所谓36计，走为上计。

毛主席：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

攻和守构成辩证的正反面，所以，

1）攻必须要走向守，也即要跟着守。

2）守必须要走向攻，也即要跟着攻。

3）而攻和守一个转化的条件是“走”。

所以，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攻完即撤，这个撤是为了能“守”，撤到地方，也是为了能继续“攻”（既是政治上的攻、也是军事上的攻）。攻、守、攻、守，这样交替赢下来的，就使自身健全起来、强大起来了。没有守的攻，经不起失败，没有攻的守，也经不起失败。

孙子：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根据辩证法，

1）守后面不能跟着攻的守，是多余的、无效的、浪费的。后面能跟着攻的守，往往能反败为胜。

比如，

李世民统兵十万攻取东都洛阳，未能成功而返回。等到将要回军时，李世民对左右的人道：“敌人见我回军，必定会跟踪追击。”于是设下三次埋伏以等待追兵。不久，隋将段达率领一万多人从后追到，过三王陵时，李世民发动伏兵攻击，段达大败。于是在宜阳、新安设置熊、谷二州。

这就是退守中带着攻，反败为胜。

2）攻后面不能跟着守的攻，这样的攻价值，也是极其有限的、甚至是有害的，不起决定性的。

比如，

匈奴小股人马入侵，李牧就假装失败，故意把几千人丢弃给匈奴。单于听到这种情况，就率领大批人马入侵。李牧布下许多奇兵，张开左右两翼包抄反击敌军，大败匈奴，杀死十多万人马。

匈奴正是攻后面不能跟着守，所以先胜后败。虽然是李牧有意为之，但如果匈奴能守（能走），则李牧之计也是无用。

比如，

毛主席：我们在山腰上挖了许多的壕洞，就像“北京饭店”一样，敌人攻到山顶还不能占领我们的阵地。这个“北京饭店”后面还有一个“饭店”，敌人攻上来，我们退到后面，等他们进入阵地，就给以杀伤。如此反复几次，敌人伤亡极大。过去我们的战士住的是平房，设备很简单，现在住的都是“北京饭店”，又能防守，又能打击敌人。

这就是敌人攻上来后，不能跟着守，所以这种进攻的价值比较小。

3）同样，和利害一样，需要考察攻和守的相应各种性质，必须要联系到反面，即——战略、全局、持久、未来（下一步）、必然，要实现这些走向，那么这个攻守就是很厉害的了。

毛主席：性质关系等问题，是发展问题的起点，虽不能把他看作发展本身，如果忠于辩证法的，至少应从里面看出发展的动力，看出具体的矛盾。

实现走向，而不使之与自己的反面、构成了矛盾，而让其与自己反面统一的一面占上风，这样形成的攻和守，这样得来的兵法，一定是极其天才的。

比如，

毛主席：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这就是对当前一步对将来（下一步）的考虑，从而选择进攻方向。

比如，

毛主席：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作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

这就是战术联系战略（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就要选择进攻的外线作战。

孙子从“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出发，按逻辑推理出，要使敌人不知己方要攻的地方，从而有限的兵力布置在错误的地方，要使敌人得不出他自己可以攻的地方，从而攻错了地方。从而实现攻必取，守必固，本质上仍然是以实击虚（以集中对分散）、以有备击无备。

孙子：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由实化虚，即由集中到分散，又能由虚化实，即分散到集中。其实，只要做到敌人打不到我、我能打得到敌人，就可以实现微乎至于无形，神乎至于无声。这种情况下，就能掌握敌人的命运了。

比如，

毛主席：我们有计划地撤退，使他们的军队分得很散，分散在四面八方。一年后，我们开始反攻。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几个指头去吃掉他们的一个指头。我们撤退的时候,军队没有损失。当我们反攻时，集中几个指头吃他们一个指头，一个指头被我们吃掉了，蒋介石发现他只剩下九个指头了。我们按照同样的战略方针又吃掉他们一个指头，他们只剩下八个指头了。于是照样再吃一个，又吃一个。

通过集中对分散的歼灭战，通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不着我，我打得着你”，就实现了自己的无声无形，故能为敌之司命。这里的逻辑是，虽存在、但不见不闻我方，我方即为无形无声。

孙子：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孙子按简明的常识作战、不是挑战常识，而是实现常识，以实攻虚，故不可抵挡，以快对慢，故退而不可追。

毛主席：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以多胜少是一种简明常识，毛主席也是实现常识、而不是挑战常识、而不是违背常识。遵守常识，以常识为手段，以逻辑推理，就可以实现兵法之妙——所措必胜也。

这里包含着进和退的辩证法正反面，和攻守一样，

1）退后面必须跟着进，这样的退才是健康的，这是后发制人的依据。

2）进后面要有所退，这样的进危险性要少很多。

3）进退兼具的行动，才是最好的行动，四渡赤水就是进退兼具的行动，所以虽危但不险。

4）进和退时，仍然要考虑进和退的各种性质，要联系到这些性质的反面，以使自己的行动符合辩证法正反面兼具的原则。

每一场胜战中，都有它背后遵守的常识。在军事上不遵守常识，是一种对人命的犯罪。按常识实现，是一种化复杂为简单的智慧。

孙子：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这就是我打得到敌人、敌人打不到我。依据的是守必固者，敌人不攻也，敌人攻到我不在的地方了。攻必克，则是迫使敌人从阵地中脱离，剥夺了敌人大部分的战斗力。通过围点打援、围魏救赵等，就迫使敌人的援兵从有利的阵地脱离出来、免去自己的攻坚。

孙子：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

诱敌深入就可以做到这个，敌深入，则我知敌人的形，而敌人不知我的形，敌人找不到我，而我可以找到敌人，所以，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结果就是我专为一，敌分为十，就做到了以十攻一，在任一局部都形成了我众敌寡。

诱敌深入，就意味着先弃后取，形成自己的集中对敌人的分散。根据辩证法，集中和分散构成正反面，

1）自己要集中和分散要兼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以己之集中对敌之分散。

比如，

毛主席：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

分散者可以扰敌，使敌人更加分散，使敌人的集中无效。集中者，就可以以集中对分散，打歼灭战。

2）我处正面对敌处反面，我处集中，敌处分散。

3）集中了之后，要能跟着分散。

4）分散了之后，要能跟着集中。

这样，就能做到形人而我无形。

孙子：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即是在我所选择的地点和时间，和敌人作战。方法是使敌人到处防备，在敌人不备的时间、攻击敌人。

这是使敌人的防备分散，从而形成己方的有备胜无备、以多胜少。

孙子：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破解的办法是以敌人的办法对付敌人，敌人攻我首都，我也攻敌人首都，就要有一股狠劲。

比如，

毛主席：然在敌主力向西安进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此方针应无疑义。

你攻我必救，那我也攻你必救，互相抵消。这样子，就是先立于不败之地者胜。

根据辩证法，有备和无备构成正反面，

1）有备是为了不备，不备是为了有备。

2）某一点的有备，就可以使其他可以不备。

3）备者，守也。这是形式逻辑。备者，也可以为攻也，以随时对敌人重大部位的进攻，作为准备，则我其他地方可以不备或者少备。

4）要考察“备”的性质，比如，是攻的性质，还是守的性质；是战略的性质，还是战术的性质，补充其性质的反面，使其正反兼具，就是立于不败之地。

5）通过考察“备”的性质，以决定其是否要备，若无战略性质，则可以不备，若无全局性质，则可以不备，若是暂时性质，则可以不备。

比如，

毛主席：五台区域有林杨二部，十分足够，贺师再去，则失战略意义。

这就是这一行动没有战略意义，所以没有必要再去。

比如，

毛主席：林彪杨爱源二部在此区域，亦属暂时性质，无持久可能。判断该地域只能支持数千人的游击战争。

这一行动没有持久性质，所以，没有必要以主力去坚持。

比如，

毛主席：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

这就是敌人的行动具有必然性质，所以我方就要从有走向无。

比如，

毛主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这就是我方行动没有立即的决定作用，而在游击战中能起持久的决定作用，所以，就要以游击战的战术，达到战略的决定作用，而不是以阵地战的战术，却达不到战略的决定作用。

通过考虑行动的各个方面的性质，从而作出该行动从有走向无、从无走向有的准备。

比如，

毛主席：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因其性质上的需要性，这就是要保持有（呆在边区），而不是无（离开边区）。

孙子：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在这种战略思想上（在自己选择的战场、在自己选择的作战时期），可以发展出非对称作战的思想——即以“设计战争”打败“应对战争”，通过提前设计战争，确保“胜兵先胜”。

与之配合的是全场紧逼、逐次突破限制种种方式，以使战争爆发。应对的策略是——每个策略都有其饱和上限，他欢迎战争、我已经被逼得只能战争了，我便给他好几个地方的战争，好几场战争，就突破了他这个策略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他支撑不起多场战争。

这个策略的缺点是必须限制在他选择的战场上、他选择的作战时期内，只要我突破了他选择的战场，另外开辟多个战场，并且以持久、突破超越他的作战时期，这就是以有备胜无备。

即也是以“设计战争”打败“应对战争”，还是以敌人的办法对付敌人这一招，这一招是符合辩证法的正反面兼具原则、符合辩证法的以正面对反面的原则的。

孙子：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通过分割敌人、限制住其他地方的敌人、使其他地方的敌人无斗，则敌人虽多，也可以一口一口地吃掉他，这是各个击破的战术。

根据辩证法，这是联系和分割的正反面，

1）以我之互相联系（内部）对敌人的互相分割（切断联系），以我之与民众联系（外部）对敌之与民众分离。

2）使我方既能联系作战（通常是战略上的配合），又能独立作战（战术战役上的）。

3）仍然是要考察联系和分割的性质，补充其反面，从而从得这种联系或分割是健全、健康的。

比如，

毛主席：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只要形成联系，配合就是好的。

比如，

毛主席：粟陈唐兵团之作战与许谭兵团之作战必须各作独立作战之计划，即两兵团只作战略上之配合，不要企图作战役上之配合，以免互相牵累依赖，失去独立部署之战机。

这就是既联系又分割，自然得到好的结果。

所以，战场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切断敌人的战略配合、战略联系，切部敌人指挥系统和作战系统的联系，事半功倍。

注意：任何一对正反面，都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和其他正反面成对成对的出现的。

孙子：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这是侦察性进攻的重要性。侦察性进攻是一种成本，是先期付出，在国际环境里，很多进攻，都是侦察性进攻，所以经常见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这就是针锋相对、以打对打的意义所在。

如果敌人在侦察性进攻中，认为有机可趁，那么就会有更大的进攻到来，反之，敌人则会有所退守让步和就此为止。尤其强大的敌人，惯于进行侦察性进攻。所以，尤其要判断敌人的进攻是否侦察性质的还是坚决性质的，没有后手的进攻，是不那么可怕的。

在侦察性进攻中，要识别出正反面，比如，

1）得和失。

2）动和静。

3）死和生。

4）有余和不足。

这样就可以在下一步的行动中，以正面对反面、补充敌人的反面，使敌人内部的正反面矛盾的一面占上风，统一的一面占下风，从而造成敌人的弱点和行动的不便。

孙子：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如果形变化极快、不固定一个形，那么就是无形了，因为敌人不能以一种形来判断己方，所以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

根据辩证法，无形和有形构成正反面，

1）无形是为了有形，有形是为了无形。

2）过程中的有形，就会得到结果中的无形，过程中无形，就会得到结果中的有形。在结果中一定是以有形胜无形的，过程中则是无形胜有形。

这就是我方的因形而错胜于众，因为过程的无形，所以众不能知。在结果（决战时）上的有形胜无形，所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但因为我过程行动中的无形，所以敌人不知道我怎么战胜的。

比如，孙子的兵法思想，在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基于某个或者某些常识的（比如，多胜少、有备胜无备），而过程中怎么做到实现这个常识，则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

3）敌人可以因为我方过程中的规律性（有形），反规律而行之，陷我方于不利。

比如，

毛主席：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

这就是过程中的规律性（有形），则敌人可以谋我方于不利。

4）实现有形走向无形的办法是，一正一反一正一反一正一反，比如，忽东忽西，互攻互退，上次弃之、这次得之、下次又弃之，这要敌人就不知道我方的形了。这就是完全的自由权和主动权。

因为过程的无形，敌人就捉不到我的弱点，因为结果的有形，就可以由优点胜弱点。

5）无形必须以有形为内核，才能做到无形，否则不能复归有形。

孙子：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

水其实无形，但避高而趋下，就是无形的内核。兵也无形，但避实击虚就是兵形（无形的有形内核），当然有备胜无备，也是兵形，以集中对分散，也是兵形，简单说，就是以正面击反面，这就是兵之形。

水以地为轨道而行动，兵因敌情为轨道而制胜。敌情不具备，则不可击。

比如，

毛主席：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这就是因敌情而制胜。

孙子：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水，避高而趋下的原则，随着具体实现的展开，就有各种各样的形，因形众而不同，就是无形，也即无常形。

兵，避实击虚的原则，随着具体敌人虚实的变动展开，则我也有各种各样的形，因形众而不同，就是无常形。

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是战术胜，而在战略上（战略通常是无形的，战术通常是有形的），则是使敌因我变化（敌人的变化是我有意造成的），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来取胜。

这样，才能造成战术上的有备胜无备，决战时的有形胜无形（以实击虚）。比如，

毛主席：第二年的胜利是战略的胜利，因此有很多战役的胜利。反过来了解是不对的。

正是战略造成了以实对虚，在战术上就可以执行以实击虚，而不是反过来。

孙子：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因为是因其变化 而取胜，所以有形之物，就不能永远取胜，当形被人摸透了，自己也就要失败了，决战时被人对症下药、因形制胜，从有归于无。

比如，蒙古的骑兵战术、线列步兵战术、二战时的闪电战、坦克战等等，当这种兵形被敌人摸透了，这个兵形也就随之失效了。

破以实击虚的办法，一种是有机动的强大的后备队，加入后备队化虚为实，一种是敌人的办法对付敌人——敌人此处之实、意味着敌人他处之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