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深切怀念程千帆先生

本文转自“凤凰出版社”公众号，选自周勋初《无为集》，原写作时间为2000年。现题目为微信编辑重拟。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千帆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两个多月了。这两个月，我辗转各地，参加各种会议，会前会后总有一些朋友前来询问千帆先生的情况，大家对他的逝世，无不感到痛惜。我在不断奔波之余，也总是想起与他在一起时的种种往事。有些情况，似可向学术界介绍，也可寄托我对千帆先生的怀念之情。

千帆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几代都有文集传世。杜甫曾说“诗是我家事”，程家亦以诗学名海内。千帆先生自年幼时起即学诗，后在旧体诗与新体诗的创作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世纪30年代，千帆先生与沈祖棻先生结婚。祖棻先生以词的创作享有盛誉，也从事旧体诗与新体诗的创作。他们夫妇俩在诗学上的成就，一直在学术界传为佳话，并被奉为楷模。

但千帆先生泽及后人的主要方面，在学术。他从年幼时起，即接受传统的教育，熟读经史。后入金陵大学学习，从黄季刚、胡小石、吴瞿安、汪辟疆、汪旭初、胡翔冬、刘国钧等大师问学，在朴学、文学史、诗词学、目录学等领域内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千帆先生在武汉大学担任中文系系主任，年仅四十上下，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但随后在极左思潮的摧残下，竟浪费了一二十年的宝贵时间。1978年拨乱反正之后，他应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之请，前来中文系任教，其时已将近七十高龄。但他争分夺秒，勤奋工作，在好多方面作出了巨大成绩。这些地方，学界大都已有所闻。今结合我的一些亲身感受，缕陈如下：

一、 精心培养人才

自1982年起，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即已建立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学科点。千帆先生任主导师，我和其他几位教师任副导师。其后我又与他合作，共同培养博士生。但我毕业于新中国成立之后，过去从未培养过研究生，工作不知如何做。千帆先生毕业于抗日战争之前，看到过师辈培养研究生的情况。他交游广，与西南联大的朱自清先生等也有交往，因而对培养研究生的知识了解很多。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也带过研究生，这时结合改革开放后的新情况，也就设计出了一系列培养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的方案，于是倾注大量心血，培养出了许多顶尖的人才。他对学生的生活状况与学习环境极为关心，而对他们的学习，要求极为严格。鉴于近时的一些学生基本知识太差，他提出了每位学生必须读四本至八本基本书的要求，如《诗经》《楚辞》《左传》《史记》《文选》等，要求他们一一写出读书笔记，交上后由教师认真批改，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修改意见。文章达到发表水平时，则向杂志社推荐。这既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也帮助他们迅速成长，早日为学术界所接受。我也从中学到了许多培养人才的方法。为了努力适应教学要求，自身在业务上也得到了提高。

二、 不断推出成果

千帆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即已出版过《文论要诠》等著作多种。来南大工作后，始终把培养人才的工作放在第一位，但教学相长，他也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除了写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等论文外，他还约请年轻的学者或正在跟他学习的学生，整理过去的讲义或旧稿。除与吴新雷教授合作，整理出《两宋文学史》外，还与徐有富合作，整理出《校雠广义》四种；与程章灿合作，整理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自80年代初期起，千帆先生即已患了严重的心脏病，这时如欲自己一一整理旧稿，势难胜任，让学生执笔，根据旧稿进行改写，扩展成文，然后由他笔削定稿，这既保证了著作的质量，也培养出了人才，因而这是一种有效的出成果和出人才的方法。他在指导莫砺锋、张宏生学诗后，又合作写成了《被开拓的诗世界》一书。由于他为学生开设过杜诗研究的课程，又与他们合作写成了杜诗的专著，在他多种多样的培养方式下，也就涌现出了一批研究杜诗的专家。

三、 把握正确方向

千帆先生在大学阶段时，随从一批知名学者学习，他们都是成长于清末民初的老师宿儒，国学基础湛深。但千帆先生并不以此自囿。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新知。因为仅将前辈学者传授的一些知识去教当时的青年学生，显然已经不够，必须充实新的知识，才能适应新的情况。但其后极左思潮愈演愈烈，学术界充溢着“假、大、空”的学风，撰文时望空立论，以标语口号营造声势，造成了一批不读书的读书人。千帆先生于1982年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主办的培养硕士研究生座谈会上，提出了必须开设文献学课程的方案。这是针对前时的空泛之病提出的救治良方，很多学校接受了这一主张，学界风气大为好转。随后千帆先生又提出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主张。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专业一直遵照这样的方针培养学生，成效颇著。

1996年，辽宁古籍出版社为千帆先生出版《程千帆选集》。其中要不要收入《文论要诠》一书，千帆先生很犹豫，与我商量，我力劝他纳入。这书属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范畴，但与目下流传的各种批评史明显不同，书中首列章太炎的《文学总略》，还收入了章学诚的《文德》等文。因为千帆先生的学术道路有其直承清代朴学的一面，因而论文之时，首重我国的学术传统，在这基础上吸收新知。这种观念，目下时而遭到忽视，但有识之士如欲深入中国学术的殿堂，必须由此下手把握中国学术的特点，才能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总体的把握和深层的理解。千帆先生在广阔的学术领域中纵横驰骋，不断取得成绩，与他继承这一学术传统有关。

我在50年代初期进入南京大学学习，师从胡小石、汪辟疆等先生，与千帆先生出于同一学术传统。但千帆先生比我年长得多，学术早有所成，因此我每有疑难，总是向他请教。又因我学术活动多，时常应邀参加各种会议，写作各类论文，匆匆把笔，常怕出现不应有的错误，因而常是请他审阅。而他视野开阔，思绪细密，总能提出很多可取的意见，匡我不逮。例如今年年初，《文学遗产》杂志社约我在新世纪的第一期上写一篇文章，我就以《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为题，介绍胡小石师在建设中国文学史这一新学科时的重大贡献。但我对民国时期的大学教学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不得不烦请他审读。千帆先生随即指出，黄焯为中华大学毕业生，与刘大杰等并非同学，不能算是小石师的学生；袁昌英是否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读，还得再查。这些意见，帮助我避免错误，开拓新知。如今老辈学者日益凋零，千帆先生又已西去，问学无门，思之不胜凄然。

千帆先生继陈中凡师之后，出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先后将近二十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97年时，千帆先生因耳目失聪，不便行动，提出了辞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的请求，改荐另一位学者来承担。其时我正在美国讲学。回校后，得知省委组织部曾来中文系调查，将委任我为新的文史研究馆馆长。千帆先生后来知道了这一消息，甚为高兴。我以才学疏浅，不宜当此重任，颇感惶恐，他就鼓励我，并指示今后工作要点。回想起来，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历时二十年左右，一直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可以说是情兼师友。千帆先生不幸仙逝，既痛个人的骤失依傍，又痛学界的遽失典型。但斯人虽去，而遗教尚存，今后自当继续努力，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发扬光大而尽其绵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