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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一百年来的命理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有以下的几个特点：
第一，对命理古籍的整理和评注
这是对传统命理学继承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工作。民国时期，以徐乐吾为旗手，作了第一轮的挖掘、整理和评注的工作。三、四十年后，以梁湘润、钟义明等为代表，又进行了第二轮的现代白话注释和剖析。梁先生的诠释工作直到他去世前还在孜孜不倦地进行。2012年出版的《用神经史观》是对作者认为曾有过的、但已失传的古籍“用神经”七百年来演变的评说。这些基础性工作，为命理学的现代研究准备了条件。
第二，疑古的思潮
主要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人们意识到传统命理中存在着许多不适合今天现实生活中新情况的东西。
于是，怀疑命理学中已有的一些经典法则，试图对它们进行修正。
大的方面来说，首先有邹文耀的“时空制命论”，接着有吴俊民的“冬至转换年柱”、陈心让的“大运一律顺排”说等。虽然倡议者提出了取代的方法和例证，但这些新说，大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没有被命学界大多数人所接受。可见探索的艰难，创新的不易。
第三，重视人生琐事细节的探究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在命理探究上出现的重大变化。这跟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进程是相吻合的。它从古代科举制度下重视研讨八字命局之优劣的传统分析，转向了重视人生日常琐事细节的推断上。梁湘润先生曾指出过这种论“富贵”与“家计小谈”的差别，强调“实务论命”。而在大陆内陆出现的命理“占卜化”倾向，更把探究生活琐事细节推到了具体论命的重要位置。
第四，多学科的研究和探索
进入现代社会后，由于受到西方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影响，命理学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多学科的研究和探索。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潘子端应用西方精神分析派心理学来探讨命理中的“六神”和八格，到香港何建忠的“心系学”；从健康命理的研究，到董向慧的命理社会学研究，不仅拓宽了命理学的应用领域，而且也呈现了命理研究方式的现代化、学术化的趋势。
第五，对命理分析程式化的要求
由于现代科学教育的影响，以及出现的命理知识普及的要求，人们开始不习惯传统“体悟”式的学习方法，要求概念明确，合乎逻辑，要求有明确的研究程式，要求有具体的分析手续。对于命理学，这门千年的古老学说，要满足和实现这样的要求，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派”命理之所以在初学者中有一定市场，正是它顺应了这样的时代需求，以“技术体系”为旗号，尽管它的“技术”大都偏离了传统命理学的正常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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