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级重大新发现！中国夏商周历史与文化之谜终于彻底解开

（作者：赵辉）中华文明究竟起源于哪里？中国文化究竟产生在哪里？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究竟在哪里？中华民族文化文明为什么能够传承不断？经过不断地历史与文化深入研究，这些困扰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问题，终于得到根本解决。

《尚书》与《诗经》，是记录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最原始的历史文献，是奠定中国文化的民族瑰宝。《尚书》即“上古之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离开了《尚书》与《诗经》所承载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也就失去了根基。因此，《尚书》与《诗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中国历史的原始记录，是构建华夏民族文化的原始基因。中国史诗级的历史与文化发展，都凝聚在《尚书》与《诗经》所记录的历史文化里。

《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完整地记录了中国夏商周三代及之前的中国历史与人文，是中国历史的根本，是中国历史的主干主脉。《诗经》起初叫做《诗》，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的中国上古历史人文。因此，通过《尚书》与《诗经》研究，破解中国夏商周的历史与文化，是最可靠最原始的第一要素。中国博大精深史诗级的历史与文化，正体现在《尚书》与《诗经》中。

胡适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在中国上古历史研究方面基于对《尚书》的研究曾经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东周以上无信史”。《尚书》作为中国的文献典籍之首，清楚地记录了东周之前的历史，为何胡适会有“东周以上无信史”的个人论断呢？《诗经》里有《商颂》《周颂》，为何没有《夏颂》篇章呢？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历史与文化的背离现象？其中的历史缘故，在哪里？

在《诗经》篇章中，虽然没有《夏颂》这样明确的独立篇幅，但关于夏文化的篇章却是《诗经》的主旋律。近现代以来，讨论《诗经》中“雅”之得名问题的成果，以孙作云《说雅》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马银琴在《“雅”“夏”关系与周代雅乐正统地位的确立》一文中论述：又以“'雅为'夏的同音假借字”为前提，提出了“雅”就是“夏”，“'雅诗就是夏地之诗”的说法，即“西周王畿原来是夏人的故地，而'夏字亦可写作'雅”，“周人居夏故地，周初人又往往自称为夏，而'夏’'雅’二字，古又可以互为通用，因此西周人所作的诗歌，既可以称之为'夏’诗，又可以称之为'雅’诗”，“'雅’字原为'夏’字，其初义为指夏地之诗的最直接的证据”。

同时，他还认为，“雅者，正也”的说法也与此关联，即“'雅’之训为'正’，就是因为夏地为'周’室西都，而'周’室西都的一切，又为全天下标准的缘故”。除此之外，《说雅》一文还注意到了《荀子·荣辱》“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与《儒效》“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中“夏”与“雅”的关系，据此提出“夏”古与“雅”字同音因此“可以通用”的看法之后，进一步论及《墨子·天志》引《大雅》而称《大夏》的情况，提出了“这里所引的诗，即《大雅·皇矣》，但它不称为'大雅而称为'大夏，可见在春秋末年、战国初年，古书中犹有称《大雅》为'大夏、《小雅》为'小夏者。这是证明《大小雅》的'雅字原为'夏字，其初义为指夏地之诗的最直接的证据”。

随着出土文献数量的增加，《说雅》一文作为立论基础的“雅”“夏”同音通假、自古可以通用的说法越来越多地得以证实。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传世文献中以“雅”的形态出现的记载，在出土的战国简帛文献中，却往往被写为“夏”。即使被出土文献整理者毫不犹豫地隶定为《小雅》《大雅》的“雅”，在出土文献资料如郭店简、上博简中，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写作“夏”，如上博简《孔子诗论》中的《大雅》之“雅”;《衣》中的《小雅》之“雅”。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几个重要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成果：1、《诗经》中的“雅”就是“夏”，“雅诗就是夏地之诗”；2、西周王畿原来是夏人的故地，而“夏”字亦可写作“雅”；3、西周人所作的诗歌，既可以称之为“夏”诗，又可以称之为“雅”诗；4、战国时期的出土简帛表明，后世传世文献中“夏”字逐渐为“雅”字所代替“夏”通“雅”在古书和出土文献中很常见的。

在对西周历史与文化研究中，我们的历史学者受传统观念的制约，百分百地将西周王朝的“王畿”认同为“宗周丰镐”，因而导致对历史认知的错误。胡适的“东周以上无信史”正是因此而产生。国人岂不知西周王朝除了宗周丰镐，还有一个东都成周。但是，现代历史学家又百分百地将东周成周等同于洛邑，这又进一步导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错误。经过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历史错误认知，“东周以上无信史”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事实上，西周王朝的“王畿”在《尚书》与《诗经》中，更多地是指东都成周。而《诗经》中的“王畿”“王都”为东都成周四方胡古城，才是符合历史真相的西周王朝王都。如果说宗周是“夏人的故地”，相信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认同。如果说洛邑是“夏人的故地”，正符合当今考古学家的认知水平，并成为当今主流学界的认知。但是，这一认知却与西周出土青铜器铭文记录相违背，“成周”大量出现于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而“洛邑”根本没有出现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因此，“洛邑”等于东都“成周”是完全错误的，这也导致当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夏文化研究工程的方向性错误。

在《诗经》中，《商颂·殷武》“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商颂·长发》“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大雅·常武》“截彼淮浦，王师之所”，《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等等，表明商王朝的商都与西周王朝的王畿，都是在大禹建立功业的地方。但显然殷商王朝的殷墟与西周王朝的宗周，都不会是大禹治水建立功业的地方。《诗经》中的殷商王朝“商都”与西周王朝的“王畿”东都成周，只能是位于淮河中游“夏之兴也以涂山”的涂山地区，即今天的四方湖古城。

西周青铜器【兮甲盘】铭文记载“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表明《诗经》的采集者尹吉甫受周宣王之命担任“成周四方”官职，而来到了“南淮夷”，可见西周的东都王畿成周城位于南淮夷是铁的事实。“涂山”与“四方湖古城”正是位于“南淮夷”，“西周王畿原来是夏人的故地”也就是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结论。因为《吕氏春秋》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周公召公在这里采风，才有了《诗经》的“周南”“召南”。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不仅西周王朝的东都王畿设立在四方湖古城，殷商王朝的商都“大邑商”同样设立在四方湖古城。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对这一历史的记载为“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武王在攻克殷商旧都“大邑商”后，即向上天宣誓“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宣布建立西周王朝并在此“大邑商”建立东都成周王畿。

因此，《诗经》中的“大雅”“小雅”的“雅诗就是夏地之诗”，为西周王畿之诗，就是一个经得起历史考证的历史真相。淮河中游的四方湖古城为夏商周之都城，是《诗经》作品的产生地，承载了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都城。《尚书》所记载的《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只有放在四方湖古城的历史地理中，才是真正的中国历史。《尚书》与《诗经》以四方湖古城为历史承载地，才能还原出真实的中国史诗级的伟大历史与文化。（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