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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肖桂荣 母亲生前经常回忆，“上边好几个哥哥姐姐，都没活下来。我也是被养到八九个月，又像哥哥姐姐们一样，忽然吃不下饭，又吐又拉，时不时翻白眼，眼看着活不成。我爹把我放在粪筐里，挑着就去埋。坑都挖好了，跟着爹去的大爷爷（爷爷的哥哥）忽然看到我睁开眼睛，眼珠乱转地看灯笼。大爷爷心软，抱起我就往家里跑，我爹还不依不饶，在后面紧追。闹了这么一回，我回家又能吃能喝，终于活下来。”
母亲得意于自己的命大，她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当有人说媒让她嫁到城里，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未出嫁的她满脑子里都是当年姥爷姥娘过活的情景，姥爷比姥娘大九岁，家里的事情，里里外外，从来没用姥娘操过心。母亲的记忆，永远地停留在，那个早已离世的父亲，无论回家多晚，总是从兜里变出一两块糖来，递在她的小手里，她高高兴兴地抓在手心，吃在嘴里，甜蜜蜜地睡到大天亮。 等母亲真的嫁到城里，三观尽碎，面对比她大七岁的父亲，她只有从里到外的腹诽，“老天，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穷的人家，说的好听是住在城里，家里连一口米和面都没有，锅碗瓢盆一概没有，我真不知道，结婚前你是怎么过来的，你爹居然一点都不管你。除了这一间房，家里吃的、用的，连坐着的小马扎都是我从娘家带来的。”
母亲自我定位是来拯救父亲的田螺姑娘，给他带来家的温暖，为他生儿育女，让他成了有老婆有儿有女的人，父亲一点也不这么觉得。当年的城乡差距，让父亲有天然的优越感。城里的招工只看你有没有一张城市户口，在户口面前，母亲所有的努力都变得微不足道。 当然，父亲结婚后，还是无比幸福的。姥娘对待父亲，简直高看无数眼。只要去了，一定是好吃好喝好招待，还不让他干活。越是这样，父亲越愿意自我表现。他肤白又细皮嫩肉的，一看就跟整天在地里耕种的农村人不一样。这时候，他纵然干活不麻利，眼力价不够，看不出门道，他也可以得到百分之一百的原谅，叔叔婶子们都很宽宏大度，“城里的孩子，没干过这些？”在无条件被认可面前，父亲从头到脚都洋溢着高人一等的优越，脸上却是无比的谦虚，“我很笨。”
日子过得久了，母亲越来越掌控家庭发展的主动权，她像三娘教子一样教导父亲，苦口婆心，“你看咱俩也不能总靠着我从娘家拿东西，你也总不能老是东家打一点零工，西家打一点零工的，总得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收入，要不咱一家几口，连个应急的钱都没有。我打听到附近搬运队里招收工人，你去试试？” 母亲好说歹说地，父亲终于去了。在外面折腾得久了，父亲也认识到，自己也许就是一个当搬运工人的料。从那往后，父亲稳定下来，有了按月发的工资，他在家里的腰板也硬起来。
工厂里有食堂，父亲再跟母亲有了口角之争，一声不响地消失十几天，完全不理家里的母亲和三个孩子。母亲也是刚硬倔强的，从不服软，当然，更不会向父亲低头。她只会哭着骂我们三姐弟，“吃吃，就知道吃，你爹都不回家了，也不知道叫他回来，都去厂里，跟着他吃去。” 于是，我带着两个弟弟去厂里找父亲，远远地，在食堂外等着。父亲见到我们也不说话，爷四个一起去吃。食堂终是吃不起的，到最后，只能回家。
每年，父母都要闹这么几回。我是一个女孩子，从小脸皮薄，自尊心又贼强，可是为了吃饱肚子，只能带着弟弟们两头讨好。其实，我对父母的婚姻恨得牙痒，我发誓：如果我以后结婚，老公敢离家出走，我立马离婚。如果夫妻吵架不能私下解决，闹得人尽皆知，我立马离婚。如果夫妻双方不能在孩子面前互相维护彼此的尊严，我立马离婚。 父母远没我的觉悟。等父亲回到家里，母亲面对自己的全方位胜利，又开始絮絮叨叨，“你想想，你想想，光靠你那点死工资，一家五口人，是够吃，还是够喝？要不是我和我娘在地里没白天没黑夜地干，我娘死拉活拽地帮衬着咱们，咱家的日子可怎么过啊？”父亲闭口不言，下一回被惹急了，依然离家出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家家户户的日子都好过起来，至少吃喝不愁。父亲想让母亲离开土地，母亲不断地给父亲画大饼，“等忙完了这些，咱手里再多攒点钱，我就不去种地了。” 对于城市，母亲是怯懦的。虽说她嫁进城里快二十年，她的朋友大都是跟她同等境遇的，她无法融入进城市里的生活，她的根基一直在农村那片土地上。只有摆弄土地时，她的心才是扬眉吐气的。
造化弄人，事情总是来得猝不及防。1990年，父亲因工伤去世。父亲死后，母亲在城里找了一份扫街的工作，供我读完大学。母亲生前一直享受着父亲单位按月发放的遗属补助，比普通退休工人的补助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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