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若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检索“人参”，会发现其数量多到无法计算。有人统计过叶天士医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味药，一茯苓二人参。但在疟门中，人参绝对远超茯苓。我算了下，134则《疟门》医案中，有42则用到了人参。 再去搜了下吴鞠通的医案，人参用得很少，再搜王孟英，整部《王氏医案绎注》中，人参只出现了区区几次，一两只手就能数完，真真是“屈指可数”。 从吴鞠通开始，医案中已出现党参了，但即便加上党参，吴鞠通和王孟英俩人的用“参”频率仍然属于极低。 这与叶天士生活在乾隆盛世，而吴鞠通和王孟英则生活在国运持续走低的年代，或许也不无关系。但这背后主要是叶天士自幼所受的中医教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是的，自幼。 在某则医案中，叶天士写道：“幼读仲景，揣摩圣诲，惟育阴可以除热，况乎暑必伤气，人参非益气之圣药乎？大队阴药佐以人参，诚为阴分益气之法…扶正却邪，并行不悖”。 自幼就学仲景，难怪经方玩转得如此之溜。更难得的是，叶天士把古人用药的核心价值，吸收过来了，即，扶正祛邪，并行不悖。确切地说，扶正有助于祛邪。 在叶天士医案中，这样的价值观，多有体现，如疟门中：“养正，邪自却”；“血气充溢，使邪不敢陷伏”；“内损则邪陷”；“和补调经可以却病”；“宜补中却邪”；“宜和胃生津，使余邪不攻自解”… 扶正，邪自却。这是叶天士在疟门中，亦高频使用人参的原因，也是他区别于其它医者的独到之处。 疟本属邪气滞留，但叶天士并没有等其发展到完全的虚证。在大多数使用人参的疟案中，中焦湿热痞结，仍是明显的主证。恐怕叶天士以外的任何医者，估计都不会用上人参。 让我们看下叶天士如何评价人参的作用的，在整本《临证》中，叶天士讲到人参适用于：“阳明气虚”、“中虚”、胃弱少纳”、“行气不足”…还说“中虚必用人参”、“养胃必用人参”、“人参固本”… 至于起因于暑的疟证也用人参，叶天士在某则医案中说道：“暑湿多伤气分，人参辅胃开痞，扶胃有益…” 瞧瞧，人参不但不会碍“痞”，还有助于开“痞”。叶天士有这个信心和魄力，在湿热痞结中使用人参，就是基于痞的背后，多有中气虚弱这一病因病机。 但很可惜的是，叶天士的崇拜者们，如吴鞠通王孟英等人，并没有学到，也可能，学到但放弃了，叶天士注重扶正，善用多用人参的这一优点。还有更多人认为人参之类，碍邪助邪，而将扶正与祛邪，严格地划分开来，唯恐致病更重。 自幼习得的扶正价值观，是无法撼动的，也是他人无法轻易效仿的。这背后有着对于古圣先贤的懂得与信赖，对于中医治疗理念的深层理解，更有来自于临床实践积累起来的自信。 在《温病学家太难》一篇中，我介绍过，当时温补派称霸江湖，造成了诸多误治，让一众温病学家们恨地咬牙切齿。但这其中，我们要认识到，错误的并不是“温补”药本身，而是理论不通、滥用妄用药物的人们。 另外，使用了人参却没有得到正面的治疗效果，很可能是因为整体组方不对，而不是人参一味的问题。 陈士铎更是直白地说：“惟是不善用人参者，往往取败”。没效或效差，是因为不会用。“宜同诸药共用，始易成功”。正确组方才是取效的保障。 王孟英所面对的温补派，在外感实盛阶段，用参术熟地等蛮补，与，叶天士治中虚湿热痞结同时用人参，两者简直有着云泥之别，相提并论，都算是对叶天士的侮辱了。 或许也是因为温补误治的案例，见得太多，且惨状触目惊心，于是连带着他们用的工具，也都产生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他们常用的，一律都不碰。王孟英们，或许也有这样的心理。 总之，在邪气尚存阶段，使用人参之类的补药，须满足至少两个条件，一是确有中虚，二是整体的方药符合病证病机。在这两个前提下，使用扶正药，不但不会碍邪，反而更有利于人体祛邪。这背后的逻辑就在于，祛邪的主体，是人体，药物只是激发或辅助。 在这一点上，叶天士为我们树立了高超而成功的典范，有他在前作向导，我们往前冲就是了，不必畏畏缩缩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