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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石 谢小庆按：本文作者是书法家，1952年出生于北京，1968年到内蒙牧区插队。现为中国书画艺术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名家联合会会员。积极参加公益事业，曾多次参加各种书展和义卖活动，均有不俗表现。本文来源于作者的个人网页（文后左下角有链接）。 思赫腾（谢小庆注：蒙语“知识分子”的蒙文发音。这里指“知青”。）在最初回到北京的时候，就像一群饱经沧桑的游子重新投入生身母亲的怀抱。但我们很快发现，由于长久的疏离，北京母亲在用一种陌生、怜爱的目光打量着自己。我们曾自诩为这座城市的主宰，甚至身系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年轻的共和国按着理想的模式打造了她的第一代儿女，使我们集理想、使命感、牺牲精神于一身——可当我们步履蹒跚衣冠不整地回到这块本该属于自己的家园时，才知道已在长时间“做客”草原打搅了草原主人的宁静生活后，又一次扮演了多余的角色。 要想赢得母亲的青睐和社会的承认，我们需要抖擞十倍的精神证实自己并取得一席生存之地。幸亏我们身上流淌着父辈遗传的舍我其谁的霸气血液和草原赋予我们面对苦难的坚韧，思赫腾们又开始了新一轮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我不想在此具体表述这一我们都经历过、整个社会都可以见证的历程。我只想说，那时学习新的生存技能取得必要的生存空间，成了我们的头等大事。这期间，思赫腾们一面应付工作，一面补习文化；既要成家育子，又要孝敬老人……本应是纵向的人生流程，在这里变成了混乱的平行作业，那份疲于奔命、焦头烂额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如此，这段时间草原的生活场景却仍频频侵入我们的睡梦——那是草原在以这种无言的方式思念着我们、呼唤着我们。 时光在不知不觉中度过，昔日的思赫腾们经过了一番奋争，终于初步完成了各自的社会定位，进入了相对稳定的运行轨道。这时，阔别的草原不光在夜晚，就连白天也越来越多地牵动着我们的思绪。羽翼渐丰的思赫腾们心中涌动着回馈草原母亲养育之恩的强烈愿望。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思赫腾的策划推动下，《内蒙锡林郭勒盟经济开发研讨会》在中央统战部礼堂隆重召开。与会者包括：中央统战部部局级领导十数人，中央民委的有关领导，锡盟盟委盟公署的主要领导……当然最多的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思赫腾们。关于这次会议，当月二十四号的《人民日报》头版进行了报道。这次会议像一个动员会，从此揭开了思赫藤回馈草原的序幕。
一九八八年夏，东乌旗沙麦公社罕队乌拉队思赫腾召集了一个会议，会议作出组织草原的乡亲们到北京进行全面体检的决定。这一动议的起因是，从我们下乡到草原那天开始，就不断有牧民因病随思赫腾到京看病，结果往往是因耽误了最佳救治时机，而很少治愈生还。那时草原的医疗条件极差，牧民的疾病防治意识更时一片空白，加上语言不通，到北京检查身体的事是马林额晋（解放前的牧主）都不敢想的。会议召开的前一年，一个叫那顿慕德的牧民身体不适，到北京检查，结果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医生说不用治了，不然就回不了草原了。在场思赫腾闻之失色，更有一个曾得到过奈蒂（那牧民的爱称）多方关照的思赫腾，双膝一软，当场给医生跪下，悲号恳求之声，令在场医生动容。奈蒂选择了回家，两名思赫腾一路陪他回了草原。奈蒂曾是乌珠穆沁草原上的一位著名摔跤手。他身高一米九以上，力可撼山。一九七三年的东乌旗那达慕大会上，奈蒂苦战五小时一举战胜上届冠军陶森队的毛奈，称雄锡林郭勒草原。八八年春，一代跤王病逝，时年四十六岁，死前一米九几的身躯不足百斤。我们坐不住了，向草原乡亲们发出了关切的邀请。三名思赫腾前往罕乌拉组织接应。从不轻易离开诺塔嘎（家乡）的牧民为思赫腾的真诚所打动，一天内就有二十三人报名参加了这次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内蒙古日报》和《锡林郭勒日报》都作了详尽的报道，但那时的宣传点多为思赫腾情馈第二故乡。这次活动并没有引发内蒙有关媒体和各级政府对牧区社会医疗保障方面的深层探索。活动即将结束，在乡亲们与思赫腾的话别会上，罕乌拉的老书记苏里德的一番真情告白让人记忆深刻，他说：“有谁能像马奈（我们的）思赫腾这样惦记着我们？”我们曾为这种信任褒奖沾沾自喜过。时至今日，这种浅薄的自我良心抚慰早已荡然无存——以思赫腾微薄的个人力量能改变这种现状吗？能有效地庇护如此信任我们的乡亲吗？
同年八月，由思赫腾筹资，邀请了各方面（如矿产业、畜牧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经济等）专家学者共三十多人奔赴内蒙进行了高级别的考察调研活动。这在锡盟的历史上可能是第一次。参加此次活动的所有人员，无不被思赫腾们的草原情结感动着。他们头顶八月烈日，在无遮无挡的草原上驱车数千公里，历时十多天的考察结束后，一份极具分量洋洋二十万字的考察报告出炉了。报告中提出了以教育为基础，畜牧业、矿产业两轮并进的整体构想，并预见性的指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关注生态，保护环境。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李贵同志认真地看过后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动情地说：感谢你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下了很大功夫，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希望锡盟有关领导高度重视……其中有些观点对当今草原的经济活动仍有指导意义。听说有一位畜牧方面的专家，曾经是沙麦公社的思赫腾，大声疾呼政府有关方面密切关注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但那时，草场还没有明显的退化迹象，他的呼声也因此显得相对微弱。 这以后，为援建锡盟图书馆，大家有钱的出钱，有车的出车，有书的捐书；为救助受灾的东乌旗乌拉盖草原，思赫腾勇敢地敲开中华慈善总会闫明复会长的房门，心地善良的闫会长从思赫腾眼里看到孩子般的期盼，他挥笔批了四卡车救灾物资。虽说这些都属杯水车薪之举，但思赫腾仍像一个孝顺有余、能力不足的孩子，从不逃避自己对母亲的责任。 老天在人们无视它的时候向草原发难了。二零零零年，锡盟大旱，罕见的蝗灾接踵而至。还没入秋，光秃秃的草场一派萧杀。“我们那儿闹黑灾了，你们那儿呢？”东乌旗的思赫腾向西乌旗和阿巴嘎旗的思赫腾探问着。便捷的通讯让我们很快从乡亲们嘴里得知，整个锡林郭勒草原遭受着严重的大面积的黑灾。北京草原恋合唱团（由一群思赫腾和在京工作生活的蒙古族人组成）的排练场，被不安和忧虑的气氛笼罩着。千禧年的钟声刚刚响过，一场更大的灾难陡然而降。二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号傍晚，一股强冷空气携着暴雪黄沙飞临草原，霎时间日月褪尽了光华，黑暗中狂风裹着大团的泥雪狞笑着、喧嚣着，沙雪狂风一直持续了七十多个小时，温度骤降到摄氏零下五十度。户外的一切，被没膝厚的泥雪所覆盖，凛冽的寒风瞬间把它变成厚厚的混凝土。二零零一年一月六日，是草原恋合唱团例行排练的日子。思赫藤们一见面就忧心忡忡地交换起草原的灾情。除了媒体关于天气的报道，更翔实具体的消息来自思赫藤直接打到牧民家里的电话，他们迫切的想知道草原亲人的情况。谁家的人迷路冻死了，谁家的羊全死了，谁家的牛群至今还没下落……这些情况无疑是最具体最真实的，它们像鼓槌一样一下下敲击着思赫腾的心。次日，合唱团的思赫腾们开始打电话串联，有人提出我们不能坐视，要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呼吁组织赈灾义演。情况迅速汇集到团长马晓力那里，她边接听来自四方的电话，边在心里策划着最简洁最有效的方案。忽然，她想到一个人，不禁眼前一亮。八日，思赫腾再次勇敢地敲响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闫明复办公室的门。于是，事情的发展变得简单而迅捷：合唱团团长堂而皇之地搬进了闫会长的办公室，一个由中华慈善总会主办、中央民委和草原恋合唱团共同参与的赈灾义演活动就此紧锣密鼓的拉开了序幕。十一日，闫明复会长在中华慈善总会的会议室里进行了简短的战前动员。他叫人买来了一大摞当日出版的北京青年报，那上面刊登了关于灾情的报道，还有一张巨幅的照片占满了头版。那是一小群马，相依偎着站在风雪后的旷野上，宁静肃穆，栩栩如生。乍看有些不解其意，再看下面的注解才知道，那竟是一群冻死的马！闫会长一边向与会的人分发着报纸一边动情地说：我多次被你们的草原情结打动，草原人民不会忘了你们。说着到这儿，闫会长眼中充满了泪水。当时我认定，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长者。当时他那红红的双眼、颤抖的声音令人难忘。接下来节目的审定排练、参演人员的确定、场地的联系布置、解说词的编写、团体票的预售、消息的发布、善款的动员……太多的事情要做了，这时思赫藤显示了超常的团队精神，一改平时七嘴八舌的自由习气，在团长的调度下高效的行动起来。
十二日，不断有思赫腾到办公室捐款，当日募集救灾善款达五十六万。十六日，民族宫剧场门前人头攒动，他们的年龄多在五十上下。票贩子也赶来凑热闹，后来发现是一个业余合唱团主演，又没人肯卖富余票，摇头表示不解。
作为草原恋合唱团的一名老团员，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演出。我买了十多张票送给了包括父母在内的亲朋好友，并嘱咐他们一定要来。后来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演出开始了。那时草原恋合唱团成立不到三年，他们的声音、技巧、掌握的曲目都和现在没法儿比，我却执意地认为，那是我迄今为止参加过的最值得参加的演出。我到今日都清晰地记得那次演出的场面：场内很静，只听得到我们不绝如缕的歌声从我们心底流出。台下，身着蒙装、手捧流动捐款箱的思赫腾的子女在座席间缓缓走动，人们纷纷把面值不等的人民币放进款箱里。当我们唱到《草原在哪里》时，我忽然在台下的观众席上发现了我年迈的父母，他们互相搀扶着站起身，伸出颤巍巍的手把钱一张一张放进款箱里。不知怎麽了，泪水一下模糊了我的眼睛。
德德玛老师乘飞机从呼市赶来了。她说她感谢这麽多人关注她的家乡，向她家乡的亲人伸出援手。其实，那片草原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家乡，那里的人又何尝不是我们的亲人——曾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护佑我们的亲人。 电影演员斯琴高娃从《大宅门》片场赶了过来。她妆都没卸，穿着“二奶奶”的衣服就上了台。下台时，她和候场的思赫藤们拥抱着，她和他们素不相识，却拥抱得情真意切，绝无半点造作。 演出结束前，主持人告诉大家，今天慈善总会带来的四本发票用完了，当场募捐十多万，打破了民族剧场当场募捐额的最高纪录。 这次赈灾活动共募得善款一千多万（含物资），其中思赫藤捐款达一百多万。还有些思赫藤怕钱送不到位，亲自冒着严寒把钱送到乡亲们手中。 十四日前后，三辆卡车满载着华龙牌方便面抵达锡林浩特。这是思赫藤们你三箱我两箱认购的，它在政府和任何社会团体、组织的救灾物资启动前最先送达受灾牧民手中。
与此同时，一封情真意切、情况真实的求救信放在了国务院温副总理的办公桌上。这是由思赫腾执笔由闫明复转呈的。温副总理马上飞抵锡盟灾区考察。于是一个多亿的救灾款下拨到锡盟受灾地区。 闫明复会长还向香港、台湾等慈善组织通报了灾情。香港慈善组织宣明会火速派员来到北京，他们特邀思赫腾作向导奔赴冰雪覆盖的锡盟草原。…… 在整个救灾活动中，思赫藤们强忍着眼泪和忧伤，奔走着、呼号着，用他们有限的音量和微薄的收入真诚而勇敢地担起也许太过沉重的责任。但他们从不懂推辞，不会苟安，这是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最为闪光的东西，老一辈们值得为此而自豪。 笔者的父母看完义演打来电话，问我电视的转播时间，他们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实况，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或许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也有炫耀的成分，炫耀他们培育出如此忧国忧民的一代！
作者方石用蒙文演唱《我的额吉（母亲）》。歌中唱到：每当我看到远飞的大雁，就想起我白发苍苍的母亲…… **************** 文明，带来进步，带来更好的生活，也带来对自由的压抑，带来对天性和本能的束缚。科技进步为自由的文明提供了可能。我们仍需思考：构建怎样的文明可在维系共存生活的同时使人获得最大的自由？在追求文明的同时如何追求身心的舒展？如何避免对本能的不必要压抑？怎样成为文明社会中的自由人？让我们共同探讨吧。请长按或扫一扫下面的二维码关注本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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