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有庖牺时，显然还在畜牧时代。下及神农时，则已转进到耕稼时代，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只要大家和平相处，宜可各自安居乐业。因此一般希望都在上面政治阶层。
自黄帝以下，尧、舜、禹、汤、文、武，唐虞、夏、商、周各代，圣帝相传。而西周的疆土已自黄河流域南逾淮汉，而达于长江。三千年前的中国，已是广土众民，完成一大一统的国家，为举世各民族所未有。
其文化传统之独特成绩，主要乃从上面政治阶层来领导，来主持。周公起，中国文化进展又跨前一大步。以前全靠一国之主，天下之君，来主宰，来发动。限制狭，机会少。
周公臣而非君，西周一代礼乐制度全在他手里创造完成。这在文化演进的希望上，又大大放宽。
孔子毕生愿望，便在学周公，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对大群人类有贡献，必要做尧、舜、禹、汤、文、武，其事难。
降低一步，做一周公，其事易。中国的文化想望，更要是在政治上。这一点，我们是首该注意的。
其实周公的地位，亦很难期望。周公以文王为父，武王为兄，成王为侄，故虽居臣位，毕竟与其他为臣者仍然有大不同。故孔子在当时，虽群尊以为圣，又说其贤于尧、舜远矣，而孔子在政治上的真贡献，究自不能与尧舜禹汤文武相比，并亦不能与周公相比。
下逮孟子，遂又有一番新观念新理论出现。历叙上古圣人，却特地举出伊尹、伯夷、柳下惠三人，以下达孔子。后代人惯读其书，习以为常，不感有诧异。
其实在当时乃是孟子一番开天辟地惊天动地的新创论，新独见。即在孔子亦似乎未尝想到此处来，这真见孟子苦心，而影响后世亦特大。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本是一农夫，其身份地位与周公不同。而自任为天民之先觉，欲以斯道觉斯民，则不得不在政治上求伸展。五就桀，五就汤，终于得志，造成有商一代之治。
汤卒，嗣王太甲无道，伊尹放之自摄政。太甲悔悟，始迎归。臣放君，与周公之东征诛其兄管叔又更不同。孔子称诵周公，因其制礼作乐，开出此下一番治国平天下之大道，使人有所依循。
而孔子本是宋臣流亡在鲁一孤儿。孟子先世，当更不如孔子，特提伊尹，称之为圣之任。此乃激励后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论身份地位，皆当奋发兴起，以大群治平之大道，自负担，自向往。这在教育意义上有其重大之启迪。
但政治乃社会之上层，无论为君为臣，皆高出人上。果使人人尽皆热衷，此种风气，祸患实大。孟子遂于伊尹后又提出一伯夷。当武王周公兴师伐纣，伯夷叩马而谏。伯夷之意，君臣地位不能不尊，征诛革命终是一乱道，不当不防。
周室既定天下，伯夷叔齐乃耻食周粟，遁隐首阳山，采薇而食，终以饿死。兄弟为人，后世议论不定。孔子极尊周公，但亦称伯夷为仁人，不论双方行义不同，其居心则一本之大群，一己之生死利害置度外，故孔子称其求仁而得仁。
孟子亦以大禹、周公、孔子三人并称，皆指其对天下万世大群之造福言。是孟子非不重功业。又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则当不与伯夷同情。但道非一端，天有阴阳，地有向背，人道亦然。
武王周公之伐纣，有功大群，事无可议。有人反对，并亦站在大群立场上来反对。此等事非要不得，此等人亦不可缺。专据政治言，君尊臣卑，乃一心然定理。但有时臣亦可以反对君。武王周公伐纣，即其一例。
伯夷叔齐以一穷匹夫，据定理来反对，宁死不屈。孟子特称之为圣之清。所谓清，不仅无功业可言，亦复无权势可仗，一身一志，求仁得仁，实则所得亦仅在其一心。然此心垂之万古，激励兴发又何限，此其所以为圣。
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唯其人皆可为，乃得为圣。实则为尧舜尚有外面条件，为伯夷则可无外面条件，则伯夷之得为圣，亦显然矣。
就政治言，有人愿为伊尹，有人愿为伯夷，此等政治，乃始可资人想望。
若仅有伊尹，而无伯夷，则此等政治终距理想尚远。但政治终是一大群众人之事，在大群中求如伊尹、伯夷其人，亦终难得。于是孟子又特地提出了柳下惠。在春秋时，柳下惠似无大功绩大名誉，孔子论语亦未称及其人。孟子特以继伊尹、伯夷而合称之为三圣人。
在政治上，必求能负责任，伊尹为之代表，故曰圣之任。又求能不争权位，而自守己意，有所反对，纵居少数，亦不屈从，伯夷为之代表，故曰圣之清。
更求能和谐相处，不求积极主张，亦不严格反对，不站在正反之巅峰面，只站在全体中之宽平面，一若可有可无，但亦不失其己。政治乃众人事，而此乃众人大家所宜有所能有，始得和成一体，不相分裂。
孟子则特举柳下惠为之代表，而称曰圣之和。此如甜酸苦辣咸，各具一味，乃能调和为味。倘其本身无味，多加渗入，亦使全体尽成无味。伊尹只求为此食品之主味。伯夷则保有己味，而不加入此食品中。
柳下惠则可以调入任何食品中，而不失其本所具有之一味，故曰“三任之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又曰：“虽袒裼裸衽于吾侧，亦何足以浼我。”任何一政治界，可以无伊尹，亦可以无伯夷。
但终不可以无柳下惠。柳下惠之与伊尹伯夷亦同样难得。孟子特举柳下惠，可谓深识，尤耐寻味。
孟子乃继此三圣续举孔子，认为孔子乃圣之时。时当任而任，时当清而清，时当和而和，集此三圣而兼之，乃为集大成。孔子绝不如伊尹之五就桀，五就汤，又以割烹要汤。
门人四子言志，而曰“吾与点也”。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是孔子亦犹伯夷之清。及为鲁司寇，主堕三都，此乃伊尹之任。社肉不至而出走，则又为伯夷之清矣。然犹周游列国，曰“不仕无义”，“道之不行，吾知之矣”。
是犹伊尹之任，而又终不失其伯夷之清。其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吾与尔有是夫。”是孔子实兼任与清，而始有柳下惠之和。柳下惠三仕，亦如伊尹之任。三已，亦如伯夷之清。
然而柳下惠终不能为伊尹与伯夷，更不能与孔子比。因柳下惠一由外面摆布，不能如伊尹与伯夷之立意为此不为彼。然柳下惠终亦不失其己，斯其所以得与伊尹伯夷为伍而同为圣。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孔子又最恶乡愿，以为德之贼，未可与入道。伊尹之任，即是狂。伯夷之清，即是狷。
柳下惠不狂不狷，但亦决不为乡愿，然亦非孔子之所谓中行。中行须能兼狂狷，柳下惠不能。然在中行狂狷三者之外，亦自有此一路，孟子称之曰和。但知和而和，则终不能与中行比。
故孔子得兼柳下惠，而柳下惠不能兼伊尹伯夷。孟子此论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后世论圣人，亦群尊伊尹伯夷，乃终少道及柳下惠。
实则后世之为柳下惠者，乃亦多过于为伯夷伊尹。即非孟子此论所倡导，然孟子固已预瞩其趋势而莫之能违矣。
墨翟继孔子起，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亦伊尹之流。庄周为宋漆园吏，楚聘以为相，周拒之曰，愿为龟泥中，此伯夷之流。孟子愿学孔子，辞受进退出处，备极讲究。其得为中行与否，兹不论。
然后起儒家则多近柳下惠。如荀卿，在齐稷下三为祭酒，又为楚之兰陵令，此亦柳下惠之流矣。唯儒家终偏于仕进。既有儒，则墨家不复盛。道家偏于隐退，乃与儒抗衡。中国历史乃成为儒道两分之天下，则益见中国文化深厚之所在。
秦汉以下，政治组织日形庞大，规制日形细密，人事日形复杂，伯夷一流在中国重视不衰。然能为伯夷者日少，亦可说竟无其人。伊尹一流，在政治上亦甚难表现。霍光追法伊尹，废昌邑王，在中国历史上殊不一二见。
但霍光亦岂能望伊尹。唯如柳下惠之和，乃在中国政治史上最占重要，为绝不可少之多数。中国政治之长治久安，历数千年，和之一德，最值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