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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宏（467年10月13日～499年4月26日），汉名元宏。北魏王朝第七位皇帝，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生母李夫人。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拓跋宏于军中积劳成疾，临终仍心怀“仰光七庙，俯济苍生”之志，后驾崩于谷塘原行宫，年仅三十三岁，谥号孝文，庙号高祖，葬于长陵。 那么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精彩人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北魏孝文帝元宏的生平简介 早年经历 北魏皇兴元年八月戊申日（农历八月二十九日，467年10月13日），拓跋宏生于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紫宫，献文帝拓跋弘长子。母亲李夫人，乃中山大族李惠之女。 拓跋宏未生之时，献文帝的嫡母冯太后临朝，献文帝皆听命于母后；拓跋宏降生之后，冯太后才归政，并亲自抚养皇长子宏。皇兴三年（469年）六月辛未日，年仅三岁的皇长子拓跋宏被立为皇太子。 
少年垂拱 皇兴五年（471年）八月丙午日，受父禅即帝位，改年号为延兴。由于北魏实行子贵母死制度，拓跋宏在被立为太子时，生母即被赐死，由祖母冯太后一手抚养成人。 孝文帝初即位，太上皇拓跋弘仍然总揽朝政。当时，北魏连年水旱，租调繁重，官吏贪暴，百姓流离，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延兴元年（471年）九月，青州高阳民封辩聚众千余人，自称齐王。十月，沃野、统万二镇敕勒族叛魏，朔方民曹平原率众攻破石楼堡，杀军将；十一月，司马小君起兵于平陵。延兴二年（472年）二月至三月，东部敕勒与连川敕勒相继谋叛，北入柔然；七月，光州民孙晏、河西民费也头聚众反。 延兴三年（473年）二月，北魏朝廷发布诏令，规定凡县令能肃清一县“劫盗”的，兼治二县，同时享受二县令的待遇；能肃清二县“劫盗”的，兼治三县，三年后升迁为郡太守。二千石官吏也是这样，三年后升迁为刺史。太上皇拓跋弘揽政数年，还先后采取了一些奖励廉吏、严惩贪污、减轻租赋、劝课农桑等相应措施，但都收效不大，局面一直没有多大改变。 承明元年（476年）六月，拓跋宏刚满十岁时，太上皇拓跋弘突然去世（传闻是被冯太后毒死），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二次临朝称制，改年号为太和。拓跋宏在位初期，嫡祖母冯太后以他的名义颁布措施。冯太后足智多谋，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自太和元年（477年）以后，开始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有意识地进行汉化。 太和七年（483年）十二月，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从婚姻上改革鲜卑旧俗，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下诏班制俸禄；太和九年（485年）、十年（486年），冯太后又以拓跋宏的名义亲自主持颁行了重要的均田制和三长制，给北魏社会带来重大的变化。孝文帝拓跋宏自幼在冯太后的抚育、培养下长大成人，对祖母十分孝敬，性又谨慎，自太后临朝专政，他很少参决朝政，事无大小，都要禀承冯太后旨意。 
独揽朝政 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拓跋宏年满二十三岁，在冯太后的长期严格教育和直接影响下，他不但精通儒家经义、史传百家而才藻富赡，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增长了实际才干，这些都为后来的改革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年九月，冯太后病逝。孝文帝哀伤至极，大哭三日。他痛哭失声地对臣下说：“朕自幼承蒙太后抚育，慈严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无不谆谆教诲。”又在诏书中说：“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后安缉全国。朕的祖宗只专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导朕学习古道。一想起太后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内外大臣，谁又不哽咽悲切？”从此以后，孝文帝独自挑起了改革的重担。 同年，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孝文帝继承了先辈们汉化的遗志，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 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一月，他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他在考课诏中规定：“二千石官吏考在上上的，试充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考在中上的，委任五品将军；考在上下的赐给衣服一套。”同年冬天，设太乐官，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命中书监高闾与乐官讨论古乐，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 太和十六年（492年）正月，颁布五品诏，诏令规定：宗室远属不是太祖拓跋珪子孙和异姓封任的都降为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子、男不变。名称虽易，但品秩如前，公为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又命令群臣议五行之次，采纳秘书丞李彪等人的建议，以为晋承曹魏为金德，北魏应承晋为水德。四月，颁布新律令，废除了北魏初年残酷的车裂、腰斩，改为枭首、斩首和绞刑三等，把夷五族、夷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夷五族降止同祖，夷三族降止一门，门诛降止本身。 
迁都洛阳 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首先整顿吏治，颁布俸禄制，立三长制，实行均田制。孝文帝推行汉化最重要的措施是迁都洛阳。北魏长期都于平城，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 为保证迁都顺利进行，孝文帝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太和十七年（493年）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称要大举伐南朝齐，计划在南伐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在朝会上，任城王拓跋澄站出来反对，退朝后，他立即召见任城王澄，屏退左右，单独与澄计议说：“这次举动，的确不易。但国家兴自塞外，徙居平城，这里是用武之地，不能实行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实在难啊！崤函帝宅，河洛王里，朕想趁此南伐大举而迁居中原，不知任城王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立即表示赞同。 六月，即刻下令修造河桥，以备大军渡河；并亲自讲武，命尚书李冲负责武选，选择才勇之士。七月，立皇长子拓跋恂为太子，发布文告，移书齐境，声称南伐；下诏在扬、徐二州征集民丁、召募军队；又使广陵王拓跋羽持节安抚北方六镇，调发精骑。至此，准备基本就绪。 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孝文帝拜辞冯太后永固陵，率领群从百官，步骑百余万从平城出发南伐。命太尉拓跋丕与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以河南王拓跋干为车骑大将军，负责关右一带的军事，与司空穆亮、安南将军卢渊、平南将军薛胤等共同镇守关中。 临行之际，太尉拓跋丕奏请以宫人相从，孝文帝厉声斥责说：“临戎不谈内事，不得妄请。”大军列队出城，一路之上，阵容整齐，浩浩荡荡，所过之处，秋毫无犯，经恒州、肆州，于太和十七年（493年）九月底抵达洛阳。时值深秋，阴雨连绵，大军就地休息待命。当时许多鲜卑大臣虽不愿内迁，但更畏惧南伐，故只得相从，不敢再提出异议，遂定迁都大计。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正式宣布迁都洛阳。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陆，北魏政府又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鲜卑人的习俗是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衣夹领小袖，多数人不会说汉语，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习俗；且新迁之民初来洛阳，居无一椽之室，食无担石之储，不擅农业，人心恋旧。如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地阻碍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在王肃、李冲、李彪、高闾等汉族士人的支持下，迁洛之后，孝文帝立即着手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 
革俗汉化 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二日，孝文帝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一律改穿汉人服装，朝廷百官改着汉族官吏朝服。几天后，又下诏免除迁户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政府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 恰在这时，萧道成的侄子萧鸾杀海陵王萧昭文，篡位自立，称明帝。消息传来，孝文帝怒斥萧鸾不忠不义，遂以此为借口，兴师问罪。他先派行征南将军薛真度向襄阳，大将军刘昶向义阳，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锺离，平南将军刘藻向南郑，分四路大举伐齐。十二月底，又亲率大军三十万南伐，渡淮河直抵寿阳。由于寿阳防守严密，魏军不能攻下，只好放弃寿阳沿淮河东攻锺离。次年三月，孝文帝被迫撤兵。 太和十九年（495年）五月下旬，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不顾鞍马劳顿，又立即召集群臣，商议禁绝胡语。六月，正式发布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当月，孝文帝又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 于是，从代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为河南郡洛阳县人。孝文帝又依据古代《周礼》中的制度，下诏去长尺，废大斗，改重秤，颁行全国。太和十九年（495年）八月，洛阳金墉宫建成，诏令在洛阳城内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九月，新都营缮工程初步告竣，平城六宫、文武全部迁到了洛阳。 
孝文中兴 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他在诏令中说：“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于是，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奚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改姓以后，鲜卑族姓氏不再重复奇僻，与汉姓完全相同，鲜卑族在汉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为使鲜、汉两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陇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以充后宫，并亲自为六弟聘室，命长弟咸阳王元禧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元干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阳王元羽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元雍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王元勰聘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元祥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 六个王妃中，除代郡穆明乐女出于鲜卑八大贵族之一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孝文帝还采用魏晋的门第等级制度，在鲜卑贵族中分姓定族，根据姓族等级高低分别授以不同的官位、给予不同的特权。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使鲜卑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大大的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史称“孝文帝中兴”。 
平定叛乱 太和二十年（496年）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皇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元恂素不好学，体又肥大，最怕洛阳的炎热天气，每每追乐旧都，常思北归；又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仍旧解发为编发左衽，顽固保持鲜卑旧俗。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言相劝，他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怀恨在心。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 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驰马奏报，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当即引见元恂，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又令咸阳王元禧等人代替自己打了元恂一百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囚禁于城西别馆。 十月，孝文帝在清徽堂引见群臣，议废太子恂。十二月，废元恂为庶人，囚禁于河阳无鼻城。次年四月，孝文帝巡幸长安，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告发元恂又与左右谋反。孝文帝得报，急派咸阳王禧与中书侍郎邢峦率人带着毒酒赶赴河阳，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元思誉，汝阴王元天赐之子，景穆太子之孙；元业，平阳公元丕之弟；元隆、元超皆为元丕之子。 这些人大都是鲜卑旧贵及其后裔，他们不满意孝文帝亲任中原儒士，他们对于迁都变俗、改官制服、禁绝旧语都抱着反对的态度。元丕甚至公然在盛大的朝会上独穿鲜卑旧服而毫无顾忌，孝文帝看他年老体衰，也不强责。迁洛之初，元隆、元超还曾企图劫持太子元恂留居平城，起兵割据雁门关以北的恒、朔二州，阴谋虽未得逞，但叛逆之心不死，这次又与穆泰等人酝酿更大的叛乱。 元颐佯装许诺，以稳住穆泰等人，暗中将叛乱阴谋密报朝廷。时任城王元澄卧病在床，孝文帝立即召见他。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恒州治所）。先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同党，示以祸福，叛党顷刻瓦解。穆泰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不克，败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穷治穆泰同党，收陆睿等百余人下狱，民间帖然；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正月，立皇子元恪为太子。叛乱平息后，孝文帝以鲜卑旧贵和北方各少数族酋长不堪暑热，允许他们秋居洛阳，春还部落，当时人称他们为“雁臣”。 
南下征伐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孝文帝一行渡渭水入黄河，东还洛阳。返京后的第三天，即下令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卒二十万，准备再次大举南伐。经过一番准备，八月，孝文帝率六军从洛阳出发，使任城王元澄与仆射李冲、御史中尉李彪等人留守京城，命皇弟彭城王勰暂领中军大将军。 孝文帝引兵直趋襄阳，彭城王元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吹唇拂地。兵至赭阳，留诸将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袭宛城，当晚攻克外城。房伯玉率众坚守，魏军不能取胜。孝文帝留咸阳王元禧等人攻南阳，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的顽强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齐明帝急派大将崔慧景率步骑二万余人增援襄阳。 十一月，南齐韩秀芳等十五将投降北魏，魏兵才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胜利。战争相持到第二年三月，北魏终于攻占了雍州的南阳、新野、南乡等郡，刘思忌被杀，房伯玉被迫出降。继而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斩首、俘获二万余人。孝文帝乘胜率众十万围攻樊城，齐雍州刺史曹虎闭门自守。但涡阳一战，魏军失败，一万多人被杀，三千多人被俘，军资器械财物损失上千万。北魏急调步骑十余万往援涡阳，才迫使齐军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齐明帝死讯，乃下诏称说“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归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见侍臣，经过急救，方才转危为安。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一月，孝文帝风尘仆仆地回到洛阳，尽管病魔缠身，但还是坚持上朝理事。南齐为了夺回雍州所失各郡，派太尉陈显达督率平北将军崔慧景军四万击魏，屡破魏将元英，围攻襄阳以北三百里的马圈城达四十余日，城中粮食断绝，将士以死人肉和树皮充饥，魏兵被迫突围，死伤千余人。陈显达又派军夺回南乡郡，给北魏造成严重的军事压力。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离洛阳御驾亲征，命于烈居守，以右卫将军宋弁相辅助。 
患病去世 孝文帝自染病以来，彭城王元勰常在身边侍奉医药，昼夜不离左右，饮食必先尝而后进，蓬首垢面，衣不解带，睡不安席。孝文帝久病心烦，易于动怒，侍臣稍有过失，动不动就要诛斩。魏军进至马圈城，与齐军相遇，孝文帝坚持亲自部署指挥战斗。 三月底，孝文帝病情恶化，被迫北还，行至谷塘原，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年仅三十三岁。 孝文帝驾崩后，彭城王元勰与任城王元澄秘密商议，恐孝文帝逝世的消息外露，南齐陈显达返兵追逼，故秘不发丧；行抵宛城的时候才派遣中书舍人张儒奉诏征太子元恪前来，将孝文帝逝世的消息公诸于众。太子元恪到了鲁阳之后，才为孝文帝举行丧礼，正式即皇帝位，是为宣武帝。五月，宣武帝葬孝文帝于长陵，庙号高祖。 
如何评价北魏孝文帝元宏？ 虽然讲元宏就绕不开“北魏的汉化改革”，但我们还是不妨转换视角，先来聚焦于孝文帝这个人本身。 在我们的观念中，很大一部分皇帝留给历史的面目都是模糊的，他们的形象或单一或刻板，很少有“人”的喜怒哀乐。但孝文帝却是个例外，在史料中，有大量关于他为人处世的片段。透过这些只言片语，我们能够在帝王惯有的冷酷面孔之下，触碰到一个灵魂鲜活、有血有肉的人。 你会发现，这个人除了地位让人敬畏以外，他的气度，也足以让你钦佩；他的人品，更足以让你折服。 虽然你我之辈，穷其一生都不会有孝文帝这样的地位与经历，但是他的这些作为，依然足以为我们所借鉴。而通过这个人的这些事，我们又能有得到一些更为宏大的结论。 ——这，也正是我们读历史的意义所在。孝文帝继位时只有五岁。 一般幼主登基，都是因为皇帝爸爸死了，但孝文帝却不是这种情况。他爸献文帝拓跋弘不仅健在，而且还很年轻，只有18岁。如今之所以传位于他，完全是受文明冯太后所迫——这段故事之前专门写过，这里就不展开了，传送门：《太上皇与皇太后的往事》。 在登基大典上，只有5岁的孝文帝悲不自胜，嚎啕大哭。旁人问他为何哭泣，他说：是因为感受到了父亲内心的痛苦，所以情不自禁。 这种敏锐的感受力和强大的共情力，许多成年人都无法企及。 此后，冯太后升级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在这段岁月里，孝文帝过得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多有坎坷。文明太后虽然亲自抚养他，但对他的猜忌却一点都不少。 据记载，孝文帝曾经被宦者诬告，冯太后因此大怒，直接就将孝文帝单衣关于寒室之内，三日不食，孝文帝几乎冻饿而死。 但这样的成长过程，却并没有给年幼的孝文帝造成太大的心理阴影，反而是培养出了他能体察他人难处的性情——对于身居高位者而言，体察到别人的难处和苦衷，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的事。 在这方面，孝文帝可以称得上是帝王中的另类。 到继位后，孝文帝甚至做出了一些完全不符合帝王身份的行为。比如，多年以后，冯太后去世，他是如何处理当年恶意中伤他的那些小人的呢？ 没有任何的报复行为。 这恍然会让人想起西汉时的名臣韩安国。当年，韩安国因事下狱，被狱卒所辱。韩安国说，你就不怕死灰复燃吗？狱卒说，那我就一泡尿滋灭它！ 没多久，死灰真的复燃了。狱卒害怕报复，逃往外地。韩安国专门派人通知他：你如果不回来，我就灭了你全家。 狱卒只好返回。韩安国笑着跟他说，你不是要尿吗？ 但最终，韩安国也没有为难此人，而是就此揭过。 这样的一笑而过，难吗？ 难，尤其是在你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以后。 
更多的人，都只能做李广：李广被罢官回家后，某次，出城打猎忘记了时间，回城时城门已经关了。李广在下面叫门，说自己是“故李将军”，但城楼上的霸陵尉对这个“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的老同志”明显不感冒，硬是没给他开门，李广在城门下吹了一夜的风。 几年后，汉武帝再一次征召李广出征。李广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要霸陵尉随军，一到军中，便杀了此人。 苦难对于每一个人的意义是不同的，有些人经历过苦难后，会把苦难变为激励自己奋斗的动力；有些人则不然，一朝翻身，就会变本加厉地把自己曾经受过的苦，返还给那些曾经施虐的人，甚至于，还会扩大化强加给别人。 这里并不是说做人就一定要以德报怨，而是想指出，很多时候，你汲汲于报当年的仇，只是因为你还没有从昔日的痛苦中走出来。 而你睚眦必报的态度，又会给更多的人留下一个心胸狭小的印象。对比一下李广与韩安国，两人高下立现，李广的快意恩仇固然一时痛快，但着实犯了一个领导者的大忌。 受辱而报复，这确然是自己情绪的一种发泄，但在别人看来，却是一个气度问题。李广心心念念地跟汉武帝要了霸陵尉，带到军中只为发泄怨恨；韩安国也想法设法的找回了狱卒，却是为了做一件敞亮事给别人看，这就是二人的差别。 孝文帝在等到冯太后去世以后，看那些当年向冯太后告密的人已经如蝼蚁一般，他不屑、也无暇去回想当年曾经的痛。 他已经是一个大国的君主，宵小之辈的仇恨，完全不在他的考虑之内。回过头，再来说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旧事： 某一年，冯太后认为孝文帝在亲政以后，可能会对冯氏家族不利，因此一度想废掉孝文帝。最终，还是在宗室重臣的反对下才作罢——对于这些支持过自己的大臣，孝文帝一生感激。 那么，面对着冯太后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苛责，孝文帝在冯太后死后，又是怎么对冯氏家族的呢？ 孝文帝仿佛完全忘记了这些不愉快的过去，对待冯氏家族没有任何的反攻清算。 在冯太后死后，孝文帝毁伤过礼，之后又多次谒陵，且在谒陵期间水米不进，以示敬重。 尤其是在太和十七年八月初九，孝文帝再一次到冯太后永固陵前辞拜。之后的第三天，他便启程南下——名为南征，实为迁都。也就是说，他在临行前，还专门到冯太后陵前做了最后的告别。 
第二年，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此时，恰好冯太后之兄，时任太傅的冯熙病逝。因恪于改革观瞻，孝文帝没有赴平城奔丧，但却派了太子回平城致哀，使冯熙极尽哀荣。 而且，孝文帝先后两任皇后均是冯熙之女。其后，后一任冯后因为被发现与下人淫乱，在孝文帝身前已经无宠，但孝文帝顾及冯氏情面，并没有将其废除。 几年以后，孝文帝暴疾。临终之际，他不愿意冯氏在他身后擅权，故下诏赐死冯后。但他跟执行的彭城王元勰是这么说的：“后宫久乖阴德，自绝于天。若不早为之所，恐成汉末故事。吾死之后，可赐自尽别宫，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直到临终前，他都还在顾虑冯氏的兴衰。 就连冯太后身前安插的重臣，孝文帝也没有抱着成见一味贬斥，而是量才录用，使人尽其才。 李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李冲出自于高门，但他的发迹却并非是因为门第，而是靠了文明太后的青睐：他是文明太后的面首之一，由此而进入朝廷，执掌机密，身居高位。 但在冯太后死后，李冲并没有因此就遭到贬斥，而是继续获得重用——因为他还真的不是我们一般理解上的弄臣，而是真正有行政能力的大臣。他后来基本上参与了孝文帝一朝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包括营建洛阳城。 孝文帝没有抱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想法，一定要清除掉文明太后的重臣，换上自己的人。即便在迁都以及南征之事上，李冲的意见和孝文帝多有冲突，孝文帝也依然信任李冲，尽量借用他超常的行政能力，没有因为立场不同而罢黜。自五胡乱华以来，除了苻坚、姚兴等少数人以外，这个时代绝大部分的君王，都有各种各样的人格缺陷，有以杀人为乐的，如石虎、赫连勃勃；有猜忌属下的，比如刘裕、刘义隆父子；还有喜欢残害同宗的，这是绝大多数南朝皇帝的通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主要在于帝王们的权力太大了。 如果是在正常的时代，还会有礼制、祖宗家法、文官集团等约束存在。但到了南北朝这样的大乱世，这些限制条件几乎已经全部失效。 而一旦不受任何人和制度的约束，就一定会培养出变态的人格。 这个道理一点都不复杂：环顾周围，哪个熊孩子不是被家长惯出来的？ 这样一对比，你就会发现，北朝的孝文帝之所以跟南朝暴虐荒淫的君王们不同，很大原因就在于，他所受到的是另一种教育和培养模式。 正是这套模式，让他的早年虽然也有压抑，但却没有因此而养成睚眦必报的性格；他执政以后一言九鼎，但也没有因此就对臣下的性命生杀予夺；他虽为帝王至尊，却依然能体察到臣下细微的情绪变化和利益关切。 如果你不知道孝文帝的鲜卑族背景，那么你完全无法想象，这竟然是一个异族的君主——甚至于，跟苻坚这样的仁君比，孝文帝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苻坚还曾有因怒而杀人的记录，孝文帝却没有。
他留在史书上的，完全是一个雍容大度、气概恢弘的仁君形象。而且，这与孝文帝自己的祖先们也很不同。 以太武帝拓拔焘为例。 史载，太武帝珍惜财物，赏赐只及于战争中牺牲的功勋之门，不会随意赏赐给亲贵之家。他有知人之明，提拔才能之士不考虑出身门第；他明于事理，持法公正，“赏不遗贱，罚不避贵”。但他也有很明显的缺点，就是性情残忍，“果于杀戮”，杀人毫不犹豫，但在杀了以后，又经常后悔杀错了。 “（太武帝）每以为财者军国之本，不可轻费。至于赏赐，皆死事勋绩之家，亲戚贵宠未尝横有所及。 命将出师，指授节度，违之者多致负败。明于知人，或拔干于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长，不论本末。 听察精敏，下无遁情，赏不遗贱，罚不避贵，虽所甚爱之人，终无宽假。常曰：“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 然性残忍，果于杀戮，往往已杀而复悔之。” 这里我们贴一下原文，因为通过这段描述，你很容易就能在脑海里勾勒出一个杀伐果断的领导者的形象——这与孝文帝的气质，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段关于孝文帝的记录： 高祖友爱诸弟，始终无间。尝从容谓咸阳王禧等曰：“我后子孙解逅不肖，汝等观望，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取之，勿为它人有也。” 亲任贤能，从善如流，精勤庶务，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处心公平，推诚于物。能是二者，则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 用法虽严，于大臣无所容贷，然人有小过，常多阔略。尝于食中得虫，又左右进羹误伤帝手，皆笑而赦之。 天地五郊、宗庙二分之祭，未尝不身亲其礼。 每出巡游及用兵，有司奏修道路，帝辄曰：“粗修桥梁，通车马而已，勿去草铲令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内，禁士卒无得践伤粟稻；或伐民树以供军用，皆留绢偿之。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弊，浣濯而服之，鞍勒用铁木而已。 幼多力善射，能以指弹碎羊骨，射禽兽无不命中；及年十五，遂不复畋猎。常谓史官曰：“时事不可以不直书。人君威福在己，无能制之者；若史策复不书其恶，将何所畏忌邪！” 孝文帝对自己的弟弟们相当放心，曾经对咸阳王元禧说，我的儿子将来做皇帝时，你们觉得他可以辅佐就辅佐，不能的话，你们自己做皇帝也可以，千万不要让外人抢了去。 他用法虽严，但从不因为小过错而惩罚臣下。他曾经在饭碗里发现过虫子，也曾经在下人端汤时被烫伤了手，但都没有因此而加罪。 出行时，孝文帝尽量不骚扰地方，不使马匹践踏谷物；如果非要伐木，也一定会赔给钱物；就连宫室，也是非到不得已不修。 孝文帝曾经对史官说过这么一段话：“君王威严至重，没有能约束的力量。如果没有史书能秉笔直书，暴露其恶，那么君王还能有什么顾忌呢！” 此刻，可能有人充满了疑问：这不是讲“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文章吗，为什么通篇都是关于孝文帝个人的生平介绍？这些内容，与汉化改革有关系吗？ 有。 不是说孝文帝的这些生平小事与汉化改革有关系，而是这些内容背后所站着的这个人，本身就是汉化改革的一部分。
如上所述，你应该已经感觉到了，孝文帝身上很重要的一个气质特征，其实是“仁”。 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很符合儒家传统文化对于君王的要求。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儒家所描述的“圣君”，也已经是孝文帝自身修养的目标。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以后，鲜卑贵族已经能够培养出一个符合中原文化传统的帝王了。 自两百年前刘渊起兵、塞外胡人进入汉地以来，胡汉之间的融合，始终在以一种极为缓慢，但从未停止、逐渐积累的方式进行着。 胡汉之间，从最初的相互仇杀发展到相互接纳，再到胡人主动融入汉人，直到如今，胡人中已经能培养出汉人意义上的好皇帝了。 从苻坚到姚兴，再到如今的孝文帝，这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不是一味因循守旧的。与此同时，汉人自秦汉统一以来所积累的缺陷和弊病，也在逐一得到解决： 文化上，魏晋以来务于清谈的玄学被北朝所摈弃，佛教的传入给汉文化带来了新的活力。 观念上，大一统四百多年以来逐渐丧失的尚武精神，因为两百年的战乱而再次勃发。 地方组织上，自汉初以来形成的地方豪族——或者说高门大阀控制基层的局面正在逐渐被弱化。 虽然在孝文帝时期，北方四姓在政治上依然享有特权，但他们的经济基础已经丧失。北魏重建基层组织的努力虽然功亏一篑了，但几十年后，府兵制的出现就将真正断绝地方豪强赖以生存的土壤。而再到百年后，科举制的出现，将会给豪强最终致命的一击。 如果从一般的评价意义而言，那么不管原因何在，苻坚、姚兴、孝文帝元宏等人的结局，都可以都称得上是失败的。但是，在这一个个具体个例的背后，我们更应该看到的却是整个北方胡汉融合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有反复的。孝文帝之后，北魏迅速衰落，在而后分裂出的北齐中，出现了更多变态的皇帝。高氏家族的荒暴，一如他们的胡人前辈。 但这已经不是常态，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同一时期，北周的统治者们就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正常的环境。他们身上虽然也有胡人固有的残忍与猜忌，但整体上，已经与胡人本身的“愚昧”气质渐行渐远。
北齐的统治，已经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最近看到一个词，慢变量，感觉放在这里特别合适。 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比较容易观察到的都是“快变量”。因此，也就容易去研究快变量对现实世界的影响。 小到天气预报，大到经济数据预测等等，都在这个范畴内——天气情况可能会导致海潮波动，经济数据会导致政策变化。所以，密切观察它们的动态，总是必要的。 但其实，更深层次的主宰，是慢变量。 潮汐涨跌，根本的原因在于月球引力。只要月球引力不变，所有因为天气原因造成的海潮影响，就终会复原。 经济数据可能对短期投资有参考价值，但真正决定经济运行的，却是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人口结构、技术进步，等等等等。 慢变量之所以被冠以“慢”字，是因为它的力量是逐渐释放的，可能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显现出来。在它从量变发展到质变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你甚至可都感觉不到它的变化。 但它又是的的确确存在着、运动着的。而且，它最大的特征在于，它是有惯性的，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滞。 陈凯歌当年的老电影《无极》中，有一句台词描写这种状态描写得很精准： “真正的速度，你是看不见的，就像风起云涌、日落生息，就像你不知道树叶什么时候会变黄，你的孩子什么时候会长出第一颗牙，你什么时候会爱上一个人。” 北朝的胡汉融合，就是这样一种“速度”。 它实在是太过缓慢了，在近三百年的时光里，从来都是混乱和动荡，不知道枯骨了多少代人，你似乎都感觉不到它的运动和存在。 但事实上，这背后创新制度、迸发生机的过程，从未停止过它的涌动与奔流。在浪潮与浪退之间，在日落与月升之间，一层层的骨骸早已堆叠成山，延绵成林。待你猛然惊觉时，这让人触摸不到的“速度”，已经孕育出了新的大陆。 这是百年，也只是一瞬；这是沧海，也只是一粟。 而在这浩瀚无垠的天河里，孝文帝——不管是他这个人，还是他的改革，都是北朝胡汉交融的整个过程中，最为高光的时刻，犹如暗夜里的启明星。 虽然启明星的光芒终将逐渐暗淡，但那之后，迎来的将是，东方之既白。
扩展资料：南北朝之北魏的介绍 北魏（386年～534年）是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政权，也是北朝第一个王朝。 386年拓跋珪趁前秦四分五裂之际在牛川自称代王，重建代国，定都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同年四月，改称魏王。 398年六月，正式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398年七月，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称帝。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举改革。 永熙三年（534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东魏武定八年（550年），高洋接受孝静帝禅让，建立北齐。西魏恭帝三年（557年）禅位于宇文觉，北周建立，元魏（拓跋魏）宣告结束。从386年拓跋珪重建代国至534年分裂为止，共历20帝（列入正史本纪者12位），享国148年。 北魏时期，佛教兴起，佛教得到空前发展，迁都洛阳和移风易俗促进了北魏的中央集权制度与民族融合。 因“魏”字具有美好伟大之意并且是“神州上国”之名而定为国号，为别于此前的曹魏政权，某些史书因此别称为“后魏”。又以其皇室姓拓跋，后改姓元，故又别称拓跋魏、元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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