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次重新推送是为了以下考虑：1、沟口雄三先生的名字写错了，深感不安；2、加了三张珍贵的照片；3、补充一个细节，杜先生2005年访问日本的时候，日本学界经过一两年的周密的策划，请杜先生在第一朵樱花开放的第一天到日本，樱花落尽回哈佛。4、付出最多的是沟口雄三教授，他亲自开车陪杜先生游览富士山及日本园林，邀请杜先生参加了他的会读，一起吃日本及法国大餐等等。
导读：2005年3月到5月，由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关西大学等十余所大学（及第十九届世界宗教大会主旨演讲）联合邀请杜维明先生赴日进行学术访问。杜维明先生在日期间，在以上学校以“儒家的宗教性及文明对话”为主题，同日本著名汉学大师沟口雄三先生、尾崎文昭先生、小岛毅先生、吾妻重二先生等进行了多场深刻而重要的学术对话，池田大作先生主办的创价大学是其中之一。2011年，创价大学授予杜维明先生荣誉博士学位，在校园小道旁栽植了一棵以杜维明命名的樱花树作为纪念。本次推文是杜维明先生访问创价大学时，同池田大作先生对谈中关于“儒家思想与文明社会”的摘录部分。
池田：儒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彻底的排挤。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传统文化重新认识的进展，已逐渐深入地进行了重新评价。在悠久的历史中培育起来的、形成人们精神的思想，即使会由于政治的变动而从公开的舞台上暂时消失，但是，历史的地下水脉仍会滔滔不断地流动。现在，在中国儒教复兴的背景中，恐怕也有着人们精神上的渴望吧。
杜维明：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作为其背景，还有来自学术界、大众媒体、企业、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等广大领域的要求；希望发现传统文化资源的学生们的热情；调查、报道这些情况的媒体的活动；采纳儒教思想的企业经营；以及通过儒教来进行职业道德的启蒙等现象，都表明了儒教的复兴具有多么广泛的基础。
池田：伏尔泰景仰孔子，称孔子是“天下无双的模范”；康德赞扬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我也认为，孔子之所以伟大。其中的一点就在于他作为教育家的卓越能力和人性。受他训育的弟子们记录下孔子思想的《论语》，至今仍在全世界被广泛阅读，并教导着人们。确实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孔子可以说是一个“人类的导师”。
杜维明：我曾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一个建议，希望规定一个全世界的“教师节”的日子。我个人认为，可以把9月28日定为这样的“教师节”。在这一天，所有的人都应该尊重、怀念教师。对恩师表示尊敬的行为，会给青年们的人格形成带来莫大的影响。
池田：“师生之心”也是贯穿于《论语》的支柱。孔子关心的重点始终是人。孔子相信所有的人都具有争取人格完成、努力向上的能力。”即始终关注人，在众人的身上发现和发挥丰富的可能性。
杜维明：确实如孔子教导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儒教强调通过“礼”、“乐”来形成人。儒教所强调的争取“成为人”的学问，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统一的、开放的过程。孔子自身就是他自己的思想“好学”的体现者。孔子还有一句名言，叫“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儒教的传统认为，国家、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存，就是根据这种互惠的精神。
池田：我在这句话里感受到儒教中搏动的“共生哲学”。
杜维明：儒教使用这种否定表达形式的黄金律，也是考虑到他人实际存在的状况。这个乍看上去是被动的规律，却包含着通过尊重对方重视对方的想法，给对方带来幸福的主动的态度。
池田：我的老师户田先生很赞赏孔子的哲学。他经常汲取孔子所说的意思，加以发挥，对我们青年说：“如果模仿孔子的话来说，我们的人生态度就是，'他人之利益，你要施给’。”
杜维明：儒教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互惠的黄金律，往往要用“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样肯定的论述方式来补充，使其完善。构成这些伦理的训诫基础的，就在于不把人看作是孤独的个人，而是当作各种关系的中心。当作这样的“中心”，就必须尊重人的尊严、自律和独立，如果有必要，还必须在法律上加以保护。
池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不是自我中心，而是以对方的心为中心，不是以“我”，而是以“我们”为基调，共同生存，互相支持，共同繁荣——这种共生的生活态度，应当成为21世纪的时代精神。
杜维明：实现自我与奉献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使做人的花朵开得五彩斑斓。儒教思想的“内圣外王”，不外是指敏锐地掌握了在这样的与他人的交流中培养起来的自己作为完人的和谐与创造的紧张之道。儒教的自我修养，不单纯是作为精神锻炼来谋求与世界的和谐。毋宁说，其意图是在于从精神方面来变革世界。儒家是试图通过伦理的反省和对社会的奉献，而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孔子主张学问不是为了自己，即孤立的个人，而是为了作为各种关系中心的自己，其原因就在这里。
池田：就是说，儒教思想始终是通过精神的变革来促进社会的变革。与我对谈过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也十分关注这一点。汤因比把孔子定位为“伦理的改革者”。孔子处于当时“要摆脱传统的框框，但不知方向”的社会，为“复兴有被丢弃危险的祖先传下来的各种宝贵制度”而尽了最大的努力。他是这样评论孔子的这些行动的：“孔子的矫正，其实是种革新。”“(孔子)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理想。”
杜维明：我认为这种分析是正确的。儒教对自律的伦理的探讨，与康德的分类命题同样都是为了要实现公正的社会。儒教对正义的关心，并不是非现实的理想主义，而是得到可理解性和可实现性印证的。孔子在受到老庄思想认为应当“以德报怨”的挑战时，他明快地表示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公正与正义同样都放在优先于私利的位置上。因为从长远来看，只有确立了公正，才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利益。在世界的宗教中，有的教导要“以怨报怨”，有的教导要“以爱报怨”。但是，我们应当站在“以直报怨”的立场上。
池田：这才是今后世界应走的方向。只有站在生命的尊严、自己与他人共同的幸福这样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普遍性的正义的立场上，人类才能克服憎恶与对立，向着新的和平的道路、繁荣的道路前进。
杜维明：我也这么认为。伦理性的行动，应当根据状况来应对，应当具体地感受到微妙的差异来进行。不过，它应当始终基于普遍性的原则。
池田：作为这种普遍性的一项原则，还可以举出确立和尊重自己与他人共同的人权。
杜维明：是的。对于今后的社会来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组织的权利的人权，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关于人权的争论，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为了把我们的暴力世界文明化所使用的最显著的国际性手段之一。但是，我们的“地球村”至今仍苦于对立、破坏和分裂。作为抽象的普遍性的思想的人权，其本身是不可能带来“对话、建设和共生的时代”的。池田会长曾提到的作为世界宗教第二个必要条件的“恢复人权的枢轴”，对争取公正的社会是极其重要的。就是说，为了在日常的现实中构筑人权，必须要有人类的生存与繁荣的广阔的视野。而且，我们应当探究能给那些被赶到社会角落里的人们带来力量的方略。有力量、有影响力的精英们，必须成为有责任感、关爱心和完美人格的存在。
池田：正如您所指出的，说是人权，如果停留于抽象的概念，那就不可能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我相信，在日常生活的各种层面，一面培育关爱他人之心，同时促进具体的行动——这样的脚踏实地的人权教育，才是使“和平的文化”在社会上扎根的捷径。
杜维明：重要的是教育，是自我启发。没有精神上的锻炼和抑制，作为管理技术的统治，可能会很容易地堕落为没有伦理和理想的政治操作。从原则上来说，伦理和政治是相辅相成的，在绝大多数场合是不可分离的。为了发挥潜在的力量，陶冶人格，我们每个人也必须把着力点更多地放在精神的核心上，通过精神的锻炼来争取自我完成。孔子担心弟子们把学问单纯当作在经济、政治或社会上获得成功的手段。比如说，有的人学习是为了进入官场或者是为了获得好的名声。但是，真正的学问的目的并不在这里，最终的目的在于提高和升华人格。儒教重视的价值，是负起政治的、社会的责任。而这种价值必须以“自我修养”为基础。
池田：严寒的季节，我想起了孔子的话“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从阐述人所应遵循之道的中国的古典文献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日本的青年对中国自古以来的思想和哲学已经愈来愈生疏，这也是事实。这样，就不可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的文化，加强与中国人的交流。所以我希望能就已成为中国精神支柱的“儒教”，再一次确认一下它的基本情况。首先，请问所谓儒教，简要地说，它主张以什么为目的，以什么为理想?
杜维明：简洁地说，所谓儒教，就是学习“人真正像人活着”之道。比如说，孔子的弟子颜回，由于他有“好学”的精神，就受到孔子大大的称赞。儒教的思想认为，人生的深刻意义，应当在平凡的人的存在中发现和实现。所以，可以说儒教是宣扬一种哲学，目的是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帮助每个人实现自我。
池田：这就是您一向宣扬的“儒教人本主义”的精髓吧。
杜维明：“儒教人本主义”可以从“道”、“学”和“政”三种观点来进行探讨。从“道”的观点来说，是在儒教终极关心的宇宙的视点、对人生的态度、自我认识及人的根本价值等问题上进行探讨。
池田：在这一点上，确实可以说儒教和佛教有着共同的基础。这个终极的理念，在儒教中为“天人合一”，在佛教中则为“宇宙即我”。在“宇宙、大自然”和“共同体”中，一方面把握“自我”，同时探究更好地更深刻地度过人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儒教和佛教是共鸣的。
杜维明：确实如您所说。另外，从“学”的观点来说，就是要研究从古代开始皇帝统治中国的变迁，以及儒教如何对应来自西欧的影响。
池田：深入思考“学”的观点，研究教义和文献，就是所谓的“儒学”吧。儒教并不是一般所谓的“宗教”吧。当然，即使是一概而论的“宗教”，佛教与树立唯一绝对神的“一神教”的系统，在很多方面也有着很不相同之处。
杜维明：是的。严密地说，是要对儒教思想所有的理念和概念加以解释、议论和讨论。儒教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不同，它不是宗教。因为儒教伦理不是基于信仰。换句话说，要体现儒教之道，并不需要“信仰这种飞跃”。儒教可以说是主张为人之道的“心灵的习俗”。
池田：如果从“信仰”的视点来考察，这种意义上的“宗教”的概念，确实不包含儒教。不过，从宇宙的视点来看，在主张“为人之道”这一点上，“儒教人本主义”和“佛教人本主义”都同样具有优质的宗教性。
杜维明：是的。我强调“儒教人本主义”的宗教性一面，其理由在于，它是综合性的、总括性的人本主义，具有极其深刻的精神性和自然主义的特性。孔子的目光始终贯注在如何度过现实的人生上。关于神的存在和死后的生命，一贯抱着“不可知”的态度。孔子一向怀有“天”这一普遍性的概念。儒教所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正是基于为发挥人的善性、超越一切基础的“天”的概念。我认为，“儒教人本主义”既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更不是简单的人学，其本质应当认为是“立足于宇宙视野的人学”。概观儒教的历史，孔子确立的儒教，也是由于几代献身的信奉者们不懈的努力，才发展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乃至支配中国政治的意识形态。这种发展一直延续到佛教传入中国、道教兴起的3世纪前后。这可以认为是儒教发展的第一期。
池田：在汉武帝时代，儒教被定为“官学”。不过，正如您指出的，随着佛教等的兴隆，儒教的发展中止了，停滞期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停留在经典的注释上。儒教再次迎来发展的阶段，是到了宋代，被称为“新儒学”的新运动发生以后。领导这一运动的是宋代的朱子和明代的王阳明等人吧。
杜维明：是这样的。11世纪儒家思想作为“新儒学”再次兴起以后，一直到它传布到韩国、日本、越南乃至世界各地的19世纪，可以认为是儒教发展的第二期。
池田：儒教虽经曲折的过程，但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中，还是形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基础。虽说被认为不适应近代化，但在20世纪受到彻底的否定和压制，请问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杜维明：大概是由于儒教传统的本质与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过于密切地纠缠在一起，当中国的君主制度崩溃时，其没落也就急剧地来临。
池田：请问儒教是怎么克服那段历史的考验的呢?
杜维明：尽管有着西方主义者所促进的要打破因袭的强烈的倾向，但从知识精英中出现的思想家们，从历史的“垃圾箱”中找出了儒教的价值，使其复活起来。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和牟宗三，在把儒教传统转换为近代中国生机勃勃的智慧力量方面，以及将儒教思想作为中心的存在做出了贡献。通过他们的努力，新儒教的思想开始传播开来。
池田：这就是说，是儒教自身为了适应时代而发生了变化吧。
杜维明：是的。儒教通过来自内部的批判，完全西方化、近代化了。不符合时代精神的教条的主张和落后于时代的说教受到严厉的批判，并加以排除。于是尝试了把自由、平等、人权、科学和民主主义等启蒙主义的价值系统地纳入儒教人本主义之中与此同时，儒教的传统通过与被认为是异端的启蒙主义的接触，经历了前所未闻的自我反省与自我评价的过程。通过这种决定性的自我意识，儒教传统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在世界主要文明中也罕有前例的、深层次的创造性的变革。事实上，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进行了彻底的清查。
本文根据池田大作、杜维明著：《对话文明：谈和平的希望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辑录，文字有删减和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