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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新，一九八三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收获》杂志当编辑，二○○○年至二○○九年任副主编，二○○九年至二○一六年任执行主编，二○一六年至今任主编。二○○七年编著的《一个人的文学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八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修订本，被誉为中国第一部“个人文学史”。一、文学名家新秀争相把最优秀的作品发表在《收获》为荣一九五七年，作家巴金和靳以在上海创办了《收获》大型文学双月刊杂志。在创刊号上，《收获》提倡作家应该选择不同风格、体彩、形式和流派，不拘一格，引领了一代风气。六十六年来，由两位创刊主编确立的办刊方针始终未曾变过。改革开放后，《收获》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阵地，不少重要的中国当代作家都是由《收获》发现并挖掘出来的。《收获》的编辑们一直坚持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坚守着文学的纯粹性。作为一家主要发表小说、兼顾其它题材的刊物，《收获》坚持不刊登广告，坚守着其纯文学杂志的立场。刊发了诸如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张贤亮的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莫言的长篇小说《蛙》、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天香》、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等大量各个时期最具影响力作家的重要作品。作家陈村曾评论《收获》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这句话广为流传。在它的作者群中，可找到文坛元老，也有不少初出茅庐的作者。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山水长卷，它不仅刊登郭沫若、老舍、曹禺、冰心的作品，王蒙、谌容、冯骥才、余秋雨的作品，名单上还有史铁生、贾平凹、莫言、张辛欣、王安忆这一辈作家，还包括高行健、王小波、王朔、马原、余华、苏童、安妮宝贝、小白、张怡微等个性迥然不同作家的异彩。《收获》是中国作家文学水准的标杆，能在《收获》上发表作品，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认可和荣誉。《收获》通常的习惯就是和作家建立联系之后，作家有好的东西就给他们。现在已经有一个良性循环，作家写出好稿子都会去找他们，无条件支持他们。作家就希望最好的稿子能够在《收获》露面，这样的局面确实是一代代人的努力才形成的。程永新常对作家说我希望你给我的是你自己比较看重的东西，我不希望拼命去竞争，拿来的却是个二流的东西。如果你自认为是好的东西，你就给我。程永新认为：“遍布全国各省市林林总总的文学期刊对推动文学运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一个国度里拥有那么多的文学刊物，堪称空前绝后的世界奇观。有句话叫做作家选择刊物，刊物选择作家。连接作家与刊物之间的中介就是编辑。编辑是作品的首轮读者，好的编辑应该是作家的知音，而优秀的刊物无疑是作家的摇篮。”比如一九九五年，作家史铁生写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跟程永新联系，希望能够在《收获》上发表。当时《大家》每年设有一个“红河小说奖”，奖金十万元，这在当时的文学界是个很可观的数目。主编李巍听到史铁生有这样一部长篇，认为这个奖颁给史铁生比较合适，但史铁生表示稿子已经交给上海的《收获》了。李巍专程从云南飞到上海，希望《收获》和程永新能够“让贤”。《收获》编辑部考虑到史铁生的身体条件和医疗费用，而《收获》本身的稿费有限，就与史铁生商量，愿意为作家着想，尊重他的选择。但史铁生态度非常坚决，只要《收获》愿意要这部作品，他宁可不要那十万块钱。后来《务虚笔记》在《收获》一九九六年第一期发表，从而谱写了一段文坛佳话。同济大学中文系主任张生在《从一九八三年开始的旅程》一文中认为：“在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思潮中，《收获》一直在场，并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伤痕到反思，到寻根，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新潮或先锋小说运动，《收获》从未缺席，所发表的一些作品，也大都成为某一思潮的代表作。所以，《收获》在海外才会有'中国文学之窗’的美名。在这一过程中，程永新的名字是和一九八六、一九八七、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收获》集中推出的那一批先锋作家的名字和由此掀起的新小说的热浪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来讲，作家都有些自命不凡，是很难对一个编辑说好话的，而提到《收获》的程永新，不管是成名的，还是没成名的，甚至是被他不停地退稿的作家，却都承认，他很懂小说，也就是说，作品的好坏逃不过他的眼睛。想给《收获》寄稿，或者说想给程永新寄稿，是马虎不得的，要先掂量掂量自己写的东西到底是不是过硬才行，碰运气是碰不过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收获》、对程永新怀着一种敬畏之心，在投稿时，也尽量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作品寄给他。”难怪作家北村会说：“我的小说也许就是为着少数几个人写的，其中之一就是《收获》，就是程永新。”目前，王安忆是在《收获》上发表作品最多的作家，一九八○年至今将近四十部作品。她在《<收获>中收获》的一文中谈到：“《收获》的编辑不像有的编辑那样给你一些很具体的意见。他们也叫你修改，但都很理解你，肯于站在你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尊重你的意见。在《收获》我好像没有经历过太艰苦的修改，只有一篇被退稿，就是《访美日记》。他们觉得太琐碎了，完全像流水账一样，并且篇幅太大，有二十万字，退稿我也能理解。后来我的写作比较成熟时，编辑就不轻易提修改意见了。”《收获》刊发的小说也常常成为影视的改编对象，据不完全统计有百余部，恐怕是国内文学杂志中最多的一家。比如根据余华长篇小说《活着》改编的《福贵》、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改编的《繁花》等电视连续剧，而根据王朔中篇小说《动物凶猛》改编成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苏童中篇小说《妻妾成群》改编成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都赢得了国际大奖，对世界讲述了独特的中国。所以导演张艺谋说，无数出色的影片和电视剧莫不是从小说改编而来。文学驮着电影走，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在《关于先锋文学和先锋编辑》一文中，程永新谈道：“李洱改一篇小说，改得辛苦啊!现在写小说的可能无法想象。当时他写了一篇战争题材的小说，改了几遍，我都记不清了，李洱的素质很高，在华师大，他写了小说悄悄把手稿给我和格非看，我们看一次就跟他聊一次。改了几遍后，我们觉得提高还是不大，流露出没有耐心的样子来，他也不生气。后来他离开华师大，回到郑州给我寄来了《导师之死》，我一看，跟原来写的小说相比，提高了很大一截，但是我还是跟他提了意见，我知道那只是很小的缺陷，我跟他通了电话后他又改，这次改完后我知道《收获》能用了。这个小说的修改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好作家诞生的过程。李洱的智慧在于他通过一篇小说的修改，悟到了小说操作的很多技术性的问题。他后来的写作特别顺利。这跟他的潜质有关，还有他的那种耐心。其实很多好小说是改出来的。对于一个非常成熟的作家来说，有可能一开始就写出好小说，但像李洱当时的情况，他的阅读欣赏能力是一流的，他对国内外作品的见解是很独特的，超过很多人，他在写作的起步阶段，通过不断的修改一篇作品，从中悟到很多东西。”而马原基本上被人认为是一个玩弄叙事圈套、注重小说形式的作家，可程永新却只眼独具，体察到了他的小说里另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特征，“尤为重要的是，马原的小说中出现了神（信仰）。而这一点几乎被所有的评论家所忽略。人类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外乎表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宇宙，人与神（信仰）的关系。”对于作家王朔的评价，程永新认为：“评价一个人主要看他与前人相比，贡献了哪些新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亏得有王朔这样的人，他的惊人之语常常让我们惊醒。对知识分子而言，王朔是极具破坏力的，他毫无顾忌的言论会刺伤很多人，但他真实，不虚饰，也不忌讳自己的观点。对民间百姓来说，他的思维又往往是超前的，具有文化引导的作用，王朔的嬉笑怒骂无人可以模仿。”不囿地域，不厚名家，不薄新人。任何事情，只要大方向对，持之以恒就会产生不小影响。比如作为《收获》的传统之一，《收获》每年下半年都要有意识地以“青年作家小说专辑”的方式推介青年作家，注重思想的敏锐和文体的创新，使《收获》成为一代代作家成长的摇篮，成为新人亮相并为文坛瞩目的最重要的舞台。程永新认为：“其实不仅是八十年代，我们《收获》杂志过去和现在一直在培养新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收获》是为当代文坛提供了最多新作家的杂志。从新时期文学复苏开始，那时的谌容、张抗抗、张一弓都是新人，到后来的张辛欣、刘索拉也是新人，这是所谓的先锋文学出现之前；九十年代到世纪之交出现的文坛新人，像后来为张艺谋写《英雄》的李冯，像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青年作家李洱，都可以说是从《收获》走出去的。”比如一九八七年第五期，《收获》推出“先锋作家专号”，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再如二○二○年第五期推出“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其中就有名不见经传的八零后昭通作家伍仕云的短篇小说《送伴》。这是伍仕云二○一九年十一月参加云南省作协主办的二○一九云南中短篇小说改稿班的意外之喜，改稿导师是《收获》编辑部主任王咸。《送伴》在《收获》双月刊二○二○年第五期“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首发，后被《长江文艺.好小说》月刊二○二○年第十一期、《作品与争鸣》月刊二○二一年第一期选载，入选《二○二○云南小说选本》，入围二○二○收获文学榜之短篇小说类、“云大评刊”
二○二○年度小说排行榜之短篇小说类，二○二二年荣获第九届云南文学奖。作为昭通小说首次在《收获》上的登堂亮相，伍仕云用“伍世云”为笔名发表的《送伴》迅速引起了省内外文学圈的广泛关注，可视为昭通文学再出发后的标志性小说之一。而伍仕云在发表《送伴》之前，仅有《边疆文学》月刊二○一九年第七期的短篇小说《倒计时》、《长城》月刊二○二○年第一期的短篇小说《打粑节来客》、《野草》双月刊二○二○年第五期的中篇小说《亲人》三篇。在发表《送伴》之后，他似乎也没有乘势而上的发表欲望，除《边疆文学》月刊二○二二年第五期头条“边疆开篇”推出了其中篇小说《衣禄》外，至今还没有更多拿出新作在公开刊物发表。但是，他手头至少有两位数的比较成熟、尚未定稿的中短篇小说稿存在电脑中。而伍仕云主攻的中短篇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叙述细腻完整，新奇不失度、渲染不离谱，所塑造人物拒绝慨念化、平面化、脸谱化，开口较小、叙事简洁、以小现大、挖掘较深。假以时日，潜力加实力，伍仕云的小说应该值得广大读者期待。作家余华认为：“程永新是名牌《收获》杂志的名牌编辑，他不写作了还是个名牌。”作家马原盛赞程永新是“少数真正懂小说的人之一”。作家北村说：“程永新是先锋中的先锋，作家中的作家，我认为在他心中一定有一种比作家更广阔的先锋意识，有一种更完整的成熟的力量来把握当时的先锋文学潮流。我们作家像演员，而他则像导演。所以，批评家在书写文学史的时候遗漏这样优秀的编辑家是奇怪的事，他甚至比批评家更贴近那个时代的文学的胸膛。”程永新认为：“'文革’是一个巨矿。有关'文革’远远没有写尽写够。以往出现的大部分表现'文革’的作品没有什么价值，我相信，未来的日子里，表现'文革’的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会不断涌现。就像'二战’一样，'文革’留给人类反省和思考的东西太多太多。”作家贾平凹一直认为程永新的小说肯定是好小说，但读完他的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后还是震惊。贾平凹说：“我喜欢极致的洋，极致的土，就如在中国我喜欢上海这样的城市，我也喜欢西北的我那个泥瓦土墙鸡飞狗咬的故乡。对于我来说，他写得太洋了，洋得让我喜欢而嫉妒！”《收获》创刊六十六年来，荣获首届国家期刊奖、首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全国双百期刊奖，还曾三次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五次被认证为上海市著名商标。编辑工作与个人创作是有矛盾的，《收获》的传统是不倡导不鼓励编辑写作，一方面是怕编辑分心，一方面是怕交换稿件，因为不管要成为名编辑还是名作家都需要付出很多。程永新在个人简历里给自己贴的标签是“职业编辑，业余作家”，实事求是加虚怀若谷。目前，在《收获》上首发的小说有七部长篇小说获茅盾文学奖，十二篇中短篇小说获鲁迅文学奖。其中程永新担任责编的长篇小说就有贾平凹的《秦腔》、苏童的《黄雀记》、李洱的《应物兄》三部荣获茅盾文学奖，多篇中短篇小说荣获鲁迅文学奖。作为一名深受作家们信赖的《收获》“职业编辑”，程永新负责组稿责编的还有若干小说屡次荣获国内外多种文学奖殊荣，他也于二○一七年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奖。作为一名“业余作家”，程永新著有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气味》，中短篇小说集《到处都在下雪》《若只相见》等小说集。近年来在《十月》《花城》《江南》《清明》《长江文艺》等刊物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青城山记》《若只初见》《风的形状》《他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思南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纷纷选刊，似乎成绩也不菲。正如《小说选刊》副主编李云雷在《小说选刊》二○二二年九月卷首语中所言：“程永新是名刊名编，也是新锐小说家，其《若只初见》初试锋芒，让人惊艳，新作《他乡》则追溯到久远的青葱年代，清新的山野，朦胧的爱情，复杂的家族关系，彼此纠结在一起，构成了一次夏日回乡探亲留在'我’心中最深刻的印象，但直到多年之后'我’才体味到真相的复杂幽深。”而《小说选刊》负责选编《他乡》的欧逸舟则在责编稿签中写道：“优异的文本往往能超越朴素的感动与审美的范畴，赋予读者一种历史的目光。致敬似水年华的同时，程永新的笔触没有遗忘生活的本质与命运的严苛。在上海与厦程里之间，在情窦初开的爱恋背后，懵懂少年的锐利双眸早已穿越了时光，洞悉了人生的真谛。青春岁月中的一切美好与感伤，都推动着我们走向奔腾的时代与崭新的旅途。”
其中《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荣获第四届“中骏杯”《小说选刊》奖.中篇小说奖，《风的形状》荣获第十三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中篇小说奖，引起广泛关注。《收获》创刊六十六年来，价值标准是文学精神和文学趣味，在文学品位上是多样化的，并不局限于某种口味的作品。《收获》创刊主编巴金先生曾说：“把心交给读者。”《收获》名誉主编李小林曾总结《收获》的宗旨：“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四十年来至今没离开过《收获》编辑岗位，二○一六年至今任主编的程永新说：“文学编辑往高了说是文学家园的守护者，但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作家、读者之间的桥梁。编辑既要和作家沟通好，拿到作家高质量的稿子，又要为读者提供有质量的作品。”“在他漫长的编辑生涯里，每天面对着《收获》这块金黄色的文学殿堂的牌匾。他春耕，别人秋收。”用作家苏童的话来说，数十年来潮起潮落的文学现场，程永新在前沿听浪观涛，经年累月地审视他人，同时也更加敏捷地发现自己。看来，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编辑家和作家，程永新被中国的许多知名作家称为“先锋中的先锋”“作家中的作家”“编辑中的编辑”，并非浪得虚名。四、《一个人的文学史》及文学名刊名编的研究大有可为关于程永新编著的天津人民出版社二○○七年老版《一个人的文学史》，他在和作家六六于二○一○年的来往邮件中谈到，“文学发展到今天，有它自身的规律，我们幸逢盛世，尽一点绵薄之力。我出了一本书，叫《一个人的文学史》，是图书策划人想的名字，我后来默认了，我把它看做是'与文学有关的个人史。’这些文学现场的资料，也许对研究者有用。”而对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他在二○一八年《修订后记》中写到：“以我自己的理解，'一个人的文学史’的含义就是一个人在文学史里前行、成长和变化，作家朋友们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的智慧才华和文学理想影响我照拂我，让我学到很多悟到很多。我始终认为，职业文学编辑就是作家忠实的读者和提衣人，作品的成功只属于作家。”“这次修订，正好给我一个重新梳理的机会，书信的选入只选与文学有关的，另外，修订本增加了我的评论文字和发言稿，从中可以看到我在各个时期对文学的思考，它们也许不够深刻不够深入，但都是真实坦诚的表达。”这本书二○○七年老版三十一万五千字，印了三万册，应该算是同类书中的畅销书。就其原因，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的各种文学揭秘吸引到了读者。而二○一八年的修订本，字数增加了九万字，除了对信件之作品问世的蛛丝马迹、作家之文学活动的捕风捉影、对话之思想交锋的私密现场、杂志之时代文学的回光返照四个部分作适当增删外，主要增加批评之触摸文本的精神坐标部分。另外，几十件与作家合影、作家手稿、信封、名家书法、程永新著作书影均由黑白变彩印穿插其中，与文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更具收藏价值。迈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名刊名编研究逐渐引起重视。值得一提的颇有影响的有三家：一是《广西文学》副主编冯艳冰二○○四年至二○一一年，以笔谈对话形式访谈二十二名文学名编发表在《广西文学》“名编访谈”专栏，二○一一年六月集结成《名编访谈》一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二是上海《青年报》从二○二○年五月至二○二二年九月，开办的“中国著名文学期刊主编系列访谈”刊发四十八期。三是《中国作家》二○二二年开设“名编访谈”专栏，每期一人对十二名文学名编进行访谈。在这一系列精彩纷呈的采访问答中，全国各地文学名刊名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变革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当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与变化、文学名刊办刊策略与市场定位、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挖掘与解读、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与走向进行了深度剖析。而其中都有程永新，无非是名头由《收获》执行主编变成了主编。而这些宝贵的深度访谈，无疑大有可为，正如《中国作家》在二○二二年第一期“名编访谈”专栏编者在开栏的话中所言：“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一部当代文学史就是一部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七十多年的风雨历程。通常，读者从作家作品或批评家的论著去了解当代文学,然而了解中国当代文学还有一个重要渠道，那就是与中国当代文学相伴同行的文学编辑，他们中的一些翘楚不仅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而且或轻或重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因此，梳理中国当代文学名编的职业人生，或可获得一部别开生面且角度独特的当代文学史，将一些被尘封的文学往事重新纳入阅读视野，也将一些被时光遮蔽的文学经验予以激活。”而中国当代文学的名刊名编中，不少也是颇有造诣的作家、评论家。比如作家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龙世辉、《中国作家》原常务副主编章仲锷、《十月》原副主编张守仁、《当代》原副主编汪兆骞、《收获》主编程永新、《北京文学》执行主编杨晓升、《钟山》主编贾梦玮、《作家》主编宗仁发是作家，《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崔道怡、《山花》原主编何锐、《当代作家评论》原主编林建法、《小说评论》原主编李星、《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是评论家。或许，旨在加强编辑队伍建设，落实中国作协十代会报告中“把文学组织工作者队伍、文学编辑队伍的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要求的对文学名刊名编的研究，只要用心深挖掘，肯定是大有可为、大有可观的。
▲ 艾自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云南省作家协会文学理论评论委员会委员，昭通市文联副主席，昭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在《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民族报》《云南日报》《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厦门文学》《杂文月刊》《艺术百家》等发表文学评论二百余篇，多篇入编《新形势下文艺评论的理论与实践》《文化自觉与当代文艺发展趋势》《云南文艺散论》《云南青年批评家文萃》《2014年度中青年文艺评论文选》《2021年云南文艺评论汇萃》等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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