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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元帅是我军参谋事业的重要奠基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军委任命叶剑英为八路军总参谋长。 主要是由于他具有丰富的军旅经历和卓越的军事素养及才干。  叶剑英1919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具有一个高级参谋人员必备的军事专业知识。他具有一线作战的指挥经历，1921年担任粤军江防舰队陆战队的营长，曾率部参加护卫孙中山、反击叛军陈炯明部的作战；1925年担任粤军二师新编独立团团长，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北伐战争时期担任过新编第二师师长；1927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指挥；在中央苏区时期担任过闽赣军区和福建军区司令员；长征途中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指挥过许多重大战斗、战役，熟悉一线指挥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他还具有从事军事教育的经历，曾参与筹办黄埔军校，并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北伐战争时期主持过第四军教导团的工作；在中央苏区时期担任过红军学校校长；熟悉军队教育的全面工作。他具有长期从事军事参谋的历史，1920年，他军校毕业后得到的第一个岗位，就是到粤军总司令部任见习参谋，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参谋生涯。1924年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1927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1931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先后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部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叶剑英自1931年11月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后，一方面继续协助朱德等人指挥作战，一方面又以大量的精力，抓紧进行司令部机关建设。当时，红军正处于初创后的发展阶段，各级司令部机关尚未建一立起适应战争需要的参谋工作制度，机关的组织分工也很不完善，机关和部队的联系也不够畅通。为了适应战争的要求，叶剑英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他与有关同志一起，研究确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机关的编制体制。按照这种编制体制，将原来分工不明确，体制不合理的一些机关部门予以精简合并，建立起作战、情报、通讯、管理部门，并对各机关的职责予以明确规定，进行了严格的分工。红军过去行军主要靠向导，不重视利用地图，有些参谋人员见到缴获来的敌人地图，因为看不懂，随便就丢了。后来在叶剑英的明令要求下，作战部门专门成立了地图科，注意搜集敌人的地图，学习利用地图，指导行军作战。那时，红军部队行军、作战和平时休自，大都是通过司号员吹号来统一调度，由于号谱不统一，一些部队在行动中常常发生混乱现象。叶剑英知道后，于1931年11月下旬，专门主持召开了红军司号员会议。11月29日，又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军号谱号音的“通令”，以便使全军尽快在统一的号音下行动。 在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方面，叶剑英也多有建树。当时，红军机关和部队中还存在着不少的游击习气，为此，叶剑英向军委建议，加强对机关和部队的正规化教育，以逐步克服游击习气。他组织参谋人员研究苏联红军的参谋工作条例、步兵战斗条例和后勤工作条例，并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和工农红军的特点，编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条令、条例，作为机关工作和部队战斗训练的基本依据。这些条令、条例的贯彻实施，使司令部和部队建设向制度化、正规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叶剑英是一位参谋高手，为军委制定过许多周详的作战计划。1932年5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与此同时，他下令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民党军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主力，并为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作准备。叶剑英作为参谋长，积极协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组织指挥苏区军民昼夜反击敌人第四次“国倒”7月初，红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基本稳定了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叶剑英亲自到前线视察，了解敌情，并作战役部署。8月中旬，他根据苏区中央局关于向北发展的决定，领导参谋人员制定了先打乐安，再取宜黄的详细作战计划。中革军委据此向部队下达了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经过战斗，一举取得了歼敌约3个旅，俘敌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与叶剑英领导的参谋部的周密计划是分不开的。8月28日，周恩来在给中央局的信中写道：“本来过去军事行动向无方案的，所谓专于机动而不果决，这次我们力矫此弊，本着这个方案去做，实现和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获得伟大成功。”  即使不在参谋长岗位，叶剑英也没有忘记随时向军委提出建议。1933年2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时任红军学校校长的他便多次就整个反“围剿”战役的战局向军委提出建议。他在致军委的《对目前战局及战略意见》中指出：巨前应紧紧抓住西南反蒋的有利时机，集中全力在北线与敌军决战，以结束四次战役，开展新的战局；为确保北线决战的胜利，当将南线的红军全部秘密集中到北线，参加战斗；在南线另外组建新的独立师，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行动，麻痹闽、粤之敌。他的这些建议，均得到了军委的赞同和采纳。 他深明大义，“大事不糊涂”。首先，他在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上一点也不糊涂。叶剑英在蒋介石手下工作多年，深得蒋的赏识。在黄埔军校，蒋任校长，叶任教授部副主任；东征战役后，蒋将其调人自己的嫡系部队任职，先后担任团长、师长。他与蒋介石的私人感情不错。但叶剑英处事，向来以革命利益为重。1927年4月，当他得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便义无反顾地通电反蒋。 也正是在这个是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关键时刻，叶剑英于1927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其次，他在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上也一点不糊涂。叶剑英两次以特殊的方式，为党和革命立了大功。一次是1927年7月下旬。那时，中国共产党正在酝酿南昌起义。准备参加起义的大批部队和干部涌向九江、南昌，贺龙任军长的暂编第二十军、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部都到了九江。这一行动引起了敌人的警觉。武汉反革命首领汪精卫在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等密谋后，决定以张发奎的名义，邀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予以扣留。同时令贺龙、叶挺部队限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然后用3个军的兵力对他们的部队实行合围。这时，叶剑英的中共党员身份尚未暴露，仍以他作为第四军参谋长的身份留在敌人身边。 叶剑英掌握敌人的阴谋后，连夜找到叶挺，通报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他们商定，立即通知贺龙以及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任秘书长的高语罕、在第四军任政治部主任的廖乾吾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共商对策。在甘棠湖上的一个小划子上，他们做出三项决定：一，贺、叶不上庐山；二，不能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贺、叶部队要立即开往牛行车站，乘火车到南昌去；三，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部队随后行动。叶剑英通报的这一情报，对于保证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将起义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叶剑英在特殊岗位，以特殊方式为党和革命立下的第一次大功。 另一次是在1935 年9月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自恃人多马壮，反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9月9日，张国焘致电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公然违抗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令其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当时在前敌总指挥部任参谋长的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将电报送给毛泽东。于是，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做出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先行北上的决定，并于10日凌晨先行北上，从而避免了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保证了北上方针的实现。 叶剑英这次送密电一事，是他一生中为党和人民立下的又一大功绩。对于这件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曾多次提及。1935 年9月，毛泽东在哈达铺，向陕甘支队干部说，一、四方面军分家时，剑英给我们送了电报，立了一大功。在1937年3月，毛泽东在有张国焘等人在场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毛泽东还在其他场合多次谈到这件事，后来他还写诗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八路军参谋长这样一个职位，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具有丰富的军旅经历、特别是具有长期参谋经历的人来说，自然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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