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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 北京人忌说“蛋”，上海人忌说“卵”。北京人管鸡蛋叫鸡子儿，管皮蛋叫松花，炒鸡蛋和鸡蛋汤则叫炒黄花和木樨汤。有一道菜叫“木樨肉”，其实就是黄花、木耳、鸡蛋炒肉，可就偏不能说“蛋炒肉”。北京话当中带“蛋”字的，差不多都是骂人的话，比如捣蛋、操蛋、扯蛋、滚蛋、混蛋、王八蛋，正如上海话中带“卵”的都不是好词（如老卵、阿吾卵）。后来，为了避讳，连“扯蛋”都改写成“扯淡”。“蛋”这个字，可真成了“倒霉蛋”。 卵和蛋为什么不能说呢？原来它们常常被用来指男性生殖器，准确地说就是睾丸。睾丸被称作卵和蛋，是一种远古生殖崇拜的遗风，也就是把鸟看作男性生殖器的象征。鸟与男根的共同之处，是都有“卵”。先民们看见雏儿从鸟蛋里出来，婴儿从胞衣中出来，便想当然地认为人类的新生命，也是男卵入女腹的结果。于是男性生殖器便被叫作鸟，睾丸则理所当然地被叫作卵和蛋。 男性生殖器的另一象征物是蛇。蛇平时看似绵软无力，一旦需要进攻，立即就会勃起并十分坚挺，正与男性生殖器相似。所以，不但中国的伏羲是蛇，印度的韦须奴和欧洲的阿波罗是蛇，伊甸园里勾引女人犯罪的也是蛇，蛇当然也是忌讳。在远古时代，蛇被叫作“它”（虫旁是后加的），意思是“那东西”、“那玩意儿”、“那家伙”、“那话儿”。就连和“蛇”同音的“折”和“舌”，也忌讳。 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则是鱼和蛙。鱼象征外阴，蛙象征子宫。蛙的繁殖力很强。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很是让人羡慕。于是我们民族的母亲神便被想象成一个神蛙，她就是女娲。其实女娲的“女”字是多余的，“娲”也只能读如蛙。母亲是“娲”（或者蛙），子女当然也就是“娃”。娃娃落地呱呱叫，青蛙出世叫呱呱，那不是别的，是生命的交响。 鱼和蛙都是多子多孙的，也都是吉祥物，而鱼又更受欢迎一些。因为“鱼”谐音“余”，也就特别为中国人所宠爱。逢年过节，送一幅“莲莲有鱼”（莲蓬、鲤鱼、大胖娃娃）的年画，说一句“年年有余”的祝词，谁的脸上都会笑成一朵花。 这就奇怪了。鱼、蛙、蛇、鸟，都是生殖器官的象征物，为什么鱼和蛙吉祥，鸟和蛇忌讳？中国历来重男轻女，为什么这回重女轻男？难道一个男子像鸟一样多卵，像蛇一样坚挺，不是一件很幸运很值得骄傲的事，非得遮遮掩掩，甚至视为下流无耻不可。 原因也很简单：生殖与性有别。生殖是一件体面的事，不但用不着遮掩，反倒应该大张旗鼓。因此枣、栗子（早立子）、花生（花着生）、莲子（连连得子）都是婚礼上的吉祥物。“一把栗子一把枣，小的跟着大的跑。”有的地方还要特地做夹生饭给新娘吃，还要问她“生不生”。鱼和蛙既然是生殖的象征，当然百无禁忌。何况蛙的这种象征意味已经被淡忘了，鱼又有了“富余”的意思，更是大吉大利。蛇的象征意味虽然也被淡忘，但蛇毕竟是凶恶恐怖之物，也就不会有人喜欢。何况蛇是要吞食蛙的，男人不恨，女人还恨呢！ 鸟就不一样了。它一直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男人并不生孩子，所以男根主要被看作性器官，而不是生殖器官。前面说过，性，是一件不能公开的事。既不能公开做，也不能公开说，因此“性交”就像“死亡”一样，历来就有种种委婉的说法，比如上床、睡觉、亲热、温存、苟且（特指不正当的性关系）、在一起、干那事、发生关系、夫妻生活、两个人快活等等。 性成了禁忌，性器官自然也成了禁忌。性被看作肮脏下流，性器官的名声也好不到哪里去。连带“卵”和“蛋”，也成了不祥之语。 结果，连鸡蛋汤也不敢说了，只好说成“木樨汤”。 其实，“鸡”也是不能随便说的。如果你说一个女人是“鸡”，她非跟你拼命不可，因为“鸡”与“妓”谐音，所以妓女叫鸡，暗娼则叫野鸡。有鸡就有鸭，鸭，指那些为女性提供色情服务的男子。一个地方，如果“鸡鸭成群”，那就是“黄色架步”了。“架步”是粤语，指比较固定的进行非法活动的地方，主要流行于港澳地区。北方就不这么说。北方叫“停机坪”和“炮楼子”。因为“机”与“鸡”同音，嫖妓叫“打炮”，因此，警方取缔黄色架步，在民间就叫“端炮楼”。 （摘自《大话方言》上海文藝出版社 图/游飞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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