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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是个很抽象的词，我们很难形容出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诗词界对它的探讨已有很长的历史了。但至今，我们一说到这个词仍然觉得很缥渺、很迷茫。其实，每个搞艺术的人都会遇到灵感的出现。 一、灵感的出现 说到灵感的出现，引用他人做例子似乎有些难度。因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很主观的，别人是否来了灵感，我们无从知晓，只能自言自家事。 去年春末，一天夜里下起了雨。庭院中的龟背竹噼啪作响，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不由得想起“留得残荷听雨声”的诗句，便起来看窗外的景色，遂得一绝云：“书外惊心雨带风，花残零落水流红。春魂已自归愁绪，解道原来色是空。”写完后我就上床了。或许是得诗的兴奋吧，久久不能入睡。不知什么缘故，突然得到“梦与梅花暗有情”一句。我马上下床将它记录下来，想再构思成一绝，但现实的环境、季节，所有条件都与梅花格格不入。想了很久，也不能将这凭空而来的一句凑成完整的一首绝句。想将“梅花”改成别的花，似乎“暗有情”又有些不通。宋朝的林逋，人称“梅妻鹤子”“梅花是有夫之妇”，与其有情只能用“暗”字。如将“暗有情”—并改写，这句诗的情趣、韵味便都消失了。推敲半天，没有办法，只好将其束之高阁。由于诗句所得的思路不同，前一首是触景生情，而后一句是凭空突然而至，我以为这就是灵感的产物罢。后来过了几天，我将这一句放在最后，用前三句做了一些环境与感觉，即客观和主观方面的铺垫，使其向梅花靠拢，凑成了一首七绝：“凉夜庭除滴雨声，听来疑似化檐冰。新诗未就欹书案，梦与梅花暗有情。”写完如释重负。 在古代诗词理论的论述中，我没找到“灵感”这个词，却找到了对这种现象的描述。清代的刘熙载在其《艺概》中写道：“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无端而来，无端而去。”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灵感。清朝的另一位诗词评论家袁枚在他的名著《随园诗话》中将这突然而得的好诗称为“天籁”。宋朝潘大临的“满城风雨近重阳”古人称其为“文章之妙，至此极矣”。这句堪称灵感产物的典范，突然而至，似神仙降自九天，可惜未能写成一首完整、满意的诗，他饱尝遗憾。千百年来至今还有人在续作。但始终未有能与之匹配者。 人们将这突然而来的一闪念称为灵感。对它珍惜倍至，惟恐失之交臂而无缘再会。李贺配备的诗囊，因其能即写即存，又便于携带，我想大约是为了捕捉灵感罢。现在的纸笔比古时的文房四宝方便了很多。随身带着纸笔，走到哪儿写到哪儿的诗人更是不计其数。人们或许会问，这都是来了灵感吗？我以为绝不尽然。其中绝大多数只是觉得景色很美，触景生情，当时记录下来惟恐遗忘，留待日后追记、润色，得以成诗。这种现象我以为只是直觉，其与灵感相去甚远。 二、灵感的定义与组成条件 以上我只说到灵感出现的情况。“灵感”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活动中，由于艰苦学习、长期实践。不断积累经验和知识而突然产生的富有创造性的思路。”“灵感”——是突然而至且富有创造性。 灵感的产生并不那么简单。一个诗人如果对作曲一窍不通，他绝不会冒出作曲的灵感，而一定是写诗的灵感，换而言之，诗的灵感一定是产生在一个对诗词有很深造诣的诗人身上。 三、灵感的营造 对于一个写诗的人来讲，敏锐的直觉是其必须具备的硬条件。对事物麻木不仁而能成为诗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灵感的突然而至只是一个写诗的最好时机。正如机遇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只有有准备、有条件的人才能抓得住。为了迎接机遇的到来，就应该先具备必要的条件和充分的准备。我们也不妨将这准备条件的工作称为是对灵感的营造。 我由于编辑《北京诗苑》，能有幸接触一些诗词界的前辈，从中得到许多教诲与启发。有一次我去杨金亭先生家取稿件，和先生谈起了关于诗词的话题。杨先生说：“前人说’诗如其人，要想写好诗，先做好人’，一个好的诗人必须是一个情种。”先生看我有些茫然，就解释说：“所谓情种，不仅仅是男女之情，他要对一草一木，一虫一鸟都有情，都钟情。当然一定包括男女之情。连男女之情都很木然，能成为有灵性、善感悟的诗人吗？” 还有一次与段天顺先生顺路一起回家。段先生说：“古人说’积学以储宝’，我们读一本书就像往自己的钱匣子里存一点钱。经常存，用的时候就方便，以减少’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尴尬。”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诗者，吟咏性情也。”又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除了勤习作，像学生做功课一般，天天动笔，还要多体味世事，仔细观察现实生活。我想如果具备了这些条件，就给灵感营造了到来的机会，距“下笔如有神”的境界不远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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