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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一书中有一句话，“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这段话大致是说：舜是有大智慧的人呐！他喜欢提出许多治国理政的问题，去认真的探究，并结合实际，深入基层，亲自聆听百姓的意见。对于坏人坏事，严肃处理，但不做宣扬传播，以免使百姓失望或学坏；对于好人好事，则大力宣扬，鼓励大家学习效仿。处理政务和制定政策，必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斟选出最符合百姓长远利益的方案公布施行，这就是舜的大智慧啊！ 历代学者们的解读多以“好问”为好学（“向人请教”），以“迩言”为“浅近的语言”，以“隐恶”为替人包涵和隐藏“不善”的言论，以“执两用中”为度量“过”与“不及”而取其中。这些解读都只是局限于学习和认知的字面意思，，完全体现不出值得孔子赞叹的“大智慧”。 须知舜是大虞王朝的帝王，是天下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担负着天下兴废盛衰的重任。其“大智慧”必然表现在治国理政的实践操作当中。以同情心和同理心来解读，舜之“好问”必是从大处着眼，其“问”自不单单是“请教”，而是关注、咨询、过问、反思-自问亦问人，而且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迩言”必是指贴近国家百姓基本需求的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而不单单是指身边之人的意见。而“好察”则是从细微处着手，调查研究，寻求和思考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至于“隐恶扬善”、“执两用中”，则是治国理政、制定政策的原则和指导思想，至关重要，也是舜之“大智慧”的集中体现。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善恶。古今中外，盖莫能外。善不必说，就是促进社会和人与人之间和谐安宁幸福快乐的好的人与事。恶则是给别人和社会带来不良后果的人和事。恶造成财产的损失、身心的痛苦、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以及社会的动荡和不安。恶人恶事，恶言恶行，恶的念头、手段、过程，乃至于恶的习惯，无论有心无心，都是恶。古语有“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一说，这只是道德学家和修道者的说教，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角度说来是当不得真的。作为统治者，善必须赏，恶必须罚，赏罚分明才能整治人心，规范人的行为。否则社会就乱了套。 舜作为大虞朝最高的统治者，赏善罚恶是旗帜鲜明的。尧帝时期，有“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四个凶族作乱，没有办法解决。交给舜去做，舜则将“四凶”分别流放到四方边远艰苦的地带（“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用他们来抵御更加凶残的怪物，使天下恢复太平（“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舜典》）。舜还主持修订了法典，《尚书·尧典》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宫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即是说：舜用流放的方法来代替过去的五刑。鞭打是官府的刑罚；用木板笞打是学校教化使用的刑罚；犯了罪可以用交纳罚金的方式赎罪；如果犯了小罪，或者虽然过错较大，但只是偶然为之，那就通过教育后赦免他；如果犯的罪较大，而又不思悔改，便要给予严厉惩罚。可见舜对于恶人恶事绝不隐瞒姑息，恰恰相反，对待不同领域、不同程度的罪恶都订立了不同的惩罚措施。 但是，惩罚归惩罚，对于受到惩罚的坏人坏事、恶行恶言却不能大肆宣扬。尤其未受到惩罚的恶人恶事及其行恶的细节，更是不能宣扬。如此，舜“隐恶扬善”的真意就清晰了然了，即在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上禁止宣扬传播恶人恶事、恶言恶行，提倡大力宣扬好人好事、善言善行。因为恶人恶事、恶言恶行的传播会让民众感到不安，会影响民众对于统治者的信任和信心，会干扰社会的稳定，也会让别有用心的人心存侥幸、有样学样，推广和扩大坏人坏事的影响力。试想，如果每天一睁开眼睛，听到看到的都是哪里抢劫了，哪里杀人了，哪里丢了东西，哪里的孩子被偷了，人们这一天是什么心情？ 而宣扬传播好人好事、善言善行，则会使人心向善，形成良好的民风，使社会和谐稳定。为此，舜专门设定了主管音乐的官员：“夔!任命你主持乐官，教导年轻人，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大而坚栗，刚毅而不粗暴，简约而不傲慢。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歌是唱出来的语言，五声是根据所唱而制定的，六律是和谐五声的。八类乐器的声音能够调和，不使它们乱了次序，那么神和人都会因此而和谐了。”（《尚书·舜典》）显然，隐恶而不姑息恶，扬善而感化民心，这才是“隐恶扬善”的真意所在，也是舜之“大智慧”的重要体现。可以想见，舜“隐恶扬善”的举措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定得到了有力的贯彻，并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 反观我们今天的信息时代，各类媒体传播手段因互联网的普及几乎无孔不入，信息纷纷攘攘、铺天盖地。许多内容给人们带来很多负面的干扰。比如霸座事件、碰瓷事件、有毒食品事件、学术学历造假事件，林林总总的违法犯罪事件的报道，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大多数只有犯罪过程没有处理结果，只有情绪发泄没有理性分析。一打开手机都是这些负面消息，会带来什么社会效果？除了影响心情，引起焦虑、愤怒、担忧，还会引起对于管理者不作为的埋怨和抵触心理。一些描述犯罪细节的报道，也为有犯罪倾向的人有样学样提供了方便，许多犯罪都是跟着媒体案例报道中技术细节的描述而学习实施的。我们是不是该从古圣先贤“隐恶扬善”的“大智慧”中得到启示？是不是该对当前媒体乱象有所反思？是不是该加强管理、加强舆论导向的管控，在媒体运行细节规范上以及恶人恶事恶行恶言的惩戒上，加强立法加强执法以正典刑？ 末后一句“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是儒家为人处事的总原则，即“中庸之道”。以舜的地位和职责，当指处理政务和制定政策，必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斟选出最符合国家和百姓长远利益的方案来公布施行。这里的“两端”非指一条直线的两端。“用中”也不是“折中”、“平衡”。“两”是指“多”，“端”是指各种“因素”、“条件”。所以“两端”是指多种主客观因素、条件，包括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的方面。“中”是作动词的中，即“符合”、“切中”之义。“用其中于民”，即选择最符合实际、符合民众长远利益的政策、方案，用于管理国家和人民的事务当中。这就是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坚持走一心为公的光明大道，即坚持“中庸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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