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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奇
沈奇对现代诗批评与理论的介入，始于对“他们”诗派及整个第三代诗歌运动的直接参与、观察与思考，并从此“成为第三代诗歌最早且始终重要的发言人”（于坚语）。 沈奇的重要提法有：“过渡理论”说，指认朦胧诗只是大陆现代主义诗潮的过渡形态，肯定第三代诗歌的诗学价值与历史作用，成为其后理论与批评的基点。“裂变与剥离”说，指认诗的内部裂变与诗的外部功能之剥离，已成现代诗歌发展中一个持续的、不断加速的运动，进而指出诗与歌的分离、诗形与诗性的辨识、小众与大众的关系。“再造叙述性语言”说，指出“主题取向的寓言性，主体意识的客观性，语言表现的叙述性”，是第三代诗歌的三个主要艺术特征，此论证至今对以口语和叙事为主导的先锋诗歌，仍有实际导引与校正效应。 其他还有“口语、禅味、本土意识”说——前瞻为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的主流。“简约、自由、合心性”说——现代汉诗必须重返简约之根本，以此阻止散文化、非诗化倾向的发展。“守常求变”说——批评百年新诗惟求新求变的弊病，进而提出“变”中求“常”，守中求拓的语言机制。其他如“知识的生命化、人格化与生命的知识化、虚妄化”，以及对“新诗史的六修复”等观点，也在近年产生一定影响。 多年来，沈奇先后成功推举与挖掘李汉荣、伊沙、胡宽、麦城等被遮没或视为异类的优秀诗人，另有对于坚的个案研究，对伊沙的追踪研究，其中对洛夫长达二十年的追踪研究，形成五篇切入点不同的理论文章，颇为两岸诗界称道。 可以说，在大陆二十年先锋诗歌发展的每一个“节点”上，沈奇都以进行时的敏锐，观察，体验，正负考量，发出属于自身的“土著”声音。
沈奇集写诗、批评、编纂(16) 活动于一体，本质上是一位在场批评家，有着与时俱进的批评锐气和不断求索的胆识。他经常以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直接感受追踪或寻找新的诗歌命题，显示感性诗学特色的“节点批评”：很强的感悟能力和现实针对性。他长期于创作与理论“两栖”中发展，不搬抄西洋理论，乐于置身“诗歌田野”作业，其鲜灵活络之气，在同行中别具一格。 或许性格使然，也是能力有限，陈仲义一开始就选择“单打一”项目（诗学以外几乎不涉及），专心瞄准长篇（无意零敲碎打）。所以九十年代以来能连续出版五部诗学专著（没有任何的课题、基金，和赞助经费，可见边缘之难）。 写于一九八三年、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现代诗创作探微》（二十八万字）属于诗歌写作学，主要是对诗人“感受——传达”图式的阐发，包括对当时较少问津的诗歌写作要素——内在节奏（内在旋律）、情绪、潜意识、智性的开发。 写于一九八七年、一九九六年才出版的《中国朦胧诗人论》，是国内最早有关朦胧诗的专论，分别提炼五位朦胧诗代表人物的写作“范式”，但因多种复杂原因，阙如计划中的芒克、多多、严力三人，是最大的遗憾。 写于一九九○年、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诗的哗变》（二十万字），是大陆第一部对第三代诗歌做“面面观”的专著。由于较早介入大陆后现代诗歌具体文本，其解剖合力当早于其他文类批评。谢冕曾评价说：“陈仲义是属于少数不露声色的前锐，但其理论机锋是无可置疑的。”(17) 一九九五到一九九七年，在研读台湾二百部诗集基础上，写出了《从投射到拼贴——台湾诗歌艺术六十种》，分现代四十种，后现代二十种（共三十四万字），体例上是总结彼岸的诗歌修辞，实质上全面切入诗歌的美学方式，洛夫先生曾主动撰文，称它是两岸诗歌技术装备之最。
二○○○年出版的《扇形的展开——中国现代诗学谫论》（三十万字），则是探究新诗转型期十几种表现形态，对其特征、属性、审美价值做出厘定、概括，试图测试中国现代诗学最具活力的部位，挖掘其中生长性元素，由此构筑转型期的现代诗学。孙绍振指出：“在目前的诗歌理论界，也许陈仲义是一个被忽略了的真正的诗歌理论家……由于种种原因，他在理论上的重要性，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18) 以上，对十位诗歌批评家的个案“评点”，由于篇幅有限，充其量只是“点到为止”。他们所做的工作，也只是当代前沿诗学的一小部分而已。 应该提及的还有：燎原，他的《西部大荒中的庆典》、《海子评传》、《昌耀评传》和《当代诗歌流变》系列，写得才情横溢；陈旭光《秩序的生长》等相关论文，有着充分历史化的扎实学风；杨远宏有关诗歌精神重建(19) 的文论等等，影响也不小。 此外，学院出身的许多新生代批评家：敬文东、刘翔、张桃洲、罗振亚、谭五昌、周瓒、赵思运……民间方面的苍耳、马策、格式、梦亦非、木朵……都在当代诗学前沿地带进行犀利的、卓有成效的勘探；还有众多“客串”的如张清华……恕不一一列出。 总之，这支被贴上“新诗潮”标签的批评理论队伍，不像通常诗人们多以社团流派为依托，而是呈现各自为战的游兵散勇状。他们当中，有以理论想象力见长、构筑体系的，有独到洞察、埋头撰写史论的，有侧重文本“微分析”，有从事基础工程清理，有专注技术美学，有透视当下热点焦点的。每个人在各自领域、地段——各具特色、各守其职地作业，共同组成当代前沿诗学——一道绕不过去的风景线。 吕进先生很想绕过它。他所代表的主流权势话语，在事实面前，自觉或不自觉地制造“盲区”，加剧着对当代诗学的严重“误读”。如果我们选择沉默，就等同于认可。如果我们不主动站出来澄清事实，继续让强势话语裁定诗学版图，有可能造成更大的迷障。 笔者被迫做这一系列的“个案”展示，也是想回应多年来，文学批评界的漠然(20)。在诗歌不能成为主要文类时，诗歌批评理论更为悲哀地被挤出“版面”。同时也想回应一下创作一线的诗人们，对诗歌理论“无所是处”的指责。他们应该明白：至少，前沿诗学的艰辛，绝不亚于诗歌写作本身的难度。 相信这一批中青年工兵队伍和新一茬的后崛起者们，在强势保守和诗写第一线的双重压力下，会继续努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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