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秘色瓷是越窑在唐代生产的精品，而茶具是早期”“秘色瓷”的典型产品。在“秘色瓷”的成名过程中，自唐代起兴起的越地茶文化对其作用很大。本文着重对越窑“秘色瓷”成名中的茶文化元素进行了分析。 饮茶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在唐代前后人们制茶、饮茶的方法有了质的不同。唐人用煎茶法替代之前的煮茶法制茶，使得唐人饮茶增添了文化的属性。唐代上至皇室贵族，下到普通百姓都盛行品茗风俗，饮茶方式也从“大众饮茶”变成“精英品茗”。受“乘热连饮”的喝茶习俗影响， 品茗者十分注重茶具的形态、色泽和装饰，而越瓷价廉物美、质地稳定、制作方便，一度成为品茗者的首选茶具。从存世各代越瓷和越窑遗址发掘来看，越窑在唐代中后期烧制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前工艺的新产品，这类产品色泽青滢、质地坚硬、胎壁轻巧，被后人称作“秘色瓷”。《茶经》记载：“碗，越州上，……瓯，越州也， 越瓯上。”越窑秘色茶具是当时公认的上等茶具。那么，唐代越窑为什么会不惜成本去研发“秘色”越瓷新产品？迎合茶文化对茶具的需要是重要原因。茶文化融合了佛教、道教、儒学和当地原始宗教思想，通过对越瓷茶具的造型、色泽和装饰的文化渗透，可以提升其品质，促使“秘色瓷”品牌的形成。
一、“秘色瓷”反映了“人地自然”、“乐天知命”的道家思想茶采自植物，瓷源于泥土，两者都有共同的自然属性，用越瓷茶具品茗，符合道家注重精神和物质相包容的“人地合一”思想。 茶具之质地有利于反映自然之本质。中唐起越窑生产的“秘色瓷”茶具，强调人、茶、瓷三者的融合，茶具之色泽有利于衬托茶水的颜色。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中把“秘色瓷”器面之色称作“千峰翠色”，就是肉眼看到的南方自然山水之色调，品茗者端起茶具平视器壁，透过茶水直接面对的是远近不一的层层山峦。“秘色瓷”器面最大的特点是青釉下有极细微的莫来石晶体和石英晶体颗粒，这些颗粒会对可见光产生漫反射，这就是陆羽笔下“类冰”、“类玉”的“秘色瓷”质地效果。用这种质地的茶具装盛茶水，茶具器面并非只对茶色产生简单的反射， 而且会对投射到茶水中的自然景物形成亚光反射， 也就是朦胧效果。品茗者透过茶色往下看，犹如空中俯瞰大地，有一种看到万物蓬勃生长的厚重感。
茶具的组合有利于形成生态之美感。唐代后期，“造”茶、烹茶、品茶有了组合茶具。《茶经》记载，唐人用金属铸造三足鼎“风炉”煮茶，从鼎的造型、铭文来看，茶事体现了天地“五行”“八卦” 思想；当时越窑为品茗者研制出“秘色瓷”茶盏，品茗者往往三五成群，环绕“风炉”而坐，闻茶香、观沫饽、赏雾景、吟诗文，品茗过程实现了人体五官互动，既是一种艺术享受，又能体会到坐在室内却似置身于自然生态的感受，是文人创作最佳的环境选择。茶具的使用可领悟人生真谛。越窑所在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道家思想，并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如“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至六朝，越地道教一直兴盛，魏晋时嵇康、谢安、王羲之、支遁等一批名人曾来越地隐居，通过品“仙茗”、游山水、咏诗文，实现“无处世意”，“让自己在混浊的世事中清醒心灵，放牧灵魂，抛掉烦恼”。到了唐代，吴越一带的青山秀水、文化积淀吸引了大批文人前来考察，曹娥江成为“唐诗之路”的主轴线。据统计，到过“唐诗之路”的唐代诗人达 460 余人。以陆龟蒙、皮日休为代表的喜欢隐居生活、张扬个性自由的众多唐代诗人近距离考察越窑，亲身体验“造”茶、品茗过程，留下了许多赞美制瓷窑匠、 越瓷茶具和品茗生活的诗篇，他们神游在青山茶园间，迷恋越瓷、清泉、新茶的品茗生活，涤烦洗心，使自己徜徉在清雅简朴的自然环境中，返璞归真，向往不求志向、不为官禄的民间无为生活。在文人意识的引导下，越窑茶具从设计到制作都强化品茗者的需要， 使得 “造” 茶、品茗符合自然法则。
二、“秘色瓷”衬托了“仁义礼纲”、“中庸之道”的儒学思想唐代，国泰民安，举国上下大兴儒学，在现实中形成了有秩序、懂法理、重情感、知尊贵、讲包容的社会。当品茗逐渐走进精英阶层的日常生活之后，“造”茶、制茶和品茶自然成为宣传儒学思想的理想阵地。越地集产茶、制瓷于一体，被唐代文人选择为创新茶文化的好地方。陆羽以诗人、茶人、瓷人的身份深入浙北、浙东地区，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制茶、制瓷工艺，写出茶文化巨著《茶经》，成为后来众多文人争相前往越地进行茶文化考察的重要原因。“秘色瓷” 是唐代越窑经过创新装烧方法而生产的精品，“秘色瓷”茶具渗透着茶文化的思想内涵， 成为唐代文人品茗、咏诗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茶具类型体现品茗者的尊贵差距。唐代秘色越瓷茶具中，碗、瓯为大类，盏虽属晚期产品，但无论造型，还是做工、装饰都比碗、瓯精致。徐夤《贡余秘色茶盏》 诗 “陶成先得贡吾君”，说明在唐代茶盏级别的“秘色瓷”不会流落民间，即使废品也尽数上缴集中销毁。唐代越窑遗址发掘中确实没有发现茶盏碎片遗存，除了窑匠外一般人是无法看到茶盏的尊容。一个最重要的证据是唐大中年间（847～859） 越窑已制作出茶盏，但唐中后期 391 首咏茶诗中却没有出现赞美茶盏的诗； 另据西安法门寺地宫发掘，出土的 13 件称作“瓷秘色”的青瓷，其色泽纯度、烧结强度、超大器型，均为存世唐代越瓷所罕见，甚至“远比普通宫廷用瓷要珍贵得多”。这说明在唐代，越窑秘色茶具阐述着上下有别的伦理规范。
茶具色泽反映人世间的和谐思想。唐代“秘色瓷”茶具与以前越瓷的最大区别，是器面釉色变得青莹而均一，反映在装烧方式上就是采用匣钵窑具，由原始的裸烧法变成“蒸干”法，使得器物与窑炉烟火相隔离。 秘色越瓷为什么要追求“千峰翠色”？除了陆羽所谓的“青则益茶”之外， 更多体现的是南方人“和”的思想，实现由“天人合一”到“人地和谐”的思想提升。“和”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天人合一”主张的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相处，反映在品茗过程中，即实现“天人合德”，让具有共同品茗爱好的人，都接受自然界的法则，茶“苦”却香，茶“涩”也甘，在品茗中领略自然之色、享受万物之赐、交流共性思想。茶具造型强调社会上的包容观念。唐代的茶又称休闲饮料，品茗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止渴的生理需求，更是为了提升情趣，享受生活。作为品茗用的茶具，在造型设计上追求与自然相包容的思想。越地多水，从治水到用水，越人走过了漫长的地域开发过程。荷，多年生水生植物，生长于低洼积水的池塘、湖泊，在人多地少的越地，植荷是解决人地间矛盾的一种有效方法。荷花长于水中污泥，但出污泥而不染；茶为南方嘉木，叶嫩却可干制香茗。用荷花状茶具装盛茶水，寓意为物物包容，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即利用品茗活动建立互相理解的人际关系。茶具装饰包含生活上的中庸之道。 越窑秘色茶具在制作中强调器型圆润，器面有棱。茶碗，唐代早期为敞（或直）口、弧（或直）腹，玉壁底碗；到晚期，为口作五块、腹压五棱， 有圈足外撇的盏碗，却“口唇不卷”，陆羽称作瓯。当完整盏托茶具出现后，托制作成荷叶形，盏呈荷花状，两者组合犹如池中一朵盛开的荷花，生动形象。儒家以茶励志，沟通人际关系，积极入世。茶具拟物造型， 反映出唐代民间自由、快乐的茶俗文化，体现儒家欢快的茶道精神，即为人不要斤斤计较，如茶具般口润腹圆，少制矛盾，和睦相处；做事要讲究原则，如茶具般花开腹压，有棱有样，刚柔并寓。
三、“秘色瓷”富含了“洁净感悟”、“”德俭从善的佛教思想“禅茶一味”，指的是茶有醒脑、助神和清心之佛教“三德”，茶自然成为素食禁酒僧人通宵坐禅必备之饮品。越地佛教寺院均成为种茶、制茶、饮茶的重要场地。到了唐代，全国佛教兴盛，饮茶成为寺院一项制度。僧人皎然曰：“一饮涤昏寐， 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饮茶具有荡昏涤虑、明心见性、参禅悟道之功效。唐代文人向往“至静无求”、“虚中不留”的禅悦境界， 常常与寺院高僧一起品茗悟禅。越窑秘色茶盏作为品茗精品茶具，对品茗者思悟禅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首先，秘色茶盏器型有助于人们理解佛教教义。尽管佛教自东汉就传入中国，东吴起在越地就兴建寺院，但因佛教源自国外，教义语句深奥， 即使到了唐代还是很难被广大百姓所真正理解。茶盏作为反映佛教文化的载体，在制作过程中窑匠会赋予其通俗化的元素。荷叶托盘莲花盏造型，其目的是使佛教教义形象化。莲花在佛教中常常用来象征和表达佛的教义和观念，佛经认为莲种植于水下淤泥之中， 莲花却出污泥而不染， 莲花形象上表达了由烦恼而至清净的境界，这也符合品茗者需要“涤虑荡昏”、“心无所累”，最终达到“品悟禅味”的目的。其次， 秘色茶盏装饰可反映佛教的经典内容。越瓷非专用茶具盏碗自东晋时就已有生产， 但茶盏最早出土在唐大中（847～859）时期，至五代北宋初达到巅峰。在秘色茶盏生产的 200 年时间里，其盏、托组合装饰经过了一个自简单至复杂的变化过程。早期茶盏结构简单，以 1975 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唐大中二年纪年墓中出土茶盏为代表，盏托面有四卷，呈风卷荷叶状，盏碗（盅） 呈莲花，口宽大于壁高，外壁内压 5 条棱线，形成5 个花瓣造型，通体素面无其他花纹，表明早期窑匠在设计秘色茶盏时， 以方便品茗者端茶为主， 还没有渗透进太多佛教思想。唐末五代初，茶盏品种增多，盏托四周饰莲瓣纹，托台面饰莲子纹， 盏碗（盅）满釉，周身刻划莲花瓣纹，与盏托形成一个荷叶上长莲蓬、莲蓬上开莲花的整体。不可否认，窑匠在精心装饰秘色茶盏时已倾注了大量心血，佛教经典理论通过窑匠的理解，形象地再现在精制茶具之上，通过贡品的方式占据文化制高点，用文人传播的方式扩散到全国。佛教把经文称作“莲经”，包含有两重意义：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色泽圣洁无瑕，表示佛教超凡脱俗；莲花呈一茎一叶一花状自然生长，造型美观，象征佛学独到的“四谛”真理，具有劝解凡人从善、超度凡人脱苦成佛的能力。
最后， 秘色茶盏组合渗透着文化交融思想。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佛教也不例外。佛教在传播教义时往往会借助广大百姓所熟知的传统文化，越窑秘色瓷就是佛教与道教、儒学、当地原始宗教相融合共同发展的一个载体。越人自春秋战国时期起就有鼓励生育、多子多福的思想，茶盏上饰莲蓬、托台面饰莲子纹，是佛教与当地原始宗教融合发展的结果。晚唐始的墓葬中出现了饰莲瓣纹的碗、盏、粮罂等秘色越瓷组合，这里既有佛祖保佑的内容，也有道家的阴阳思想，还有儒家忠孝礼仪的规范，且三者都符合越人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思想。围着“风炉”制茶，三五人拿着莲花形茶盏品茗，眼前看到的是花口蒸汽缭绕，盏壁似荷花绽放，盏沿现嫩荷晨露的情景，是文人向往的清水雅香、江南晨雾、乾坤共盈的生活环境，自然给文人增添创作意境。唐代茶文化的兴起与当时安定的社会发展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儒、道、佛思想的融合成为茶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越窑为了迎合文人推崇的茶文化需要，不断创新装烧方法，生产出“秘色瓷”茶具，秘色茶具的优美造型、青莹色泽反过来又可提升品茗者的品茗情趣，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文章出处：《越窑“秘色瓷”成名中的茶文化元素》，《农业考古》2017年第2期,魏建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