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色笔记本”得名于海德格尔用于写作的以黑色封皮装订的笔记本。数十年来，作为海德格尔文字遗产的守护者，他的儿子赫尔曼(Hermann)和弗莱堡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赫尔曼(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n)对这批著作的存在守口如瓶。个中缘由不难理解。因为这批著作揭示了海德格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由英美等西方势力所代表的“世界犹太集团”的不光彩行为的会心沉迷。 关于海德格尔政治立场的丑闻当然不是什么新话题，至少可以追溯到1933年他被纳粹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时发表的就职演说。在演说中，海德格尔主张，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命运，要牺牲大学的自治(一年后海德格尔辞去校长一职，但仍保留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籍至1945年)。后续关于海德格尔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纳粹主义的争论，可以说开始于战后弗莱堡的“清除纳粹”诉讼程序。在鉴定报告中，海德格尔多年的朋友和同事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他描述为一个虚无主义者，一个“间或能以一种秘密且非凡的方式击中哲学思想的核心”的非批判的神秘主义者。然而，雅斯贝尔斯还这样写道： 那些帮助国家社会主义掌权的人必须受到责问，这是绝对必要的。海德格尔是为数不多已这样做的教授之一……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非自由的、专断的、不易交流的，这种思维方式在今天对教育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当然，海德格尔并未识破国家社会主义领导者的所有真实的力量和目标……但他的言行方式却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有某种亲缘性，这使他的过失便于理解。 海德格尔随即被开除出大学并被禁止从事教学活动，直到1951年他才被重新接纳并允许再次从事教学。 海德格尔对纳粹究竟抱有多大程度的同情，这种同情具有何种意义，关于这些问题新近的争论是由雨果·奥特(Hugo Ott)、维克多·法里阿斯(Victor Farias)、伊曼纽尔·法耶(Emmanuel Faye)等人的证据确凿的研究引发的。然而，海德格尔的信徒在每一次的回应中，都将这位哲学家的思想与他令人难堪的政治纠葛分而论之。正如雅斯贝尔斯指出的，这种策略从来没有彻底使人信服过。与已经发表的演讲和理论著述相比，“黑色笔记本”现在所提供的内容使我们能够走近海德格尔最隐秘的哲学思想，即这位哲学家隐居在他的黑森林滑雪小屋时所详细阐发的、内容广泛的“被遮蔽的学说”。 因此，与报道相反，“黑色笔记本”并非只是关于偶然的或不成熟的思想的纲要。相反地，从纯粹海德格尔式的“存在的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笔记本总体上构成了对当代本质问题的持续性反思。因此，从这点上看，我们不再有充分的理由对海德格尔种族主义的倾向等闲视之，如乔纳森·雷(Jonathan Ree)最近所做的那样，宣称这位弗莱堡的哲人只是“那种常见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像劳伦斯(D.H.Lawrence)、艾略特(T.S.Eliot)、以斯拉·庞德(Ezra Pound)一样的文化反犹主义者”。德国记者托马斯·阿舍伊尔(Thomas Assheuer)则敏锐地指出： 承认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但仅仅是为了永久性地将反犹主义排除在他的哲学之外的解释把戏再也没有说服力了。“黑色笔记本”中反犹太人的敌意并不是后来产生的想法，恰恰相反，它构成了(海德格尔)哲学诊断的基础。 随着“黑色笔记本”的出版，现已成为不容置疑地清楚的一点是：对于非德意志民族——英国人、俄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特别是犹太人——的种族偏见处于海德格尔哲学工程的中心，因为这种偏见与他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就已经使用的、持续在20世纪30年代的演讲和研讨会上所津津乐道的“民族”概念是分不开的。海德格尔认为德意志民族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优越性，这支撑着他的以下政治见解：可以正当地以“存在的历史”之名迫害劣等民族。“黑色笔记本”的编辑彼得·特拉夫尼(Peter Trawny)在其小书《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论之谜》中也有力地论证了这一点。 在其晚年的重要文本之一《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7)中，当海德格尔不得不界定“存在”这一关键概念时，他写道：“存在者是否以及如何显现，上帝与诸神或历史与自然是否以及如何进入存在的澄明、是否以及如何在场和不在场，都不由人来决定。存在者的到来在于存在的命运。”这句话似乎表明，人类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某种莫可名状的、神秘的更高的力量。我们不可能知道人们如何去验证甚或评价这样的话语。在刚刚引用的这段话中，海德格尔忘了告诉我们，“诸神”是谁，他们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对人类事务产生影响。海德格尔关于“人类”、“命运”和“存在的历史”的许多关键论断都回避了说明性的论证，而更多的是对我们必须被动服从的某种模糊的神性和超世俗力量之属性的飘渺揣测。就这方面而言，海德格尔晚年的思想非常明确地体现出对人类自主的放弃。 由于海德格尔将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史视作“衰落的历史”，所以他并不拘泥于这一传统中的核心概念和标准。因此，他在描述万物所仰仗的“存在”之属性时所说的话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然而存在——什么是存在？存在就是存在本身。将来的思必须学习去体验存在和言说存在。”但是如果存在只能被界定为自我同一的，即“存在就是存在本身”，那么我们人类如何去理解它多样的显现呢？海德格尔声称拥有关于存在样态的更高的洞见，但这些洞见仍然是缺乏论证的，它们——常常以似乎完全武断的方式——超出了经常被海德格尔所取笑的人类基本理解能力。 在“黑色笔记本”的反哲学的论证中，海德格尔透过现代人彻底“被存在遗弃”这一视角来看待理性、个人主义和民主。他关于“不在场”的模糊观点引起了同样蒙昧的诸种批判形式。令人反感的不仅是海德格尔对“理想民族”的种族主义情感。他试图将哲学建立在难以理解的概念和术语之上，这也使他的思想及体现其思想的著作问题重重。 当雅斯贝尔斯说海德格尔的思维是“非自由的、专断的、不易交流的”时，他所指的正是这种缺乏根据、神秘主义的论说风格。事实上，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可能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还要有远见。这种思维不仅在教育方面对刚经历二战的德国学生是灾难性的，而且就很多方面而言，在今天仍是如此。海德格尔的哲学风格尤其容易形成门徒和崇拜，它所培育出的是被动的接受和狂热的忠诚，而非个体自主和积极公民身份(active citizenship)的美德。 “黑色笔记本”反映了海德格尔对1933年德国所谓“国家革命”的热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期望这一革命成为“我们德国此在的彻底转型”。“此在”是海德格尔用于描述人之“在世界中存在”的术语。早些时候，海德格尔公开承认过他自己的存在哲学与纳粹世界观之间的亲缘性：“关于此在的形而上学必须以一种与其内部结构相一致的方式深化自身，并延伸至'关于’历史的民族的元政治学。”即便是在二战最激烈的时候，当欧洲城市成为废墟，斯拉夫民族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奴隶时，海德格尔仍然坚持认为，如果救赎会到来，那也是来自于德国人。在他看来，德国人与希腊人是仅有的真正的历史的民族。 在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海德格尔用其经典著作《存在与时间》(1927)及其相关著作中的存在主义术语为自己对纳粹政权的支持作辩护。海德格尔认为，他的存在哲学的优越性源于它扎根于生命或存在之中。而值得注意的是，纳粹主义所建基的民族意识形态以“扎根于土地”(Bodenstan-digkeit)的美德为基础。并且，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与他自己的“基本本体论”根深蒂固的亲缘性之所在。在其就职演说中，海德格尔庆祝国家社会主义再次唤醒了原生的大地和鲜血的力量(erd-und bluthaftige Krafte)。 这种对本体论意义上的扎根(rootedness)的专注使海德格尔走向纳粹，同样是这种专注解释了他在哲学上对犹太人的厌恶。犹太人作为“世界公民”(cosmopolitans)，天生缺乏海德格尔最看重的东西：扎根(Bodenstandigkeit)，这是一种扎根于存在的民族归属感。在1934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海德格尔谴责犹太民族由于自身的无根性，不能领会德国“空间”(Raum)的存在品质。在“黑色笔记本”中，他笃定地认为，扎根于土地赋予我们在存在上与我们的“血缘”和“祖先”相关联的结构。 作为圣经一神教的鼻祖，犹太人还发明了宗教普遍主义，这一立场为海德格尔所深恶。一切造物只有一个上帝的假定阻碍了存在归属感的具体结构——此在、情绪和日常，也阻碍了民族、种族和扎根于土地的具体结构。在海德格尔看来，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都是“唯心主义”或“主体性哲学”的残余，而这些正是他致力于通过转向存在问题而予以“消灭”的——他喜欢使用暴力和军事的修辞。 海德格尔对犹太人的厌恶当然具有一定的背景和历史。在德国反犹圈子里的一种普遍共识是，犹太人是腐蚀性的现代性精神的首要载体，这种精神与抽象思想的过剩有关。由此，犹太人必须为现代性的诸多堕落倾向负直接责任，尤其要为与从有机共同体(Gemeinschaft)到现代大众社会(Gesellschaft)的重大转变相关联的混乱负责。这样的反犹偏见虽然长久以来一直是普遍的倾向，但这些偏见在一战中同盟国战败之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背后一刀”(stab-in-the-back)的传说②，指控犹太小人们要对德国的战败负责。 在魏玛时期，也就是海德格尔形成成熟的世界观之时，有一本畅销书是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对欧洲衰落的狂热解说恰好与战后德国文化上的消沉情绪完全一致。他在充满激情的哀叹中指明了一连串我们今天已熟知的问题根源：种族融合、现代城市生活将人连根拔起的特征、共同体及信仰的相继丧失，还有以牺牲健康活力的人类本能生活为代价的贫瘠的理智主义的胜利。海德格尔是斯宾格勒著作的鉴赏家。他在“黑色笔记本”中写道：“我从未看到任何能证明斯宾格勒不正确的证据。”他在探讨斯宾格勒时指出，人类只有在“衰落”或“死亡”(Untergang)中才能自由地体验存在的真理。海德格尔继续写道：“衰落并不是应该感到害怕的事情，因为历史衰落的根本前提是伟大。”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对文明的斯宾格勒式批判(Zivilisationskritik)与对理性的激进批判齐头并进，而这两种批判都与“世界犹太集团”这一贬义的概念纠缠在一起。海德格尔曾这样写道：“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被尊崇了几个世纪之久的理性是思想最顽固的敌人时，思才真正开始。”在“黑色笔记本”中，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变得更加执著，正如他对犹太人“计算”和“算账”的精神特质的反复批判所证明的那样。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曾断言：“在西方，比其他任何差异性都要重要的，莫过于哥特时期的那种理想种族……与犹太人之间的差异性。” 海德格尔哲学首要的批判对象之一是新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当时已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半官方哲学，其重要代表人物是科亨(Hermann Cohen)。科亨在1919年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源于犹太教的理性宗教》。正如标题所暗示的，科亨的这部论著是对西方理性主义源头的犹太一神教的辩护。然而，根据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新康德主义是脱离了生命的哲学的完美化身，是一种贫瘠的理智主义。基于此，海德格尔坚决地站在了兴盛的生命哲学浪潮这一边，反对过时的、无生命的理性宗教。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及其他早期著作中对从人类存在的真实状况中抽象出来的知识理论的批判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并至今仍是重要的。勒维纳斯(Emmanual Levinas)曾敏锐地指出，以“在世界中存在”而非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作为出发点，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得以变革先验哲学事业。但是不难看出，在这位哲学家的头脑中，上述诸多相互重叠的哲学和文化主题是如何混乱地交缠在一起的。于是，如果现代性是始源之恩典的一种“堕落”，并且如果主要元凶在于西方理性主义无可挽回的胜利的话，那么似乎结论就是，犹太人是幕后黑手。因此，从一开始，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就深深地、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长久以来，海德格尔的拥护者们声称，他的反犹主义只是其晚期思想中一种模棱两可的进展，是大师本人很快纠正了的一个令人惋惜的过失，与他思想的权威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本质的关联。现在海德格尔反犹主义的过失已被承认，我们又被反复告知，可以安全地吸收他对于技术的不良影响以及现代人的被遗弃状态的重要警示。但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关键点在于，海德格尔对理性、主体性、现代技术和西方文明的衰落的猛烈批判都是一种拒斥理性、民主和个人主义的世界观的一部分，而这种世界观的单个元素在历史上和主题上都是不可分离的。在“黑色笔记本”中一段充斥着反犹主义成见的文字里，海德格尔公开宣称： 当代犹太人……在力量上的增长是基于这一事实：西方形而上学，特别是在它的现代形态中，为空洞的理性和计算能力的扩散提供了温床。由此，这种空洞的理性和计算能力在“精神”中谋取到立足之地，却不能在被遮蔽的决断王国中获得掌控。 海德格尔对这段冗长的批判总结道：“未来的决断和追问越是源生的、发端的，对于这一'种族’(即犹太人)来说就越是难以通达。”这段话大致是在1939年写下的。 在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期间，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变革，为的是使德国高等教育符合“扎根于土地”的价值。他强调并盛赞“服务”理念：军事服务、劳动服务以及知识服务。特别是劳动能够有助于治愈德国学生过剩的理智主义，使他们的精力集中于“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价值上。在所有这些方面，海德格尔都看到了他的哲学与纳粹关于民族、共同体、领导权、等级、命运和斗争(Kampf)的意识形态之间重要的亲缘性。他后来在“黑色笔记本”中说道，“大地的高级冲动(Zwang)”只有在“一个民族塑造世界的力量(Macht)中”才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诸多纳粹理想或雏形的纳粹理想早在《存在与时间》中，当海德格尔探讨“历史性”时就曾出现过。因此，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海德格尔所说的关于本真的历史的存在的标准，就包括对民族的尽忠、对自己“这一代”的忠诚、对历史的“共同体”(Gemeinschaft)的忠贞、“选择自己的英雄”的能力和听从命运召唤的能力。 就此而言，认可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主要障碍之一就在于，他所界定的“历史性”与他关于民族(Volk)的观念以及由此伴生的全部种族主义和反民主偏见是密不可分的。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民族(Volker/peoples)才可能是“历史的”，因为只有民族才扎根于土地，才具有共同的血统。海德格尔曾指出：“血液的声音源自于人的基本情绪，并且，通过劳动对我们此在的塑造整体上与这一过程相关联。”与民族理念相反的那些道德和法律概念，包括民主和人权，仅仅是空洞的抽象物。在“黑色笔记本”中，海德格尔的这些关注点变得更加偏执。 海德格尔的辩护者试图将其哲学与政治观点区别开来(甚至对其早期哲学和晚期哲学分而论之)的做法必然惨遭失败。这种失败源于海德格尔哲学自身的本性，他的哲学与此在的历史情境有关并从中获得灵感。甚至在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之前，他的思想中已经包含了民族的意识形态主题。《存在与时间》的部分章节表达了同斯宾格勒以及包括施密特(Carl Schmitt)和荣格尔(Ernst Junger)等在内的其他当代德国思想家一样的反自由的、法西斯式的立场。海德格尔与他们最主要的不同在于，他反民主的情感被他对基本本体论的论述所掩盖。 在“黑色笔记本”中，存在问题成为海德格尔对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做出过激判断的出发点。无论海德格尔把目光置于何处，他洞察到的总是同样的历史一本体意义上的堕落及其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实体化了的和不合格的存在。他偏好用“谋制”(Machenschaft)③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文化上的衰落状况，这个词大致可被转译为“诡计”，同时也意味着“伪造”和“制造”。海德格尔在1930年代的著作中弥漫着对这种诡计的哀叹： 俄国人和美国人是一样的，都有着枯燥的技术疯狂和不受限制的普通人的组织。人的生命……滑入了一个缺乏本质源泉之深度的世界……流行的维度就是广度和数量。智力不再意味着富于天赋，而且是耗费巨大的天赋，而是仅仅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学习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称之为“魔鬼般的东西”(在具有破坏性的恶的意义上)的攻击。 在这里，如同在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历史，带着天启的话语，近乎陷入了一种颠倒的神学。对于斯大林治下的俄国或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他其实没告诉我们什么(尽管关于希特勒治下的德国，他可以告诉我们比他自己意识到的更多的东西)。似乎所有“本质的”东西都提前被初始的、神秘的“存在的遣送”(sendings of Being)决定了。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所说的话：从基本本体论的角度来看，人类将毫无价值。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这样写道：“关于存在的命题的空乏的言论要求对命运的服从。它实践—政治的方面在于服从一个神秘模糊的权威的广泛的意愿。晚年海德格尔的修辞弥补了文本自身所缺乏的命题内容，它引导和训练其受众与伪神圣的力量打交道。” 在“黑色笔记本”中，海德格尔对作为“命运”的存在的错乱敬畏有时达到了荒谬的程度。比如，他把神圣的力量归属于以字母H开头的名字：赫拉克利特、荷尔德林、黑格尔。然而希特勒似乎也属于这个系列，当然还有海德格尔自己。海德格尔还沉迷于某种没有根据的数字命理预言，推测说2300年将出现全球被“美国主义”(Americanism)统治的最终“决定”(Entscheidung)。他还预言，他的名字将于2327年，也就是《存在与时间》出版第400周年，从被湮灭的遗忘中重现。 海德格尔认为，苏联、美国和英国是诡计的化身，是“世界犹太集团”——“这种类型的人，其世界历史性的目标就是要将所有存在者从存在中连根拔起”——之精神的表达。在海德格尔看来，“诡计”的问题在于“它导致了彻底的连根拔起，并因此导致民族的自我异化”。他还认为，“世界犹太集团在任何地方都是无法掌控的，它不需要诉诸武力”——因为，它大概已经暗地里渗透进全球所有的权利中心——“相反，我们德国人则要牺牲我们民族中种族上最有天赋的代表”。换句话说，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犹太集团”在二战中毫厘未损地占尽了好处。 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世界犹太集团的另一虚伪面表现在，“自远古以来，犹太人就凭借其专门的计算天赋按照种族原则生活，现在他们则保卫自己，抵制那同样的种族原则的不受限制的应用”——指的是纳粹残酷的、迫害性的种族主义立法。海德格尔一再断言，是国际犹太人的阴谋造成了秘密的、精心策划的“去根化”的世界历史过程——世界上的民族与他们土地里的根相异化。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在根本上是可以自我辩护的。在《存在的历史》中，海德格尔提出，“叩问(世界)犹太集团特有的全球犯罪的倾向的基础将是重要的”。 “黑色笔记本”已确证，在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的哲学语言已吸收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斗争”和“消灭”(Kampf und Vernichtung)等修辞。他写道：“一切事物都必须被(归于)彻底毁灭，在此之前，要消灭文化。”在另一处，他又说：“真理并非适合所有人，而只适合强者。”通过举例说明，海德格尔赞扬了那些“使用武力而在历史的存在中成为佼佼者的暴力之人(die Gewalttatige)”。在“黑色笔记本”中，他主张一种哲学式“培育”(Zuchtung)的实践，宣称“对高级的以及最高级的思想形态的培育是最重要的——比单纯的知识的交流(Kenntnismitteilung)更为重要”。在表达对德国大学的蔑视的同时，海德格尔指出，“两年的军事服役比四学期的'学习’更有助于为科学作准备”。 海德格尔这样写道，“黑色笔记本”意在表明在实现“源始的询问”(anfangliche Fragen)模式的斗争中的“秘密的进步和防卫的位置”(unscheinbare Vorposten-und Nachhutstellungen)。他表示：“所有(本真的)哲学都是内在于人的，都是一团强烈的火。” 在20世纪30年代末，纳粹的侵略导致了一系列危机，将欧洲推到了战争的边缘，而海德格尔政治判断的意识形态狂热也随之升高。通过宣传“幸福”、“理性”和“文化”具有的低劣、技术—工具的价值，“西方革命”导致了“非人格化的力量的独裁”，即那种对在当代世界占主导的“关于无限制的计划和计算的纯粹的授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海德格尔将布尔什维克主义称作英国革命的顶峰。他说：“现代性的特征是对所有存在的完全的、无情的伪造(Machenschaft)。”海德格尔断定，一旦从其“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形式”中抽离出来，英国和苏联共和国就是一样的，都遵循同样的技术统治世界的无情逻辑。海德格尔宣称，“英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资产阶级基督教形式”必须被“消灭”。在这段令人迷惑的、充满妄想的不着边际的话里，海德格尔对于现实政治判断的彻底无能暴露无遗。 虽然海德格尔很善于挑剔非德国文化，但奇怪的是，尽管置身其中，他对纳粹德国的掠夺和种族灭绝行径却无动于衷。在20世纪40年代初，他发现有关苏联暴行的报道非常可怕，但对于纳粹国防军和别动队在东部的恶行，却完全保持沉默。他为德国对待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非人道方式辩护，宣称如果法国和英国取得胜利，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德国人。然而，从存在的历史的角度来看，法国人和英国人取得胜利将会更糟：法国无疑将会把它的“非历史性”强加给德国人。英国人很可能也同样如此，将所触及之一切变成一个“巨大的商业公司”。因此，只有德国人的胜利才能保证他所描绘的“向沉思的过渡”，从而迈出朝向“另一种开端”的第一步。 海德格尔为“美国主义”向全球的扩散感到惶恐，他将其起源的地域称为“灾难地”(das Katastrophenhaft)，他的这种惶恐与该时期的观点也很近似。“在美国主义中”，他说，“虚无主义达到了顶峰。”美国人将“虚无(Nichtigkeit)的状态”迎接为“自己的未来”，因为他们在每个人都“幸福”的表象中毁掉了一切。当然，海德格尔从未付出哪怕最微小的努力去调查一下美国——它的政治、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性格——因为“存在的历史”这一立场已经告诉他一切所需要知道的事了。 在这些著述中，海德格尔关于我们“被存在遗弃”的概念——本质上是用基本本体论的语言重述了的斯宾格勒的“没落”概念——凝结为一种偏执，并坚决地将所有与它有关的事物都包纳其中。尽管海德格尔喜欢把自己晚年的哲学称作“思”(Denken)，但实际上真正的思想几乎无迹可寻。相反，我们一再看到的仅仅是对古怪教条和意识形态偏见的咒语般的、道德迟钝的重述。 鉴于海德格尔所信奉的民族概念伴生了对非德意志民族的无情的文化轻蔑，“黑色笔记本”中所充斥的发自其肺腑的反犹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世界犹太集团”这一概念的贬义特征并不是偶然，而是与对诡计、计算、“美国主义”和技术疯狂的猛烈批判相一致。在海德格尔看来，上述这些界定了现代世界的状况。 在《哲学自传》(Philosophische Autobiographie)中，雅斯贝尔斯叙述了一段与海德格尔的对话，其间谈到了“犹太人问题”。当雅斯贝尔斯对《锡安长老会纪要》④一书表示轻蔑并认为这只是反犹主义的胡话时，海德格尔却回应道：“一个危险的国际犹太人联盟是真的存在的”。鉴于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狂烈的、带有偏见的批判，除了犹太人，还有谁能为各式各样、无所不在的没落表现负主要责任呢？ 令人好奇的是，在如下这样一个事实面前，即，如《黑色笔记本》明确肯定的那样，海德格尔热情地支持一个其全部意图在于用历史学家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ander)的话说即“救赎的反犹主义”的政权，他的支持者竟还能质疑其对反犹主义的深切信奉。而且，在纳粹执政的12年间，海德格尔并非一个无辜的旁观者，他也没有选择孤独的“内在移民”(inner emigration)⑤。相反，他是一个把义务尽到最后一刻的纳粹党员。在任大学校长期间，海德格尔几乎没有为他作为纳粹政权最热忱的知识分子代言人之一而感到后悔。在一次演讲中，他甚至称赞希特勒是“当前和未来德国的现实和法”。在“黑色笔记本”中，他几乎从未动摇过对希特勒的支持。他认为，“元首唤醒了新的现实，使我们(德国人)的'思’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并为其灌注了新的活力”，这是“好运的降临”。海德格尔显然还非常珍视他与希特勒都出生于1889年这一事实——他对这一事实的解释是，这表明他们两人的“命运”是相互交织的——这一点被证明是真的，尽管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还有一个事实同样令人不安：在许多场合，海德格尔都表达了他与纳粹政权无所匹敌地残忍野蛮的民族精神的团结一致。他在“黑色笔记本”中指出：“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野蛮的原则。这其中存在着它的本质和成为伟大的能力。危险并不在于(纳粹主义)本身，而在于通过真善美的说教使其成为无害的东西。”这呼应了尼采在《权力意志》中对“二十世纪野蛮人”的到来的预言式的召唤：“一个支配性的种族只有从可怕而暴力的开端中才能成长起来。二十世纪的野蛮人何在？”如同公元5世纪欧洲的汪达尔人和西哥特人给罗马的衰落带来致命一击，海德格尔希望，纳粹在实现自己的命运时不会被关于“真、善、美”的说教带离正轨。 在就任大学校长期间，海德格尔毫不含糊地剥夺犹太教员的教职，或谴责那些他视为政治上不可靠的学者。自一开始，海德格尔就是纳粹政权可恶的反犹举措和政策的见证者：从1933年4月的反犹抵制活动，到随后严苛的职业剥夺，到1935年明文规定德国犹太人丧失公民权的纽伦堡种族法案，到水晶之夜的迫害和掠夺，再到1940至1941年间对犹太人的驱逐，这些措施最后成功地使德国成为无犹之地。而无论是在其演讲、著作还是通信中，海德格尔都没有表示过对这些政策的任何反对意见。 甚至在战后，即使在许多学生的恳求之下，海德格尔仍拒绝与纳粹政权断绝关系。在写给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信中，海德格尔说，同盟国犯下的暴行也是一样的可怕，而且德国人民对纳粹的暴行并不知情。海德格尔的话毫无疑问是似是而非的。即使如德雷斯顿轰炸和东京大轰炸之可怕，亦远逊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特雷布林卡灭绝营和巴比亚尔大屠杀。虽然公众不一定都知道“最终解决方案”⑥，但纳粹对犹太人大规模的迫害和驱逐行为却是人尽皆知的。难道海德格尔不知道德国那50万犹太人去了哪里吗？ 认为像海德格尔那样(甚至在他辞去大学校长后)在纳粹德国极具危害性的意识形态氛围中担任着公职，却没有共享纳粹政权迫害性的反犹世界观的观点说到底完全是一种妄想。“黑色笔记本”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向我们提供了海德格尔自己对纳粹的辩护——这一辩护绝非临时的或偶然的，而是直接从他“存在的历史”的学说中萌生出来的。海德格尔这样说道：“巨人症的最隐秘、也许也是最古老的形式之一”(在于)“计算、一意孤行以及造成犹太人的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的混合物的充满活力的历史性。”考虑到存在的扎根对海德格尔的重要性，像犹太人这种“无世界”的民族就没有存在的空间。实际上，“无世界性”是海德格尔在其他地方用来描述像动物和无生命物体这样的“缺乏世界的”(weltarm)⑦存在物的“贫穷世界”时所用的一个词。 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中所弥漫的等级和排外倾向为残忍的统治和迫害大开方便之门。这并非只是海德格尔偶然的政治判断，而是从他独特的“存在的政治学”(Seinspolitik)中推演出来的。甚至在战后，海德格尔仍继续坚持他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的真理和伟大”。他认为，由于他的教导被忽略，这种伟大无法最终实现，但这一点并不能开脱他的罪名。 海德格尔哲学中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党派倾向并非一系列偶然的过失或偶尔的误判，而是对哲学、推理和思考在最深远意义上的背叛。正如马尔库塞在20世纪40年代末写给海德格尔的信中所说： 一位哲学家也许会在政治事务上被蒙蔽……但他决不会在一个杀害了数百万犹太人而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政权上被蒙蔽，这个政权把恐怖变成了日常现象，把属于精神、自由和真理的观念的一切都变为其血腥的反面。 让马尔库塞感到惊讶和不安的是，即便到了战后，海德格尔似乎仍无法从本质上得出上述结论。相反，他完全否认一切现有证据，包括对纳粹死亡营的恐怖揭露。他仍然坚持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德国的正确进程——是与他自己的存在哲学最接近的政治道路。《海德格尔全集》中“黑色笔记本”的出版是对这种倔强的坚持的明证。海德格尔对纳粹运动的挑剔之处仅仅在于，它没能实现指派给它的、如同他的存在哲学中所描述的那种崇高的历史命运。换句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德格尔仍傲慢地认为，并非他抛弃了希特勒，而是希特勒让他失望了！鉴于包含在“黑色笔记本”中的令人不安的内情，任何在探讨海德格尔的思想遗产时对其政治愚昧轻描淡写或予以弱化的做法都将是有罪的，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将使这位哲学大师所开启的哲学背叛持续下去。 注： ①世界犹太集团(World Jewry)，德文为Weltjudentum，字面意思是“全世界犹太人”。它是一个反犹主义用语，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反犹主义者认为，散落于世界的犹太人不会效忠他们所身处的国家，而是作为一个集体实施着统治世界的阴谋。纳粹在其反犹宣传中亦使用这一指称。鉴于上述内涵，本文将其译为“世界犹太集团”。——译者注 ②指的是纳粹关于是犹太人的背叛造成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的相关宣传。——译者注 ③此处采用的是孙周兴先生在《世界哲学》2010年第3期发表的《后神学的神思——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中的上帝问题》一文中的译法。——译者注 ④《锡安长老会纪要》是二十世纪初在沙俄出版的一本反犹主题的书，作者不详，描述的是“犹太人征服世界”的阴谋的具体计划。——译者注 ⑤“内在移民”是阿伦特提出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人身在德国但其行为却仿佛不属于这个国度，感觉上像是移民；另一方面，他又并没有真的移民，而只是退缩到了内在的领域，退缩到思想和情感的个体性之中。——译者注 ⑥“最终解决方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化的种族灭绝的计划及其实施，并导致最后的、最致命的最终解决方案阶段。阿道夫·希特勒把它称作：“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摘自维基百科)——译者注 ⑦此处采用的是张一兵在《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3期发表的《探索海德格尔之路中的迷失和可能的光亮》一文中的译法。——译者注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0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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