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旧寨学校全体教师合影,校长刘文英(前排中),本文作者(后排左二) 暑假里的一天,天气晴好,天上蓝,地上绿,有光有影,有风有景。我与几位老少文友受戴天雄盛情邀请到旧寨村小聚。 该村是我四十多年前教书生涯的第一站,天雄是我曾经的学生现在的文友。所以,对于此行我还是挺期待的。
我本来是想回家乡学校的,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有被“发配”的感觉,所以人到了这里,心却不在这里。
校园没有院墙,东西两面紧挨民居,北面是紧挨着田野有几棵榆树的操场,南面是那条南北大路。教室里没有顶棚(天花板),也没有任何装饰,窗户上的玻璃残缺不全,偶尔会有兴奋的麻雀造访于此。 那架脚踏风琴应该是学校最贵重的设备,粉笔盒里的粉笔长的少、短的多,有的都用手捏不住了。整个学校用破烂不堪、灰头土脸来形容那是再恰当不过了——当然,这也是当时晋西北地区整个乡村学校的真实状况。
我们新分来的三个“稀饭生”——早晚都在喝稀饭故而得此名,窑洞既是寝室又是办公室——地面不大,耗子倒是不少。在这个颇感寒酸而压抑的窑洞里,我发了好几天的呆,感觉这里是待不住的。
上完课,就四处转悠巡查,指名道姓纠正学生的违纪行为。对老师们也是严格要求,一是一,二是二,决不迁就。记得,一位教师没有备好课去上课,她当众严厉批评其“偷工减料、敷衍了事、误人子弟”。为了学校,她真的是全家总动员,把很多家务推给了年迈的老母亲和工作也很忙的丈夫。
印象最深的是她要求老师们超周备课,也就是提前一周必须把课备好。对于这个要求,我们开始感觉有点“不靠谱”,估计她“吹一吹”就过去了,想不到她动真格的,逐人检查落实,好在我硬着头皮做了,没有受到批评,而心怀侥幸的老师都扎扎实实地吃了一碗五味杂陈的训面。 也就是从那时的超周备课开始,我养成了认真钻研教材认真备课的习惯并且对于以后的教学生涯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以后多年来,在参与学校管理培训教师的时候,我会经常说起当年这个超周备课的故事以及蕴含在其中的老一辈教育人真抓实干、与时俱进的可贵精神。
有一次学区开教师大会,好像是因为考试的事情,她与几位学区领导当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会场火药味很浓,气氛很紧张。她怒火中烧,掰着指头一桩桩一件件历数旧寨学校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那几位领导轮番上阵,她则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有点儿“舌战群儒”的味道。最终会议不欢而散。后来,教育局领导亲赴新寨旧寨两地调停,才缓和了双方的矛盾。再后来,她多方奔走,上下协调,为旧寨学校争取到了事实上的“独立”地位。
有一句俗话:千里为官,为了吃穿。面对那样的处境,如果揣测他们会在学校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日子,那就太冤枉他们了。在与他们一年多的朝夕相处中,我真的知道他们很不容易、很不简单、也很值得尊敬。
有几个细节,让我至今忘记不得:他们虽然穿着土里土气,可是每当走进教室前,他们总要整一整衣领、扯一扯衣袖,保持一份师者的尊严;他们把自制的那根教鞭,总是修整得亮光光的、擦拭得光溜溜的,并且随时带在手边,就像战士对枪对战马的感情一样;好几次,我看到他们的妻子带着孩子来到学校,让他们带着孩子去机场医院“找个熟人”看一看病,他们总是甩下一句硬邦邦的“顾不上”打发走了事。在他们心中,教书是无论如何不能耽误的。
至今记得,秦喜祥画的一手好画、写的一手好字、弹得一手好风琴,戴玉才能写会画、普通话也说的很溜……让我特别惊异的是戴生发一个人带了全校的理化两门课,在没有任何仪器设备的情况下,他用一张嘴把理化课的各种实验说得清清楚楚,让学生听得明明白白——而且在中考中能够拿上高分。看起来,他们都有一副“金刚钻”啊。
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家长掏钱给孩子补课这一说,这几位老师却几乎天天中午和下午散学后留下一些学生实实在在给补课。那时候,老师们经常私下说的一句话就是:“(考试)不能输给新寨,争取赶上城里,不能给旧寨丢脸”。 秦喜祥经常抽空拿上他心爱的木工家具“叮叮当当”修补学校的桌凳。戴玉才几次对我说:教书是让人上瘾的营生。虽然这份工作养不了家,却总是舍不得放下,就是有再大的委屈再多的难处,一旦走上讲台面对着学生就什么都忘记了……他们真是从心底里爱这个学校,希望这个学校好。
虽然这些“城里娃”混杂在“山里娃”中间显得很打眼,可是他们和“山里娃”在一起嬉戏打闹,没有一点距离感,有时候还能听到城里娃与山里娃用地道的旧寨土话对话——清脆的童音飘出村外,给这个村庄带来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忘不了农村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与崇拜。我从调到团县委工作的贾杰老师手上接手了初三毕业班语文课——一出手就带毕业班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上第一节课时,同学们目不转睛地听我朗读和讲解课文,他们的目光里有惊异有敬佩更有虔诚,教室里静得好像没有一个人似的——那是一种让人感动让人流泪的感觉啊。 他们见了老师总是特别喜色特别高兴,有的把刚摘的山杏给老师吃,有的还邀请老师有空到他们家里“吃饭”。记得,一位叫秦连生的小学生,星期天专门跑到学校教我打乒乓球——我就是从此学会打乒乓球的,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两个大虎牙。
想必他们一定是黎明即起的,可是到校后,他们却是一整天一直稳稳地坐在教室里、一直在静静地学习——至今我记得索效飞,戴着那顶帽檐耷拉的帽子,坐在最后一排旁若无人学习的样子,殷少卿悄无声息在那里遨游题海。本村学生每天还要在昏黄的灯光下上晚自习,教室里静悄悄的,能够听到鼻尖移动的沙沙声以及教室内外鸟窝里鸟儿的呓语。 我记得张平是每天晚上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他戴着像玻璃瓶子底子那样厚的眼镜,几乎是趴在桌上读书写字,老师没有要求每天写一篇日记,他却是雷打不动每天一篇,而且一篇日记就是一篇正儿八经的作文——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写出来的。那一年中考,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考上了师范,他的中考语文接近满分。 那时候,考师范是百里挑一,他们为旧寨学校赢得了荣誉,也由此彻底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全班一半以上的同学考上了高中,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
在学习方面,他们跟村里的学生一样,都很认真很钻研。杨雪萍、刘艳兰人如其名——如雪之洁,似兰斯馨,作文也都写得漂亮——好几次作为范文展示。陈宏比较内向,说话不多,听课特别专注,字写得特别好,就像印刷体一样。瞿红兵比较活泼一点,对村里同学自制的玩具他都会做会用。有几位初一初二以及小学的军人子女,我也有点印象,如落落大方的魏红艳(刘文英老师的闺女),阳光男孩骆红涛、王忠民,活泼好动的张子银,能歌善舞的刘红等。 有一位是小学低年级的小女孩,长得特别清纯,笑起来特别可爱,她每天早早上学,我几次在校园里见到她,我给她交谈过几次,也给她讲故事。有一天中午她和另一位女孩,来到我们的宿舍敲开门,把一盒外表精美的笔记本在办公桌上就跑开了。事后得知,那个小女孩是朝鲜族人,那是她最后一次到校,因为她的飞行员爸爸要转业了。她叫李英玉——小孩子有一颗冰清玉洁的心……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刘文英老师当校长的近十年期间,旧寨村的教育可以说是达到了近代以来的一个高潮——旧寨学校办得风生水起,村里家家户户都以读书为荣,毕业的学子包括军人子女在内后来至少有几百人端上了铁饭碗,不少人还有为、有位、有风光。 一位乡亲捻着胡子骄傲地说:现在,咱们村仅在本地各个机关工作的少说也有四五十个,掌权的也不少。村里修桥能修起来,建庙能建起来,办事能办得了,让其它村眼红得不行——这没有办法,旧寨村有人才嘛。他还说,走出去的旧寨人一代胜过一代,李觅小的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李富全的儿子、戴世华的儿子考上了好大学,秦喜祥的三个子女个个有出息,杨巧兰的儿子考上了军校(现在是军官)……旧寨村的教育薪火绵延不绝越来越旺。
戴天雄说:社会发展就像高铁一样越来越快。说实在的,现在种地比城里人想象的要轻松得多,用力气种地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用脑子用机械用信息种地的时代,当年在学校学的文化没有白学,我也没也给老师们丢脸。 我对他说:“岂止是没有给老师们丢脸,你是靠文化种地靠文化点亮人生之路,你是乡村的精神领袖,你现在写村史,将来的村史里应该有你的一笔,你给老师们给母校争光啦!” 他嘿嘿地笑了:“我倒是从不怀疑乡村的发展振兴——当然不一定是人们想象中的模式,未来的乡村很可能既是一个个'喜看稻菽千重浪’的家庭农场,又是一块块'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休闲之地,将来像我这样的恐怕连种地都没有资格了。” 看着他家里那一摞摞的书籍——里面有刚刚他撰写的村志手稿,看着他在太原读大学的阳光帅气的大儿子、在县城读小学的聪明伶俐的小儿子,看着院子里那一畦畦绿油油的菜园、那一台台擦得铮亮的农机具、那一头神情悠闲的骡子,我看到了这个家庭乃至这个村子未来的希望,也感受到了田园生活那种挡不住的诱惑……
这些年来,旧寨学校的校友们不断回到第二故乡重温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年过花甲的刘文英老师和她的女儿兴高采烈地回来了,杨雪萍、陈宏这些军人子女们兴致勃勃地女回来了,贾杰、黄凤舞、刘鹏昇、刘贵海、赵玉庆这些在旧寨学校工作过的老师们无比高兴地回来了,更有许许多多旧寨学校的学子们从四面八方喜气洋洋地回来了…… 大家尽管都知道昔日的旧寨学校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是还是一定要看一看那间勉强支撑的木头房子,摸一摸那段断垣残壁,走一走那条通向学校的南北大路,因为那里留存着莘莘学子的集体记忆,镌刻着乡村学校乃至整个乡村的珍贵历史。 回到第二故乡,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人的一生当中,有几个人永远不会忘记且充满感激:一是母亲,二是老师,三是战友(同学);有几个地方永远不会忘记且充满感念:一是家乡,二是母校,三是工作战斗过的地方。
应该永远记住为乡村教育无怨无悔无私奉献的赵松平老师、顾天祥老师、戴改珍老师和秦喜祥、戴智雄(玉才)、杨玉宝、戴应祥等民办教师。 应该永远记住为乡村教育不遗余力奋斗过的刘文英、戴生发、徐克智、贺天仁、赵建华、杨福生等校长们。 应该永远记住为乡村教育尽心尽力的张敏等村官们——他们都是乡村教育薪火的传播者,还应该记住像戴天雄这样有文化的农民在乡村的坚守和憧憬…… 作者简介 蔺晓渊,五寨县三岔镇三岔村人,1959年8月出生,中师毕业,大专学历,中学高级教师,起步于乡村教师,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四十多年。退休后正业之余,以笔忆旧,以文会友,怡然自乐,现为山西省散文学会会员。 《砚城文苑》第99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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