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萃丨AER首位华人联合主编刘庆民：关于经济学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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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庆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教授，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ER）联合主编。

关于经济学理论研究

本文讨论的“经济学理论“，狭义地按照当代欧美大学研究生院的教学和研讨中的惯例，是指以微观分析为基础的理论经济学研究，有别于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其他依靠数据分析的诸多经济学分支。经济学理论分为纯理论和应用理论，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牵强的区分没有实质意义。纯理论研究主要发展分析方法和理论框架。

文献中大家熟知的最基础性的纯理论研究有期望效用理论、纳什均衡等。还有一些纯理论研究旨在解决现有理论框架里面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最优拍卖机制、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等。应用理论研究主要发展模型来研究具体的经济问题，比如说市场设计、产业组织、金融契约、网络经济等。解决纯理论和应用理论的问题往往都需要发展新的分析方法或者整合和拓展现有技术。

经济学理论的训练对经济学者的培养非常重要。以个体理性和整体均衡作为基本理论框架是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数据科学的显著区别。但是本文并不是讨论经济学者的理论训练，而是面向有志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年轻学生学者和关心理论研究的读者，希望引发他们的一些思考。

经济学理论与应用

经济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所以一个理论问题的重要性最终取决于它的应用价值。一流的应用理论研究为我们理解和分析实际问题提供重要的视角，并会对相关问题的理解提供启发。一流的纯理论研究，即使不直接研究实际问题，也有广泛的间接的应用价值。比如sequential equilibrium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动态博弈的框架，使很多动态经济问题的应用研究成为可能，所以该理论一经提出即被广泛认可和应用。

作为应用科学，经济学的应用理论和纯理论不可分割。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应用的理论问题就像无源之水。而离开深刻的纯理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会缺乏系统性，缺乏深度和广度，不利于揭示众多应用背后的一般规律。理论经济学者应该同时关注纯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同时关注理论问题和现实世界。

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以科学的方法分析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观念比较普及，同时美国大学、经济政策部门、科技公司等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的学生学者参与经济问题的讨论与竞争，这些都是新的理论和技术产生、发展和应用的土壤。

近年来，许多实际和具体的经济社会问题，如拍卖机制、器官移植匹配、中小学生择校、实习医生和医院的匹配等“市场设计”问题，都启发了很有意义的应用理论研究这，对分析和改进已有市场机制大有帮助，为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显然，这些经济问题并不是美国独有，而是具有普遍性。因此这些首先由美国开始的应用理论和分析方法上的创新，也被拓展和应用到世界其他国家，更为纯理论研究提供了课题和方向。

历史上，产业组织领域的应用理论研究不仅帮助我们分析市场竞争机制与企业竞争策略，为制定政策法规提供依据和指导，也极大地促进了博弈论的发展和研究，促使博弈论成为主要的经济理论研究方向。博弈论的发展又为产业组织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统一的理论框架和有力的分析工具。

经济学理论关注实实在在的问题。前面提到的拍卖设计、器官匹配、中小学择校机制等市场设计问题都不是叙事宏大的议题，却实实在在地关系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

例如，自1993以来，经济理论学者在世界各地设计的电信牌照拍卖产生了累计超过4000亿美元的收入。在美国，电信拍卖收入累计超过2300亿美元，最近的5G牌照拍卖收入更是超过900亿美元。对经济学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拍卖的收益，而是有效分配电信牌照、提升电信行业竞争力和创新的效益。美国经济学理论学者Milgrom和Wilson因为拍卖理论和实践获得202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电信拍卖设计的成功。

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

做理论研究，尤其是纯理论的研究，要了解文献的发展脉络，知道哪些是基础性的研究，哪些是衍生的研究。了解一个领域，要清楚它从哪里来，思考它应该往哪里去。一个理论体系就像一棵大树。奠基性的工作是根，基础的研究是主干，每一个领域都是枝干，还有二级、三级的分支，还有叶。

比如说，较早的关于经济中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动态问题的讨论是在一般均衡框架下进行的，即所谓的Arrow-Debreu state-contingent commodities。这是奠基性的工作，时至今日，这个分析框架还有助于我们对金融市场的分析和理解。在1970年代，人们认识到state-contingent commodities不能很好的描述一些不完全信息的应用，比如保险市场、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应用问题。

这催生了不对称信息市场和激励相容机制的研究，这是文献发展的主干。它为新的契约理论的发展准备了基础。在契约理论这个一级分支上，又发展出了动态契约，以及renegotiation，commitment和relational contract等问题的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二级分支。这些模型被应用到具体的应用当中，比如说金融契约，企业组织等。

准备做理论研究的学生要有良好的数学和经济学的训练。有些学生急于做科研，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要先下功夫学好学透经济学和数学基础课程，不能牺牲学习基础课程的时间来做研究。前沿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学者不仅仅要运用现成的数学方法，而且常常要发展新的数学工具来处理新颖的经济学问题。

所以做理论的学生不但要有常用的数学方法的训练，同时要具备比较好的数学研究能力。在很多大学，数学能力成为筛选理论方向研究生的标准之一，这并不偶然。

经济学理论研究广泛采用数学方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发展过程和其他理论学科的发展并没有根本上的不同。数学化的研究难免让读者对数学方法产生敬畏和崇拜，认为数学方法越是高深复杂，研究就越深刻。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优秀的经济学理论学者不会为追求复杂的分析方法而将理论和模型复杂化。

也有观点认为数学方法越简单越好，认为简单的数学方法更能表达经济学的洞见。这些认识同样是片面的。有人引用抑或是爱因斯坦的话，推崇“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模型。但是所谓简单的模型通常假设较少，更具有一般性，这样的模型是简明而且深刻的。

但是解决简明深刻的问题往往并不简单，通常需要运用和发展一些相对复杂的数学方法。这与“玩具”模型通过各种假设来达到简化分析方法的方式不同。对于以分析方法为主要目的的研究来说，其方法必须有广泛的应用才能成为重要的研究，而不在于分析方法本身的复杂程度。

关于数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我们可以从数学家对经济学的贡献中获得一些启发。一流的数学家如von Neumann和Nash，以及数学家背景的经济学理论家如Gale、Shapley、Aumann等人，为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博弈论方法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们所提的问题，阐述并不复杂，但是他们的洞见异常深刻。对于数学研究，von Neumann更是提出理论发展不能单单从抽象和美学角度来考虑，而是要回归实际应用。Stephen Smale曾经积极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了很多相关研究，但其影响力有限；他也不是唯一涉足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菲尔兹奖得主。这些数学学者在经济理论贡献上的差异和他们的研究风格与选题有很大关系。

理论模型的构建往往是复杂思考和分析的结果。好的模型不是面面俱到，而是能够揭示问题本质，容易被后来者拓展和引用。比如Spence关于job market signaling的研究，假设教育不提高个体生产力。这样的假设是为了更简单明了地揭示signaling的机制，更清晰地发展不对称信息情况下的均衡理论框架。

我们不能简单的地认为Spence的假设不合理，其实他是有意为之。他的模型很容易被扩展。文献中equilibrium refinement的研究通常以signaling博弈作为平台。经济理论学者常常要在思考问题和构建模型上投入很多精力。提出好的问题构建好的模型，研究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做理论研究不能先写模型再考虑应用。先写模型的研究，往往是作者在学习时髦或者已经被广泛接受的模型的时候，先考虑如何进行扩展，然后再去考虑这样的改动可能带来的实际应用。 这被称做ex post motivation。

如果这些改动是在基础性理论上做的大的改动，可能没什么关系，比如说Gale、Scarf、Shapley 等人关于不可分割物品的一般均衡和合作博弈稳定性的工作是市场设计的基础理论，是在经济学一般均衡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分支，不是细节改动（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研究是先有模型后有应用）。

在细节上做微小的改动，在三级分支上添叶，除非有很好的应用，这样的研究不可能是一流的。很多时候这样的研究比较牵强，很难让读者信服理论的重要性和应用的合理性，使我们文章的发表过程充满波折。我们学习一篇理论文章，不应首先考虑怎样在其基础上作出改动，而要在对其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客观地审视它的优点和缺点，及其应用的合理性和普适性，并评判它在其领域内理论体系中的位置，然后再做改动。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理论研究，特别是应用理论研究，看作经济应用或者故事的模型化。这样的研究会陷入用复杂的语言转述一个简单的想法的陷阱，而构建数学模型的目的恰恰是用简明严谨的语言分析和阐述复杂的想法，以推而广之。

这是初学者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很多优秀的经济理论学者勤于思考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学，通过构建模型来理解经济问题的本质和训练自己的经济洞见，进而筛选出新的问题。

我们常常会发现，未经模型梳理的的直观想法存在很多逻辑漏洞或者忽略了看似无关实则重要的条件；理论研究贵在逻辑分析的细节，魔鬼藏在细节里面。我们也常常会发现，很多看似新颖的经济现象其实可以用已知的理论模型及其简单的变化来理解，不会带来新的理论创新；当然，用已知的理论厘清我们对新事物的杂芜的认识也有价值。这些都是数学化模型化的研究显而易见的优势。

研究注重创新，创新需要自信心。著名的金融经济学者Stephen Ross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他没有在197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最为盛行的时候做一般均衡。他认为，跟在巨人后面研究已经相对完善的理论，不能做出更大的贡献，如飞蛾扑火。

要知道，那时候一般均衡理论是在顶尖杂志上发表的热门领域。然而，他关于principal-agent模型的初始研究，却被一位同系资深教授评价为不重要的问题。受此负面评价的影响，Ross没有继续深入研究这一课题。

而稍后的一些年轻学者敏锐地意识到principal-agent理论框架的应用价值和发展空间，在多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是Ross个人的损失。所以年轻学生学者要有独立的学术判断。当然，这种自信不能建立在直觉和个人偏好上，而是要基于对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的深入思考。

经济学理论研究，不能单纯以在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为目的。文章的发表是研究的结果，所以以结果来评估能力和努力仍然至关重要。顶尖期刊上的文章的平均质量较好，评审过程规范严谨所以可信度高。

有些学者追求在顶尖期刊上发表很多论文，但如果都在顶尖期刊论文的平均质量以下，则不能被视为最高水平的工作，这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追逐或模仿这样的研究并没有深远的意义。有能力有信心的年轻学生学者，尤其要区分对发表论文的兴趣和对问题本身的兴趣，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面找到有意义的问题。虽然做研究需要尊重和赢得同行的评价，但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要让自己满意和信服。

我们应该与最优秀的学者广泛交流并与之竞争。这些交流并不一定以推介自己的工作为目的。要同一流学者探讨他们的前沿研究课题，了解他们的思考方式和分析方法，开阔自己的视野，理解他们的不足之处，然后自己争取做的更好。

对初学者来说，这比花时间推介自己的论文更合算合理。对于基础好有能力有信心的年轻学生学者来说，和领域内一流学者的不断交流是跻身学术前沿超越一流的捷径。

但我们也不能迷信一流学者的言行。那么，谁是一流的学者？不能简单以学者的简历作出结论，一流的学者未必在一流的大学，在一流的大学未必是一流的学者。这类似于论文和期刊的关系。即使是一流的学者也不会总有一流的工作，也不会总是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我们需要有独立的学术判断。

研究有趣有用的问题，应该是我们的主要工作。虽然我们应该立志高远，思考哪些是高水平的问题，但是如果只等到“确信”找到了“大问题”才开始研究，坐等大的理论突破，可能一事无成。构建新的理论，始于研究具体的题目证明具体的定理。

没有积累，就不会有突破。后学者和旁观者，常常只看到突破，而忽视或无视积累。不断尝试有趣的问题，思考为什么这些问题有用有意义，可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为进一步的研究做好准备，最后量变到质变。

此外，一个有趣有用的问题，很可能在将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引发大的理论创新。个人的发展是这样，每个研究领域和文献的发展也如此。例如，拍卖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就是一个长期积累和不断突破的过程。

从Vickrey（1961）关于简单情形的研究到Myerson（1981）的系统性研究，从Wilson 关于common-value auction的早期工作到Milgrom等人的系统性工作，其中涌现出许多一流的理论研究和一流的的经济理论学者。Vickrey和Wilson的工作都是有趣有用的研究，他们当初也不一定会预料到他们的工作会引发如此宏大的理论发展。Ross关于principal-agent理论的初始研究更是如此。

理论研究与经济实践

经济理论学者经常参与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讨论和机制设计，这源于理论学者的比较优势：严格的理论训练、构建模型化繁为简的洞察力以及对经济理论前沿的深入了解。但是理论研究不能回答所有问题。

经济理论学者在科研与实践中应该对现有理论的评鉴和讨论保持开放的态度。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会明确或隐含地做出许多假设。关键是理解从假设到结论的机制，理解理论的局限和现实的复杂。涉及到现实社会经济案例，我们要充分了解实际情况，分清哪些方面可以做理论判断，哪些需要价值判断，哪些需要经验和实证分析。知道已知和未知的边界，是知也。

随着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看法也会不断深化，更新和发展。年轻学生学者尤其应该密切关注理论研究和现实经济发展的前沿。例如，在1993年之前，美国电信牌照的发放采用摇号机制或者评估听证的方式。

在此之前，传统的经济学训练和政策制定者相信，即使摇号不能实现有效率的分配（这里有效率是狭义的指最有竞争力的竞争者赢得牌照），产权明晰的二级市场交易也可以实现市场有效分配，其理论依据是科斯定理。但是根据Myerson-Sattherwaite (1983)定理，如果初始分配没有效率，在双边不对称信息的情况下，没有激励相容的机制可以充分地纠正这个问题。

所以，初次分配的效率问题变得非常重要。Vickrey（1961）关于拍卖的研究表明，合理的拍卖机制可以实现有效率的初次分配。当然，所有这些研究都有它们各自的假设。

这些研究为1990年代美国电信牌照发放规则的重新设计提供了依据。设计者McAfee，Milgrom，和Wilson等都是理论经济学者。过去近30年里，美国FCC主要依据他们的设计举行了一百多次较大规模的拍卖。2010年代新的市场需求又促使理论学者对拍卖形式作出大的创新。其他国家也根据自己的情况对拍卖形式做出一些改变，但是基本理论不变。

理论为分析实际问题提供指导，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实际问题的复杂性。例如，在电信拍卖实践中，电信牌照的互补性和竞拍企业的预算约束等都非常重要，但其理论分析异常困难（中国内陆学者孙宁等人在互补品分配的相关问题上有重要的工作），因此拍卖设计很难尽如人意，竞拍企业仍有非常大的策略性的竞拍空间。

事实上，电信企业需要借助经济理论学者的帮助来理解和分析拍卖规则与策略，经济理论学者常常实时地参与电信拍卖。美国科技公司聘用经济理论研究人员，也有相似的原因。

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前景

 一些著名的经济理论学者，对理论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前景，以不同形式发表过迥异独到的见解，比如说Rubinstein，Kreps，Sonnenschein等。他们的研究各有特色，尤其是他们的洞察力和品味超越群伦。因此他们的意见非常值得我们讨论和思考。

经济学理论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应用的前景。近二十多年来，经济学理论研究逐渐和其他科学领域，如计算机、人工智能等，发生联系。这些交叉领域有巨大的创新空间和广泛的应用价值。其潜在的现实经济效益也难以估量。此外，新的技术和经济模式不断涌现。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必然精彩纷呈。

经济学理论的前景同时取决于年轻学生学者的研究能力。一些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领域能够不断吸引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聪明、勤奋、有创造力的学生学者，理论研究百家争鸣，交叉学科不断发展，同时研究水平不断提升。

虽然理论研究竞争日趋激烈，但越是高水平的研究群体和越是深刻的研究，越能够吸引更加优秀的热爱理论研究的年轻人。

近年来，中国背景的经济学理论方向的学生学者素质越来越高，基础训练越来越好，视野越来越广阔，学术志向也越来越远大，而且具有更加独立和开放的精神。这非常令人鼓舞。

这与几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科学发展密切相关，是几代经济学者辛勤耕耘的结果。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和与世界其他优秀学者的砥砺交流，年轻一代的中国经济理论学者会在现代经济科学的研究中作出开创性的工作，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相应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