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孔子家语校注》是目前最新的《孔子家语》整理版本。作为当前的权威整理本，这一版本的出现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有大功于学林。与此同时，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版本、校勘等方面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此书的使用价值。学者使用《孔子家语校注》的某些内容时，慎重起见，或许需要复核原来版本。《孔子家语校注》还有进一步整理和修订的空间。
《孔子家语》是一部相当重要的儒学文献，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事迹，对先秦至汉魏的儒学研究有较高价值。王肃的注，解释字词、疏通文义，是阅读此书必不可少的媒介。长期以来，此书特别是王肃注本，缺少一个完善的整理本。[1]2021年，高尚举、张滨郑、张燕整理《孔子家语校注》[2]，填补了这一空白。《校注》以《四部丛刊》影印明黄鲁曾刊本为底本，参考了多种版本，分正文和校注两部分，对《孔子家语》做了比较细致的校勘，同时采用清人陈士珂、孙志祖以及今人宋立林、张涛、王国轩等学者的考证，可以说是一部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之作，也是《孔子家语》研究的最新成果和里程碑。这一版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并被收入“新编诸子集成续编”，被视为当前最标准的版本，是千万学者研究和引用的基础文本。美中不足的是，《孔子家语校注》自身存在一些问题，特别在版本和校勘方面，或许会影响学者对此书的使用。因此，笔者从这两方面入手分析此书的不足。在版本方面，笔者尝试探讨此书对不同版本的使用情况。在校勘方面，由于此书篇幅较大，笔者未能完全复核所有资料，故采用举例论证的方法，以卷七的《观乡射》《郊问》《五刑解》《刑政》（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篇）四篇为例，简要论述笔者认为可能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孔子家语校注》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校本使用不足。当然，其底本选择无误。据整理者《前言》所述，此书以《四部丛刊》影印明黄鲁曾刊本为底本。宁镇疆曾断言：“黄鲁曾刊本虽偶有残缺，但其源出甚早，版本学特征也较纯粹，故佳处往往出诸本之上。”[3]4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精良的版本。以此为底本，体现了整理者对此书版本有较好的整体把握。不过，这一版本也有缺陷。整理者已经发现：“所谓'偶有残缺’大概指卷九卷十某些章节有些材料残缺或错乱。”[4]3由此可见，黄鲁曾刊本存在不足，其底本应该是一个残本。因此，要想整理出完善的新版本供学界使用，需要有校本来弥补其不足，尤其是来源较早、保存其早期面貌的不同系统版本，即宋代及以前的相关版本。在这一方面，整理本有所欠缺。承蒙整理者告知，此书最初目的是汇聚当前流传较广的几个版本，校对其异同，为学界提供研究的便利。因而，此书选用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世珩玉海堂覆宋蜀本、同文书局石印影宋钞本、《四部丛刊》影明黄鲁曾本、《四部备要》仿宋字排印本、《百子全书》石印本进行整理。[5]粗看之下，常见版本已经齐备，但仔细推敲则尚有不足。笔者认为问题有二：一是不同系统版本使用不足，二是相同系统版本使用重复。首先，敦煌残卷和《群书治要》本没有进入整理者视野，是最大的遗憾。敦煌本《孔子家语》是现存最早的《家语》抄本，仅有两种残卷。英藏敦煌本S1991可能抄写于唐朝之前，保存了《郊问》篇末和《五刑解》全篇。俄藏敦煌本Дх.10464大概抄写于唐高宗时代，破损严重，只保存了《贤君》《辩政》两篇的残句。目前，学界对敦煌本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屈直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校考》、邬可晶《敦煌写卷S.1891、дx.10464对于研究今本〈家语〉的作用》、宁镇疆《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校记》等都是代表性的校勘和研究。可惜《孔子家语校注》未能完全吸收这些成果，仅在第396、405页等处通过赵灿良的《孔子家语版本》间接引用。唐初魏徵主编的《群书治要》节选了《孔子家语》的22篇，也是重要版本。值得注意的是，其依据底本是唐以前的古本，价值极高。[6]例如，今本第三十篇题作《五刑解》，《群书治要》则题作《五刑》。不仅如此，《群书治要》本其他篇目也未带“解”字。依据汉末高诱注《淮南子》每篇名称都加“训”字的例证，《孔子家语》各篇名后的“解”字当是由王肃作注时所加，后被部分去除。今本“五刑解”的“解”字应该是后人去除未尽。又，第三十一篇今本《家语》皆作“刑政”，而《群书治要》作“政刑”。此篇讲圣王的为政和用刑，篇名中的刑和政孰先孰后颇值得学者思考。笔者以《群书治要》对勘《孔子家语校注》的《五刑解》《刑政》两篇，发现《五刑解》至少有9处异文，《刑政》至少有20处异文，可供参考。其价值可见一斑。没有采用此版本是《校注》的一大不足。《孔子家语校注》应该以之作为校本。其次，由宋本派生出的各系统版本使用尚不完备。传世的各种《孔子家语》都出自宋代版本。可惜，这些宋代刊本均已失传，只有明清的几种复制本。据笔者所知，直接出自宋代刊本的王肃注本主要有四个系统。按理说，这几个系统的代表版本都应该被《校注》选取作为校本，但事实并非如此。明代以来的王肃注本的版本情况，一些学者已经做过系统梳理。宁镇疆指出：“现今所能见到的所谓'宋本’，主要源出三大系统，分别为汲古阁刊本、同文书局所据的玉海堂影宋本以及《四部丛刊》所收的明覆宋刊本。虽说是三个系统，究其实可能只有两个，因为玉海堂影宋本实际上就是据汲古阁旧藏，因此它与汲古阁刊本自然关系密切。”[3]6宁镇疆将明代版本分为三个系统，为学者选取校本指明了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汲古阁本比较特殊，是由玉海堂底本与某失传宋本拼合的。它既可以算是玉海堂本的分支，也可以自成系统。故而这一版本不可或缺。简而言之，《孔子家语》王肃注本三大系统的代表，汲古阁本、《四部丛刊》本、玉海堂本，均需采用作校本。《校注》整理者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他们使用了玉海堂本和丛刊本两个系统的版本以及汲古阁本系统的四库本。不过，笔者以为，四库本晚出且声名狼藉，不应当作为主要版本。尽管整理者使用的初衷是其流传广泛，但此本恐怕无法完全起到汲古阁本的校勘作用。故而，笔者认为应该加入汲古阁本。事实上，宁镇疆至少还漏记了一个版本系统，即徐氏本系统。这一点，整理者也未注意。徐氏本曾在明清时代广泛流行。《四库提要》就将这一版本与汲古阁本相提并论：“其书至明代传本颇稀。”“所传凡二本，闽徐家本中缺二十余页，海虞毛晋家本稍异，而首尾完全。今徐本不知存佚。”[7]张懋学“以版式、刻工姓名及全书内容考之”，断定上海图书馆所藏徐祚锡刊本就是所谓徐氏本。[8]15-18同时，张氏还统计出：“此本缺叶凡二十有一，分布于八卷十五篇中。”[8]16这更印证了《四库提要》“缺二十余页”的记载，证明徐祚锡刊本就是被四库馆臣认为失传已久的徐氏本。[9]此本内容颇有独到之处。金镐《〈孔子家语〉版本源流考略》说：“此本因为陆治做了很多的补正工作，与黄鲁曾仿宋刊本和影宋蜀本比起来，其内容增加许多，尤其是王肃注部分。就其正文而言，较为接近黄鲁曾仿宋本。”[10]180笔者以徐氏本卷七《五刑解》比对黄鲁曾本，虽然二本正文确实比较接近，但也有一些不同。例如，徐本“弑上者生于不义”，黄本“弑”作“杀”；徐本“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杀之也”，黄本作“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杀”。由此可见，二本并非完全相同，徐氏本实有较大校勘价值。点校本则未能使用徐氏本，却采用了内容与之相似的《百子全书》本。百子本的由来，难以定论。笔者对徐氏本研究时，发现徐氏本与百子本有关系。以《孔子家语》卷七《五刑解》为例：黄鲁曾本与玉海堂本、四库本等版本共存在15条异文，其中百子本有10条与黄鲁曾本相同，有5条不同。[11]笔者以徐氏本比勘这15条异文，其结果与百子本相同。此外，整理者曾说百子本“卷九、卷十改变了篇目次序”[4]4。经比较，徐氏本也是如此。不过，百子本是白文本，删除了所有注文，这与徐氏本不同，但二者正文非常接近。毫无疑问，百子本与徐氏本属同一系统，并且很可能出自徐氏本。所以，《孔子家语校注》应该选取较百子本更早的徐氏本进行校勘。不容忽视的是，这一版本系统存在缺陷。王其和、宋艳霞对百子本有较高评价：“《百子全书》所收《孔子家语》作为其中儒家类文献之一，与目前通行版本有较大差异，目前学界对其关注较少，没有认识到其重要的文献价值。”“诸本出现的脱文、衍文、讹文、倒文、错简等，大都可据《百子全书》本加以校正。”[12]笔者最初也以为百子本价值非凡，后来承蒙《校注》整理者惠赐其考证稿本，方知百子本的优点在大量引用其他典籍改正文字，缺点也在过度引用其他典籍改字以致失去本书面貌。《孔子家语校注·前言》说：“在文字方面，该本与他本多有不同，大概是据他书校改所致，且有妄改之嫌。”[4]4这一论断的确符合实际。作为百子本祖本的徐氏本也存在这种情况，使用时需要注意。张学谦《关于宋蜀大字本〈孔氏家语〉及其衍生版本的考察》一文也考证出徐氏本因陆治等人不谙校勘引入非王肃注内容而产生大量问题。但瑕不掩瑜，徐氏本的参考价值极高。再次，清代版本的使用也有不足，特别是四库本的使用。整理者在《前言》已经说明，四库本是依据汲古阁本抄写而来的。众所周知，四库本存在臆改原文、故意脱漏等现象，一般不可以用作底本，即使作校本也要谨慎使用。四库本虽然出自汲古阁本，但远逊汲古阁本。宁镇疆也早已说过：“今日学者如果要以汲古阁本为准做研究，四库全书本显然也并非理想的本子。”[3]8然而，四库系列中有一个版本不容忽视，就是《四库全书荟要》本。此本依据“王际华所上宋椠本缮录，据明毛晋汲古阁本、钱孙保影宋抄本恭校”[13]。其底本和校本都是与宋刊密切相关的版本，并且比较罕见。王际华所上宋椠本未载于《天禄琳琅书目》，已下落不明。钱孙保影宋抄本则见《天禄琳琅书目》卷四。《书目》对其评价很高：“今以是书考之，系为十卷，与《唐书》所载、陈振孙所言，俱相吻合。且较之（何）孟春刊本[14]，篇中或有多十之三四并十之六七者，则为肃旧本无疑。影钞之为功，讵浅鲜哉！”[15]可惜此本已失传。从四库荟要本《家语》卷首即收录乾隆题诗来看，显然此本当年在宫中很受重视。书中各卷后附的校勘记更是频繁引用影宋抄本，也表明了此本得到了认真的校勘。因王际华所献宋刊及钱孙保影宋抄本均已不知所踪，宋刊的面貌就保存在四库荟要本中，成为它们仅有的流传痕迹，故而有很大的版本价值。如果取以参校，势必增加文本的完善程度。再有，同文本的介绍有问题。整理者在《前言》说同文本为“上海同文书局据内府藏本石印”，实际是上了同文书局书贾故弄玄虚的当。其真实底本是宋刊蜀本的一个影钞本，也就是玉海堂底本的影钞。清末，叶德辉在其《郋园读书志》中揭破了这个谎言：“毛藏宋本，光绪中叶犹在桐城萧敬孚明经家。敬孚寓上海方言馆，吾曾假阅之。当时同文书局有石印本，即从之出。”[16]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也说：“近年石印本乃据影写北宋本，极精，疑是汲古阁所藏本影写。”[17]金镐《〈孔子家语〉版本源流考略》进一步认定：“此本亦据影宋蜀本而刊印的。”[10]180笔者以玉海堂本与同文本对比，证实二者异处极少，显系同源。整理者选取玉海堂本为校本是比较正确的，同文本其实可以作为玉海堂本的参考补充，不必全部出校勘记。还有，《四部备要》本的使用也需要慎重。这个系列原本是作为普及本出现的版本，虽然流传很广，但文本价值有限。况且，《四部备要》的底本来源往往与标注不同，校勘价值远不如古代刊本。黄永年曾经说：“（《四部备要》）所选用的底本常常是当时通行本中的最价廉易得的官书局刻本和官书局出售的其他普通刻本，有些明明有清初或乾嘉时的原刻本也不用，尽管这些原刻本在当时并不难得。同时，用了这些局刻本有时还不肯实说，而自吹是用原刻甚至宋元旧刻。”[18]此论或许有些夸张，但至少在《孔子家语》的底本上，黄永年所言不虚。《校注》校勘记就明显体现出备要本与丛刊本非常接近，往往有与他本不同的异文。《校注》整理者已经发现：“就文字来说，此本与《四部丛刊》本差异极小。”[4]4据笔者所见，汲古阁本依据的底本是玉海堂底本与某宋本的合拼本，其文字与黄鲁曾本差别较大，二本并没有如此接近。与之有渊源的玉海堂本、四库本也与黄鲁曾本差异巨大。黄鲁曾本在众多版本中独树一帜，往往有与《群书治要》相同而与其他版本不同的文字。因此可以断言，备要本《家语》依据排印的底本，未必是汲古阁刊本，应该是当时已经出版的《四部丛刊》本。这样一来，备要本在文本上就与丛刊本重复了，校勘价值也打了不小的折扣。此外，日本刊王肃注本也应该列入参考范围，尤其是太宰纯的《增注孔子家语》。《增注孔子家语》底本也是王肃注本。金镐考证，此本虽然以汲古阁本为底本，但是参考了日本的古本进行了校勘，改正了不少错误。[10]186-187宋立林已经进行过点校，证明此版本文字准确率在黄鲁曾本和日本宽永本等版本之上，非常有价值，完全可以参考。笔者还发现，太宰纯依据他书校改的文字很多与《群书治要》相对应。这更说明此本应该被参考。总之，《孔子家语校注》在校本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有的版本使用重复，有的版本需要补充。如果能在版本方面进一步完善，此书的质量可以更上一层楼。对整理古籍来说，汇集版本像是设计图纸，文本校勘就像具体施工。假如设计图存在缺陷，具体施工自然受到影响。如果施工再有疏漏，问题就不小了。《孔子家语校注》在版本使用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从而造成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校勘上显现出来，就产生了次生问题。同时，整理者在校勘时也出现了失误。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此书的使用价值。笔者依据英藏敦煌残本[19]、《群书治要》本[20]、《四库全书荟要》本[21]、《四部丛刊》影明翻宋本[22]、上海图书馆藏徐氏本[23]、刘氏玉海堂本[24]，以及同文书局本[25]、《百子全书》本[26]等版本[27]，选取卷七的《观乡射》《郊问》《五刑解》《刑政》四篇进行校勘。因全书篇幅浩大，笔者能力有限，于是仅选取四篇。此四篇虽仅占全书的十一分之一，却恰好有敦煌本以及《群书治要》等珍稀版本可做对照，较有代表性。故而以此为例，分述如下。将本书与他书中互见的文字标注，是《校注》的一大特色。《校注》吸收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孙志祖《家语疏证》的考证成果，在每一章末尾都附注此章内容别见某书，为研究文本、探寻源流提供了极大便利。不过，《校注》在这方面尚有缺失。（1）第397页楷体注文“此及以下记载又见《大戴礼记·圣德》”按：检寻《大戴礼记》并无此篇，只有《盛德》篇。“圣”当是拼音输入之误字。按：此处应按体例补充别见文字出处：此及以下记载又见《大戴礼记·本命》。按：此处应按体例补充别见文字出处：此及以下记载又见《汉书·贾谊传》《贾谊新书·阶级》。王肃注本《孔子家语》版本众多，有一部分有价值的版本没有被《孔子家语校注》使用。此是一点不足。再就是，整理者在版本校勘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有的重要异文没有被发现或收入校勘记，有的版本异文还被误记。略举如下：（1）第383页正文“盖观者如堵墙焉”，校勘记：“备要本同，玉海堂本、同文本、四库本、百子本作'墙堵’。”[4]384按：笔者寻检原书，百子本作“堵墙”。校勘记有误，当改正。（2）第384页正文“序点扬觯”，校勘记：“备要本同，玉海堂本、同文本、四库本、百子本作'序点又扬觯’。”[4]385按：笔者寻检原书，百子本作“序点扬觯”。校勘记有误，当改正。按：“坐”，备要本、百子本同，玉海堂本、同文本、四库本皆作“座”。校勘记缺失。（4）第393页正文“扫地而祭，于其质也”，“于”，校勘记：“备要本同，玉海堂本、同文本、四库本、百子本作'贵’。”按：“于”，笔者寻检原书，百子本、备要本同丛刊本作“于”，玉海堂本、同文本、四库本作“贵”。校勘记有误，当改正。（5）第399页“祭祀不解，人子馈养之道”，王肃注“言孝子奉祭祀不敢解，生时馈养之道同之也”按：玉海堂本王注“生时馈养”上有“与”字，校勘记缺失。又，敦煌本、治要本、荟要本均有，当补。按：“闻”，丛刊本、备要本同，玉海堂本、同文本作“问”。整理者失校。值得注意的是，《校注》中有一些百子本的文本异同被误记。百子本的文字往往与丛刊本、备要本相同，而与玉海堂本、同文本、四库本不同。书中多处误记百子本异同。据笔者的初步统计，在所选四篇的校勘记中，共有8处将百子本与丛刊本相同的文字记成不同。例如，第384页2、3两条校勘记，第388页18、21两条校勘记，均将百子本与丛刊本相同文字记成了不同。又如，第398页正文“凡夫之为奸邪”校勘记：“备要本同，玉海堂本、同文本、四库本、百子本作'凡民’。”笔者寻检原书，百子本作“凡夫”。校勘记有误，当改正。由此可见，《校注》对其所掌握版本的异文汇集有所不足，整理工作存在漏洞。其校勘成果还需要进一步审视。《孔子家语校注》在进行校勘时缺失了一部分有价值的版本，特别是敦煌本残卷和《群书治要》本，使得有些不应该存在的问题被保留下来。同时，这些版本还可以佐证一些整理者未做出判断的校勘。笔者以敦煌本残卷和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比勘《校注》的第二十八至第三十一篇，得异文30余条。因为整理者没有看到这些版本，所以存在问题比较正常。不过，有的异文很关键，有助于解决校勘记遗留问题。故列此类异文如下：（1）第394页正文“龙章而设以日月”校勘记：“四库本、备要本、百子本同，玉海堂本、同文本作'龙章而设日月’。”[4]396按：敦煌本作“龙章而设日月”，与玉海堂本、同文本同。此二本近古。（2）第397页王肃注：“大飨，祫祭天王。”校勘记：“四库本作'祫祭天地’。”按：玉海堂本作“祭大王”，校勘记失校。又，敦煌本作“祫祭先王”，徐氏本作“祫，祭也”。（3）第399页校三王肃注：“言孝子奉祭祀不敢解，生时馈养之道同之也。”按：玉海堂本“生时”前有“与”字，整理者失校。又，敦煌本、荟要本亦有。（4）第400页“礼聘享者”校勘记：“备要本同，玉海堂本、同文本、四库本作'婚姻聘享者’，百子本作'昏礼聘享者’。”按：敦煌本作“婚礼聘享者”，徐氏本作“昏礼聘享者”。可知此处文字，百子本更接近原本。按：敦煌本“礼”下有“义”，治要本同。礼义可与下句“属之以廉耻之节”对应。当从补。（6）第403页正文“下官不职”，王肃注：“言其下官不称，移其职，不斥其身也”[4]404按：“不称移其职”，治要本作“不务其职”，徐氏本作“不称职”，荟要本作“不务称其职”，玉海堂本、同文本作“不称务其职”，敦煌本则又有不同。敦煌本正文“职”作“识”，注文作：“'识’宜为'职’。言其下官不称其职，不斥其身也。”据敦煌本可知，王肃注《孔子家语》时原本也做过文本校勘，只不过后世逐渐被改掉了。敦煌本保存了《孔子家语》的原貌。又，此条论“罢软不胜任者”。《论语·季氏》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如果下属官员不称职，自然不应该维护他，该予以免职。故当以敦煌本为是。按：“以政焉导民”疑似不通。治要本作“其次以政导民”，可与前文“太上以德教民”对应。又，荟要本作“其次以政言导民”，即以正言导民，亦通。（8）第409页正文“然后乃以狱之成疑于王”校勘记：“'疑’，玉海堂本、同文本、备要本、百子本同，四库本作'告’”按：治要本“疑”作“报”，四库本于意近之，或属臆改。荟要本亦误作“疑”，与四库本不同。按：治要本作“古之禁何禁”。此处为本篇第三节首，提出论“禁”的具体内涵。其前节并未提到“禁”，而是论听讼的具体情况，以“古之听讼”云云为首。突然言“其禁何禁”颇显突兀。此系大概受下节“其禁尽于此而已”影响，遂以“其禁”始。依前文“古之听讼”之例，当以治要本为是。（10）第411页“淫声”，王肃注：“淫，逆也。惑乱人之声。”校勘记：“'逆’，玉海堂本、四库本作'逸’。”按：徐氏本、荟要本“逆”亦作“逸”。治要本引王肃注作：“淫逸惑乱之声。”据此可知玉海堂本、四库本不误。又，《群书治要》裁剪文字，未必全文，此条王注或已裁剪。故当以玉海堂本、四库本等为是。以上是未见版本可以提供的有价值异文。再有，未见版本还可能提供比他校更坚实的例证支持。如第398页正文“不孝者生于不仁，不仁者生于丧祭之礼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此处文意不明，尤其“不仁者生于丧祭之礼明”一句。若依正文文本解释，则为：丧葬和祭祀所用的礼仪明确，导致出现了不讲仁义的人。这明显不符合文意。可惜参校版本中，玉海堂本、同文本、四库本作“不仁者生于丧祭之礼也”，百子本作“不仁者生于丧祭之无礼”，皆误。整理者遂引入《大戴礼记》做外证，断此句当为“不仁者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事实上，敦煌本同《大戴礼记》。整理者如果再结合没见到的敦煌本，就能使证据更加坚实了。关于敦煌本与传世本的异同，宁镇疆、邬可晶皆有专文论述。二家引述版本较多，校勘仔细。倘将来修订《孔子家语校注》，完全可供使用。此处只选取笔者以为较重要、可与他书互补的异文，以免赘述。另，现存日本宫内厅、旧藏金泽文库的卷子本《群书治要》，学界利用较少，颇值得采用。对校是不同版本之间的互相参校。本校是同一版本前后文字的比对。采用这两种方法可以有效地证明一些文字的正误，还能总结一些原书作者的行文规律，进而能更好地校正文本。在这方面，《校注》也存在问题。略举例如下：（1）第392页注文“说学者谓南郊与圆丘异”，校注：“四库本、玉海堂本无'说’字。”按：徐氏本、四库本、玉海堂本皆有“说”字。又，《校注》同页前注即有“说学者不知”云云，足为互证。若以有“说”字为是，则校勘记误。若非，则前文当改。（2）第401页正文“其犯奸邪、靡法、妄行之狱者”按：敦煌本“奸邪”下有“窃盗”二字。前文已曰“凡夫之为奸邪、窃盗、靡法、妄行者”[4]398，足为互证。此处亦当从敦煌本及前文补字。以上只是笔者的粗略比对，其他位置可能还有类似问题没有发现。《孔子家语》与《礼记》《大戴礼记》等书关系密切，有大量文字重合。可以依据这些书对《孔子家语》进行校勘。同时，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以及《史记》的旧注等多有引用《孔子家语》。唐宋的类书、丛钞、史注乃至政书编纂较早，保存的片段也有较大价值，值得引用参考。《孔子家语校注》对此重视不足，尚待加强。试举例如下：（1）第394页正文“献命库门之内，所以诫百官也”按，孙志祖《家语疏证》曰：“案《文献通考》六十八引此句，下有'太庙之命，戒百姓也’二句，与《礼记》合。”[28]孙志祖发现《文献通考》所引《孔子家语》有此句，又用《礼记》参证，表明此句极有可能就是《孔子家语》脱文。当据此出校或改正。（2）第399页正文“杀上者生于不义，义所以别贵贱，明尊卑也”按：《大戴礼记·盛德》“杀”作“弑”。敦煌本作“试”，显系“弑”之误。又，敦煌本及《大戴礼记·盛德》皆无“不义”而有“义不明夫”四字。则此句原为“杀上者生于义不明，夫义所以别贵贱，明尊卑也”。当出校或改正。（3）第402页正文“谋鬼神者罪及二世”校注一引孙志祖曰“案《大戴》'谋’作'诬’”按：“谋鬼神”文义不通，鬼神难测，如何可谋之。敦煌本及《太平御览》卷六四一引此条“谋”均作“诬”。“诬鬼神”，即诬以鬼神，用神怪来诬陷别人，同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立场违背，所以要反对。于意较优。当据此出校或改正。（4）第402页正文“手杀人者罪及其身”校注二“'及’，备要本、百子本同，玉海堂本、同文本、四库本作'止’”按：敦煌本、荟要本及《太平御览》卷六四一引此条皆“及”作“止”。“罪及其身”只说明要惩罚罪人，而“罪止其身”则表明罪人需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但不是株连他人。《孟子·梁惠王》曰：“泽梁无禁，罪人不孥。”作“止”可以体现儒家推己及人、仁爱待人的主张。当据此出校或改正。以上是笔者认为可以佐证版本校勘的他校文字。当然，整理者已经告知：《校注》的重点在于研究《孔子家语》本身版本的内容。其他典籍固然有较多内容可供使用，但如果一一使用，无疑会增添大量不必要的校勘记，陷入烦琐校注的泥淖。故而，书中使用他校不多。笔者以为，他校不必过多，但也不可或缺。在关键文字部分，如果确实需要，不妨酌情引入他校，以增强可信度。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孔子家语校注》的《观乡射》《郊问》《五刑解》《刑政》四篇存在问题有出处缺误3处、已见版本失校6处、未见版本失校10处、本校不足2处、他校不足4处等。这几类问题可能仅存在于此部分，也可能存在于其他未列举篇章之中。当然，这是笔者认为的比较明显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问题未被发现。以上是笔者对《孔子家语校注》的《观乡射》《郊问》《五刑解》《刑政》四篇所作的考察。这四篇因正好有敦煌本和《群书治要》对应，问题集中，所以作为例证，其他部分未必都有如此严重的问题。然而，这显示出《孔子家语校注》的整理的确不是十全十美。倘若完整校对全书，其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忽视。因此，笔者建议将来再版时要做进一步的修订。《孔子家语校注》校勘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校勘使用版本有不足。有一些重要的版本没有被参考，致使资料不全。二是文本校勘有失误。在使用已知版本校勘时造成了出处缺误，异文失校，本校、他校不足等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是几个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如果进一步修订，有的问题或许可以避免。当然，《校注》存在这些问题不足为奇，完全可以理解。有人曾夸张地说，古籍整理算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整理者辛辛苦苦的工作有时会被几个错误影响，其实他们的绝大多数成果是可靠的。《孔子家语校注》也是这样，出现问题实在情有可原。首先，参与整理的三位学者当时不在同一学校。空间的阻隔影响了成员间的意见和信息交流，很容易出现疏忽和漏洞。其次，近几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对学术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很多会议和交流中断，有时信息无法准确传达，有的版本无法到馆藏地访查，有的资料无法及时获取。同时，教学和科研的压力与整理工作如影随形。诸如此类，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都影响到了《校注》的整理。因此，我们不应该苛求他们做到尽善尽美，而是应该感谢他们在各种不利的条件下为学界所做的贡献。单是将《四部丛刊》影印黄鲁曾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世珩玉海堂覆宋蜀本、同文书局石印影宋钞本、《四部备要》仿宋字排印本、《百子全书》石印本等多种版本的《孔子家语》汇集在一起，转化为文档，整理出文字异同，为我们研究对比提供基础，就已经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了。他们的工作筚路蓝缕，导夫先路。我们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挑挑拣拣、采择果实的享受者，在他们的成果面前微不足道。笔者对他们的劳动是非常尊重和敬佩的。列举这些问题，绝不敢无视他们的劳动，而是希望他们的成果能更完美。当前，《孔子家语》是一部比较热门的儒学经典。围绕其版本和内容，学者有各种讨论。整理出一个能供学界研究使用的版本是许多学者的期望。《孔子家语校注》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它为《孔子家语》文本的进一步研究做了一个良好开端，为后来的研究开启了一条道路。笔者认为，《校注》整理者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校勘王肃注本《孔子家语》，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以敦煌本、《群书治要》本、徐氏本、汲古阁本、玉海堂本、太宰纯《增注》本为主要校本（通校本），以王广谋注本、《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荟要》本、同文书局本、《百子全书》本、《四部备要》本、日本宽永本等为参校本，配合《荀子》《礼记》《大戴礼记》《说苑》《新序》等书，结合《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以及《史记》《文献通考》等古籍，再摘取明清至今学者的考证，定然能整理出完备的王肃注本《孔子家语》。许多学者都说，校书如扫落叶。如果喜欢《孔子家语》的学者们都行动起来，通力合作，为《孔子家语》文本的完善尽自己的一份力，相信《孔子家语》必将会有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优秀整理本。最后还要感谢《孔子家语校注》的整理负责人高尚举老师。本文的写作得到了高老师的全力支持与无私帮助。高老师不仅帮笔者修改本文，还将其相关论文稿本寄送参考，体现了前辈学者的宽广胸襟和严谨治学。本人在此致以真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1]此书目前已经存在多种整理和译注版本。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1997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廖名春、邹新民点校《孔子家语》（同文书局本），2009年齐鲁书社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2011年中华书局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201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宋立林点校《孔子家语》（太宰纯增注本）等。这些整理本有的侧重某一版本校勘，有的侧重思想义理，有的则面向普通读者，或多或少在版本方面皆留有遗憾，不是对《孔子家语》的全面整理。[3]宁镇疆.今传宋本《孔子家语》源流考略[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4).[4]高尚举,张滨郑,张燕.孔子家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21.[5]下文省称这些版本为：四库本、玉海堂本、同文本、丛刊本、备要本、百子本等仿照《孔子家语校注》之例。[6]按：王文晖《从古写本〈群书治要〉看通行本〈孔子家语〉存在的问题》一文从文字学的分类、文法、语句等方面，阐明了《群书治要》本《孔子家语》的文本优势，可供参考。[7]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769.[8]张懋学.徐本《孔子家语》考述[J].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1).[9]按：此本现存上海图书馆，善本书号为“线善772954-57”，明隆庆六年壬申（1572）徐祚锡刊于长洲。卷首有魏王肃所作《家语序》，明王鏊《孔子家语题词》、陆治《刻家语题词》，书后有陆治《刻家语题词》和徐祚锡跋。据书后徐祚锡跋语可知，此本是王鏊所得，校勘后拟刊刻未果，又经陆治补注，最后由徐祚锡刊行。故此本又被称作王鏊本或陆治本。所谓“徐本”是指徐所藏徐祚锡刊本。[10]金镐.《孔子家语》版本源流考略[J].故宫学术季刊,2002(2).[11]按：《孔子家语校注》第398页第一条校勘记有误，误记百子本与丛刊本不同。笔者复核原书，二者相同。[12]王其和,宋艳霞.《百子全书》本《孔子家语》文献价值初探[J].汉字文化,2021(9):83.[13]王际华.四库全书荟要总目[A].四库全书荟要（第一册）[M].台北:世界书局,1985:158.[14]按：何孟春本由来源不明的材料拼凑而成，无王肃注且大量改易《家语》正文，乃文学之作。虽在明中后期盛行一时，实非善本，颇受学者批评。[15]于敏中,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10.[16]叶德辉.郋园读书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3.[17]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2009:484.按：傅增湘认为玉海堂本底本是南宋翻刻北宋蜀本，故以此称呼。[18]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31.[19]黄永武.敦煌古籍叙录新编（第八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2-11.[20]魏徵.群书治要（第九册）[M].东京:大塚巧艺社,1941:18b-20a.按：本文还参考了日本宫内厅藏金泽文库旧钞本《群书治要》第九轴。[21]王肃.家语[A].四库全书荟要（第一册）[M].台北:世界书局,1985:71-80.按：此即《四库全书荟要》本。[22]王肃.孔子家语[A].四部丛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1a-12a.按：此为《四部丛刊》影印明黄省曾翻宋本。[23]王肃.孔子家语[M].上海图书馆藏明隆庆六年（1572）徐祚锡刊本。[24]王肃.孔子家语[M].济南:齐鲁书社,2014:1a-11b.按：此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贵池刘氏玉海堂景宋蜀刊本。[25]王肃.孔子家语[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76-82.按：此本为廖名春等点校本，只有正文，未收注文。本文还参考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民国同文书局石印本。[26]王肃.孔子家语[A].百子全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95-100.按：此为民国八年（1919）扫叶山房《百子全书》石印本。[27]文中省称这些版本为：敦煌本、治要本、荟要本、丛刊本、徐氏本、玉海堂本、同文本、百子本等，与《孔子家语校注》同例。[28]孙志祖.家语疏证[A].丛书集成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1:73.[本文系上海师范大学一流研究生教育项目“博士生拔尖人才（硕士生学术新人）培育项目”（AC9103-22-36807201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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