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谈了华为Mate60的历史意义，其实它还有极高的思想价值。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说Mate60有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除了它本身的技术突破外，更重要的是它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中的位置：是终结西方技术领先的“第六个馒头”。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抗击蛮夷的基本历史模式，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待西方蛮夷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策略。
历经180余年的“师夷长技”之后，高阶芯片已经成为西方“长技”的最后孤岛，Mate60的推出意味着将其攻破。此后西方再无“长技”，中国的对西方的“师夷长技”阶段也就终结了，未来的中国历史将转入“制夷”阶段。
也就是说，Mate60不过是突破西方技术领先和封锁的最后一战和最后一站，是180年“师夷长技”阶段的终点站。
华为之所以能够在通讯技术上领先美西方，并能够成功突围美国举国之力的芯片封锁，其根源在于，其所秉持的底层技术理念是中式的，是先进的、理性的。近代以来，尽管西方技术领先，但其底层的技术理念却是落后的、蛮夷的，这也注定其技术必然会被中国赶上，而且永无翻身之日。
说西方的美西方的底层技术理念是落后、蛮夷的，可能让一些人觉得匪夷所思、大逆不道，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科学就是西方技术的底层理念，是先进和彻底理性的，中国因为没有科学才落后、迷信，中国技术的落后就是因为科学的落后。而且中国现在依然落后，甚至永远落后。
这些之所以有如此认知，因为他们都是现代科学教的信徒，被其洗脑了。
没错，现代科学的确是西方的底层技术思维，但是，它绝对不是先进和真理性的，而是包含着落后和蛮夷因素，包含着邪恶和迷信因素，这些也是阻碍技术发展的因素。
准确地说，现代科学中的确有先进、理性因素，但也有落后、迷信因素；有促进技术进步的因素，但也有阻碍技术进步的因素。但是，科学教教徒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尽管现代科学是现代西方技术的底层技术理念，但是，现代科学和现代西方技术之间，绝非先后关系、母子关系，至少不完全是。不是先出现的现代科学，然后才出现了现代西方技术。恰恰相反，是先出现现代西方技术，后出现的现代科学。
更重要的是，最早的现代西方技术，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说法，现代西方的“根技术”，并非产生在西方内部，而是从外部传入的。从哪里传入？中国！这就是以“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为核心的中国技术。
这不是“四大发明”中的三个吗？为何没有造纸术？原因很简单，造纸术传入欧洲的时间更早，早了几百年，不是一个时代。造纸术传入欧洲是中世纪，属于古代，而“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的传入西欧则是属于近现代，或者更准确地说，也正是其传入导致西欧出现了近代化、现代化。
是这些在当时的西欧人看起来过于先进，“遥遥领先”的从外部传入的新技术，刺激了当时的学者，然后才产生了现代科学。这一过程，被现代西方人尊为现代科学“创始人”的弗朗西斯培根很好的记录下来，就在其名著《新工具》一书。
所谓的“新工具”，所指的就是西方传统所无，而却在中国新技术刺激下，由培根所“发现”的可以促进技术进步的崭新的学习和研究方法。什么方法？很简单就是基于经验的方法，也被称之为“归纳法”。具体表现就是科学实验。
西欧传统的学习方法则是否定经验的，基于信仰的“旧工具”、旧方法，其实也是宗教式的学习方法。所谓的希腊哲学，本质也是宗教，并被基督教吸纳。
基督教和希腊哲学都认为作为真理的知识是先验的，甚至说就是上帝本身，获取知识的手段就不是基于经验的学习和积累，而是否定经验，甚至否定现世的，对真理和上帝的信仰，对神灵的冥思。
因此，《新工具》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希腊式学习方法进行否定和批判，尤其是把亚里士多德骂的体无完肤，认为这是他的学说，让西方2000多年都没有技术进步！
那么，基于经验的学习方法，这一新工具，真的是弗朗西斯培根的天才发明吗？当然不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些中国的技术之所以能够在14、15世纪传到欧洲，是因为当时中国和西方之间发生了密切的文化交流，从中国所传入西方的，不仅仅是“裸技术”，还有包裹着中国文化，就包括世俗的、现世的，基于经验的学习方法。
举个例子，指南针传入西方，并非是一个“裸磁石”，而是作为复杂的一整套航海技术的一部分。指南针传入西欧，实际上航海技术的传入西欧。同样，印刷术传入西欧，也绝非一个裸印刷机，还包括所印刷的书籍。无论是中国的航海术，还是中国的书籍，都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
也就是说，不仅现代西方的根技术来自中国，现代科学中可以促进技术进步的，基于经验的学习方法的“新工具”，也是来自中国。
这意味着现代科学绝非内生于西方，而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
尽管弗朗西斯培根，大肆批评希腊哲学和亚里士多德，这实际也是批判基督教，但是，其基本理念依然被现代科学所继承，这就是现代科学的另外一个核心要素：科学真理的假设。这导致现代科学依然保留了宗教因素，迷信而教条的因素。
希腊哲学的真理，和基督教是相容的，并被引入基督教神学。其原因在于，哲学和神学本质相同，都虚构和预设一个精神权威。这个权威在希腊哲学中就是哲学真理，在柏拉图哲学中叫“理念”，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叫“形式因”。而这个权威在基督教中则是上帝。
作为无上权威，哲学真理和基督教，都帝上是世界的本源和创造者，也是世界的支撑者。
现代科学真理对基督教的上帝和真理进行了继承，但也做了改造。一方面，不仅取消了上帝的与人同性的部分，也淡化了希腊哲学真理的“形而上部分”；另一方面，将技术视作真理的承载者，即将技术真理化、神圣化，同时，针对技术又引入中国式的基于经验的学习方法，即所谓的科学实验，认为通过其可以发现“真理”。
所谓科学真理的宗教式预设，对技术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消极的阻碍作用。
其积极性在于，将技术真理化、神圣化，大大提高了技术的地位，同时也大大地提高科学家的地位，为技术研究注入宗教式的动力，即所谓的献身科学真理。让技术研究、科学研究成为一个具备崇高价值的行业、专业。譬如，牛顿、伽利略等人研究科学的动力全部来自宗教性因素。
其消极性在于，科学真理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宗教概念，依然存在着迷信和教条因素，必然导致技术迷信和技术中心主义，将现有的技术教条化。
也就是说，真理预设和实验方法是现代科学的两大支柱，其中真理预设是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而科学实验则是形而下的具体方法。其中真正促进技术进步的是形而下的实验方法，而形而上的真理的意识形态，则存在阻碍技术发展的迷信和教条因素。
除了这两大支柱，现代西方科学还有另外一个核心特征，就是“知识就是力量”的技术专制观。这是现代西方科学的邪恶之处。
“知识就是力量”也是来自现代西方科学的“创始人”弗朗西斯培根，甚至也是来自《新工具》这本书。
这里是“知识”就是关于技术的知识，就是技术本身，“力量”则是强制、专制别人，让人服从、屈从自己的力量。弗朗西斯培根从来自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中”看到了这样的力量，并鼓励用这种力量对外侵略。
因此，“知识就是力量”实际就是“技术就是侵略、霸权”。
所以我们看到，现代西方科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是西方对世界进行殖民侵略和霸权统治的过程。
也就是说，现代科学实际上是三种要素的混杂：真理预设的意识形态、基于经验的实验的方法、以技术为侵略和霸权力量的邪恶理念。
我也在前面有一期视频中（甲骨书院头条）中，分别介绍了这三种因素的来源：真理预设来自基督教、实验方法来自中国、以技术为力量的理念则来自日耳曼人。
但是，现在西方学者对现代科学却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三，只说其一，而不说其三。也就是说，他们对现代科学的本质和起源实际上无知的。
科学真理预设的意识形态，本是现代科学之其一，但现代西方学者却将其当成现代科学之根干，甚至全部，不仅掩盖了实验方法的反意识形态性和外传性，而且也掩盖了以技术为侵略力量的邪恶性，而且还将基于真理的知识框架，当成技术发展的根源和动力，然后将现代科学的源头追溯至古希腊。
殊不知，作为真正促进技术进步的，基于经验的实验方法，是反希腊传统的，而希腊传统不仅不能促进技术进步，反而会阻碍之，正如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所批判的。
有人会问，既然基于经验的学习方法本于中国，为何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为何近代以来中国的技术反而落后于西方？
原因很简单，尽管中国自古就是世俗化的、现世化的，其学习方法也是基于经验的，但是，中国没有现代西方的将技术真理化、神圣化，没有技术中心主义，而是基于义利之辨、道器之辨，将技术归为利和器物的范畴，以技术知识为次等性的、第二位的知识，以超越利和器物的“道”为最高知识。
“道”是什么？就是义理，就是理，而义理就是人心、心性，人心、心性则是人的本质。中国文化是以“道”为神圣和崇高，实际上也是义理、人心为神圣和崇高，进而以人本身为神圣、最高。
技术，作为利和器物，必须合乎义理，必须服从道，进而服从和服务于人。
既然技术，作为利和器物，属于第二位的，因此，研究技术的人，就不会是最受人尊重的人。在中国文化中，最受尊重的人，是义理水平高的，专门从事评理、义理服务的人。这些人在政府出现之前，就是君子、大人，在政府出现后，则是成为官员的君子、大人。
以义理文化的标准看，现代西方的将技术真理化，以技术为中心和神圣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不理性的，是迷信外物的迷信。
但是，当西方凭借先进技术的力量，而对中国搞侵略和霸权时，为对抗这种侵略和霸权，中国也出现发展技术的迫切需求。但是，中国依然在义利之辨、道器之辨的框架下看技术，依然将其视作服务、服从人民的器物，西方的以技术为真理的技术中心主义，实在难以让中国人接受。
因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但是，随着对西方学习的深入，在对技术的认知上，中国也开始出现分裂：学术线和实践线的分裂。尤其是民国以后。
辛亥之后，经由日本，一大批学者们被西方洗脑了，他们也相信了现代西方学者对科学的错误认知和表述，这种表述，是以真理预设的意识形态为科学之根干和本质，认为现代科学本于和内生于西方文化，进而仅西方文化当成技术进步的底层之城，然后得出一个错误结论：要想获得技术发展，必须在文化上全盘西化。
但是，中国义理文化的存在和传承的基本方式是实践线，而非学术线，学术界的西化，无法撼动实践线的义理传统，导致民国后的中国也出现一个大分裂：学术界西化，而实践界传统。
这就导致，尽管学术界出现了西化潮，但是在实践层面，中国依然是将技术当成毫无神圣意义的器物，依然以人、人心为第一位，以技术为第二位。西方的“长技”再发达，在人面前依然是第二位的，依然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和掌握。
当西方蛮夷侵略中国时，发展技术而包围国家就具备义理性，因为中国的国家是义理性国家，甚至在中国文化中，“国家即义理”，包围国家就是捍卫义理，具备崇高性和神圣性。
因此，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的科学家的地位也就陡然升高。但其内在动力是义理，而非西方宗教式的真理。
这也意味着，在实践层面，中国从一开始就对现代西方科学改造了，将其义理化的。在形而上层面，用义理替代其真理。
用义理替代真理后，不仅为中国的科学提供内在的强大动力，而且也规避了真理意识形态所具备的迷信和教条。这是中国科技必然超越西方科技的底层根源。（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