醍醐灌顶！还有谁还没看过这本历史神作

回望中国上下五千年，朝代更迭、国家兴衰是历史不变的轮回。

读书时候学历史，总是更喜欢读秦、汉、唐、宋等大一统的朝代历史，却忽略了那些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动荡朝代。

读阎步克老师的《波峰与波谷》让我了解了那段历史。这本书深入探讨了制度史观视角下秦汉魏晋南北朝专制官僚政治的起伏轨迹，从官僚组织的理性行政、权力斗争和权益分配因素、知识群体及其文化传统的因素三个视角带我们看清两千年传统官僚制度的本质，让我对中国历史变迁有了全新的认识。

 

停滞与连续

亚当·斯密、黑格尔等人都发表过“中国停滞”论，认为中华帝国的制度没有多大变化。

阎老师则提出，中国历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历史，前者奠定了中国制度的基石，确定了中华帝国的基本特征，后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

中国历史变迁所具有的“连续性”源于这个独特的制度与文化形成的“政治文化模版”。这个模板包括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儒家正统和“士大夫政治”。

尽管这个模板会波动、会摇摆，但是始终存在这么一个中华帝国的“常态”。

波峰与波谷

展开中华帝国的历史画卷，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秦汉帝国如同波峰，国家规模、制度优越性都领先于世界，称之为“常态”；魏晋南北朝时期则陷入波谷，国家分裂、社会动乱，体制扭曲变形，甚至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政治形态，称之为“变态”。

然而我们常常忽略的是“变态”并非毫无益处。

比如，西晋“五胡乱华”导致中国北方不同政治形态的产生了碰撞，不仅孕育出了强大的皇权，而且借助军功贵族政治复兴了集权官僚政治。

当然，即便发生了这些“变态”，也没有动摇制度与文化的根本。

变态与回归

由于制度与文化的没有改变，因此中华帝国终究要从波谷所处的“变态”回归到波峰所在的“常态”。比如，十六国北朝的异族入主制造了更大的结构性政治张力，因此使北朝成为了“历史出口”，“变态”是必然，也为中华帝国的“回归”的动力。

这种回归不是单纯的复旧，而是制度与文化的进化和发展。随着历史不断的演进，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官僚政治不断得到强化，更加具有独特性。

正如阎步克老师指出，“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是举世无双的，但“连续性”并不是说一成不变；它是一个动态进程，是在各种波动和变态中体现出来的，留下的是一条“螺旋形上升”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