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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分歧 后结构主义可以说既是对结构主义的延续和发展，又是对结构主义的反叛。结构主义的一个核心观念是，语言不单单反映或记录世界，同时也构建世界，因此能看见什么取决于如何去看，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后结构主义批评结构主义虽然把思想体系建立在语言观之上，却不打算将其语言观推到极致。 按照这一说法，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结构主义的语言观，那就必然抽空任何固定的智识参照物，使我们进入一个极不确定的世界，由于找不到确定的标准来衡量事物，我们堕入一个真空，无法分辨上下左右。如此局面正是后结构主义者所描述的“去中心的宇宙”的一种方式。从根本上说，我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过去用来界定中心、同时也界定着边缘的一切概念都要么被解构，要么被抽空。 乍一看，后结构主义的关注似乎离我们非常遥远，毕竟语言绝大多数时候似乎完全能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何必为这种不确定性操心呢？但进一步深思我们会发现，后结构主义的忧虑其实普遍存在。当我们的语言使用超过日常闲谈的层次，当我们的交谈对象同我们并不熟悉，或者社会地位和我们不对等时，我们就会陷入语言的尴尬。想象写一篇论文，给银行写信，在聚会上和一个陌生人套近乎，在一个郑重场合发言等，在这些场合中，我们常常会担心说出我们并不打算说的东西，害怕说错话、表错情、把事情搞砸。 当我们询问对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并不能掌控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系统。更何况还有弗洛伊德说到无意识的口误的存在。这些实实在在的忧虑放大，就与典型的后结构主义的语言怀疑论如出一辙。 下面列出后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主要区别： 1、起源不同。 结构主义从根本上说起源于语言学。索绪尔以来的现代语言学追求的科学特性决定了它对于获得客观知识的可能持乐观态度。它相信，只要观察足够精确，数据足够系统，推理符合逻辑，我们就语言和世界所得出的结论就坚实可靠。结构主义继承了这种自信的科学世界观，它相信方法、系统、理性，相信它们能够建立可靠的真理。 与结构主义不同，后结构主义从根本上起源于哲学。哲学强调获取可靠知识的困难，就如尼采所说，没有事实，只有解释。哲学的本性就是追问和怀疑，它常常质疑那些不言而喻、理所当然，因熟知而视为真相的常识观念。后结构主义将这种怀疑主义推向极端，认为对一切科学的信任都是天真的，甚至产生某种理智自虐式的快感：我们能确定的就是任何事都不能确定。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还要遵循游戏的公共性规则，并具有建设性的话，那么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就是纯粹的语言嬉戏，一种任性的甚至破坏的快乐。 2、语气与风格不同。 结构主义者的著作常常偏于抽象和普遍，带有抽身事外、科学冷静的口吻，比如巴特1966年的《叙事结构分析导论》，论证步步为营，说明井井有条，满纸都是图表，文风完全中性，不带个人色彩，典型的科学论文式的写作。后结构主义文风更富于感情色彩，口吻常常要么急切，要么曲折委婉，风格往往浮夸而炫耀，标题和论证经常玩悖论、双关等语言游戏。 解构式著作常常会盯住语言的某个“实质”方面，比如某位作家的隐喻，某个词语的源头，然后展开手术刀般的解构，看似随意，其实把文本剖析得体无完肤。其目标虽然不是客观主义的冷漠的分离，但也不是对文本的温暖的亲近，而是致力于打破那些理性的、统一的、整体的神话。 3、对语言的态度不同。 结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世界是在语言中建构起来的。他们一心要和语言构造的现实和睦相处，继续用语言去感受和思考。语言被视为井井有条的体系，不会模糊混乱。就算意识到我们不得不依赖于语言，理智也不会陷入绝境，反而会借助语言来加强理性的力量。 后结构主义者则更倾向于实质论，致力于发掘结构主义语言观带来的非意图的后果，最后得出一个看法：现实就是文本（而已），这个文本丧失了基本的确定性。他们认为，语言符号处于一刻不停地流动之中，所以他们怀疑能否以语言建立可靠的知识。 当后结构主义者谈论语言时，常常出现与水有关的意象。比如漂浮的符号不受制于原本要表达的概念；意义会流动、会溢出；语言符号之水，飘飘荡荡，泼泼洒洒，人们小心翼翼地把意义放到被称为语词的容器中，又竭尽全力确保容器里的东西从发送者到接受者的过程中不会变质，可在语言符号之水的冲击下，这一切不过是白费力气。我们无法完全掌控语言媒介，故而也不可能给意义找个固定的安身之所，意义必然随机播撒，就好像播种者走过田野，让种子从指缝间流淌而下，再随风去它该去的地方。 同时，词语的意义永远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确定，总是受到其反面意义的污染。没有白天，就无法确定黑夜，没有邪恶，就无法确定善良。 或者，词语受到自身历史的干扰，早已废弃的历史用法在当下的通行用法中保持着幽灵般的存在，时常制造麻烦。例如，客人这个词看上去洁白无瑕，可深挖下去，最初的含义竟然是敌人或陌生人，于是牵扯出客人不受欢迎的潜在一面。此外，词语的比喻性基础可能蛰伏很长时间，然后在哲学和文学中被再次激活，干扰词语的本义。语言焦虑是理解后结构主义世界观的一把钥匙。 4、规划不同。 规划意味着某一运动的根本目标，它希望向我们证明什么。结构主义者敦促我们摆脱传统感知和分类的影响，相信借助语言结构，我们可以得到更可靠的知识，包括对世界的知识和对自我的知识。后结构主义者根本就不相信理性这个概念，也不相信人是独立实在的个体，而青睐消解的或建构的主体这样的观念。我们自以为是个体的存在，实际上不过是社会和语言力量的产物，根本没有内在的实质，只不过是一张张编织而成的轻纱薄幕。这是不是会破坏了一切外在和内在的秩序呢？社会失去秩序，就陷入混沌；灵魂失去秩序，就陷入混乱。后结构主义的目的除了解构本身，还想实现什么？ 02. 后结构主义——生活于失去中心的星球上 后结构主义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法国，代表人物是巴特和德里达。这一时期，巴特的写作风格大变，由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对比一下巴特在1966年写的《叙事的结构分析》和1973年写的《文之悦》，可以明显感到其风格的巨变。前者巨细无遗，讲究方法，专业术语多得吓人，后者则是一系列漫谈，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呈现材料的松散性。在这两部作品之间的一篇关键文献是《作者之死》（1968），可视为巴特结构主义阶段和后结构主义阶段的分水岭。作者已死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目的是要强调文本的独立存在。作者的意图或作品的语境，都不能限制文本，不能决定作品的意义。 相反，作品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受任何限制。 巴特说，“一个文本不是由从神学角度上讲可以抽出单一意思的一行字组成的，而是由一个多维空间组成的，在这个空间中，多种写作相互结合，相互争执，但没有一种是原始写作：文本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 所以，作者已死的另一面就是读者的诞生。 “一个文本是由多种写作构成的，这些写作源自多种文化并相互对话、相互滑稽模仿和相互争执；但是，这种多重性却汇聚在一处，这一处不是至今人们所说的作者，而是读者：读者是构成写作的所有引证部分得以驻足的空间，无一例外；一个文本的整体性不存在于它的起因之中，而存在于其目的性之中，但这种目的性却又不再是个人的：读者是无历史、无生平、无心理的一个人；他仅仅是在同一范围之内把构成作品的所有痕迹汇聚在一起的某个人。” 结构主义视作品为写作的产品，后结构主义视文本为阅读的产物。实际上，文本更是语言自身的产物，因为巴特同时也说，随着作者的退场，解读文本变得毫无意义。这是更激进的立场。这一早期的后结构主义似乎沉浸于意义无尽游戏的狂欢中，推翻一切文本权威。 后结构主义发展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德里达，1966年，德里达做了《结构、符号和人文科学话语中的游戏》的演讲。 德里达认为，现代知识界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向，使得现代思想截然不同于传统思维，这次转向同一系列重要人物联系在一起——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所谓转向是说我们的理智世界正在失去中心。 转向之前，人们认为，万物存在着中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人是万物的尺度，欧洲白人在衣食住行和知识上的规范被视为稳定的中心，由此判断偏离、出轨、变异，并给它们加上他者、边缘的记号。 然而到了20世纪，中心或者被彻底摧毁，或者在侵蚀下渐趋式微。有时，这是由历史事件造成的，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稳定进步论的幻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种族屠杀更摧毁了以欧洲为人类文明源头和核心的看法。有时原因也是科学发现，比如，相对论的出现动摇了时间和空间的绝对的看法。最后，理智和艺术革命也是导致中心丧失的原因，比如，现代主义在20世纪头三十年推翻了一些过去被认为绝对的核心概念，比如音乐中的和音，叙述中的时间次序，视觉艺术中的表征。 德里达的后结构思想应运而生，他根据这个破碎时代的状况，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观念进行了清算，并极力鼓吹和论证无中心世界的正当性。德里达的解构针对以下形而上学的观念： 1、先验所指 这是自柏拉图以来人们寻找的用来建构概念或哲学的外部参照点。先验所指的意义直接源于自身，不像所有其他所指和能指的意义源于差异和关系。先验所指是在任何语言和任何时间中都表达同样概念的所指，它是自身的起源之源，比如上帝这个先验所指，是自有永有的。一旦找到这个参照点，这个先验所指就提供了终极的意义，成为意义的中心，那些相信此类概念的人，能围绕此类真理中心构建他们的现实观念。例如，如果我们假定我（I）和自己（self）是先验所指，那么自己这个概念就是我建构自己世界的一贯原则，通过我，客体在我的世界中才呈现出意义。先验所指不能受到结构分析的管制，否则就失去先验所指的中心地位。例如，我若是宣称自己（self）这个概念是先验所指，也就是有一个绝对的我、我思或先验统觉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可是，当我知晓我自己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构成的，或者我是一个过程或被建构的主体，那么我就无法坚持我或自己是先验所指了。 先验所指这个组织语言的概念是虚拟的，因为它具有任意性。但是也要认识到，没有了它，系统化的思想就失去了根基。当我们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不能没有一个先验所指，因此，必须把它擦除，即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必要性。德里达从未声称你可以不需要先验所指就进行思考，假如你想理解结构，你就必须带着这种推论模式进行思考。没有“符号”这个主宰概念，我们就无法写作，但最好给它加上引号，因为它的存在本身经常是个问题。 2、逻各斯中心主义 为什么人们总是致力于寻找先验所指？因为人们呼唤中心和权威，人们需要一个可以充当我们一切思想和行为基础的终极实在或真理中心的观念。即便精神分析在质疑以意识为中心的同时，也会走向以无意识为中心的思考方式。总之，需要一个中心。 德里达对任何中心的东西进行拷问。一个中心“既是一个中心又不是一个中心”，一个中心通常被认为能够组织一个结构，但又不真正具有组织任何事物的资格，因为它不在结构之中，它是外在于结构的。巴特在一篇《埃菲尔铁塔》的文章中写过一个段子：“莫泊桑经常到铁塔内的餐馆吃饭，尽管他并不特别喜欢那里的菜肴。他说，这是巴黎唯一一处不是非得看到铁塔的地方。”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我们要从铁塔真的是一个支配性存在的想法中解放出来，人们都以为铁塔是巴黎的中心，是把整个城市组织起来的标志。但事实上，这个被界定为独一无二的中心，是逃脱了结构性的东西，它拒绝结构中的要素转换，反而沦为了与结构格格不入的、外在于结构的部分。认为这个铁塔将其周围事物组织为严密的伸展模式的想法，是一种虚幻，它限制、扭曲了对巴黎这座城市的丰富性和差异性的认识。 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不断诉诸一个中心、不断想要修建铁塔的历史。德里达指出，“所有与基础、原则或中心相关联的名称总是指向一个恒定的在场，本体、始基、终极目的、现实性、实在、无蔽、超验性、意识或良心、上帝、人，等等。”一个中心破灭了，我们又寻找另一个中心。从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我们进入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人类变成了超验所指。但在列举到人这个中心之后，德里达意味深长加上“等等”，说明人类仅仅在某个历史时期作为中心存在，某种新的中心将会继之而来，事实上已经来到了，这个中心就是语言。语言成为超验所指，取代了人，这是结构主义的功劳。语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新的上帝、新的人。但是，要想擦除语言很难，德里达意识到，说语言站在自己的参照系之外是没有意义的，语言不在言语之外，语言总是在言语（书写）中显现，而且只在其中显现，就像所指和能指的差异要被擦除，语言和言语（书写）的差异也要被擦除。摆脱语言中心的方式或许只能是揭示语言本身是不确定的、不可靠的、充满分裂、悖论和错失。 3、二元对立 寻找先验所指、确立某个中心的后果，就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每个中心都存在与它对立的中心，例如上帝与人类相对，善与恶相对。在二元对立思维下，没有脱离人的范畴的纯粹自然，比如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的是生食吗？不能这么说，没有熟食，就没有生食的概念，没有同性恋，异性恋是不能想象的。二元对立观念导致总有一个是居于优先地位，另一个是非优先的，男人优先于女人、人类优先于动物、心灵优先于身体、好优先于坏。 德里达认为，任何二元等级关系都是不稳定和成问题的。他用替补一词指称二元对立中的要素之间的不稳定关系。所有二元对立都存在替补活动。例如，在真实与虚假关系中，逻各斯中心主义强调真实比虚假更纯粹，可是，虚假常常包含不止一点真理，谁能讲清楚真理何时被说出、被获取甚至被构想出来的？纯粹真理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在人类所有活动中，替补活动都在进行。 4、语音中心主义 西方长期坚持言说优于书写的语音中心主义。因为言辞意味着在场，书写表示缺席，书写只是言辞的复制。不过要注意的是，书写与言说的区分不是反直觉暗示书写先于语言，从自然发生学意义上，当然是先有口述传统，再有书写文字的出现。德里达的意思是，我们一定不能假定书写是延迟出现的，是为了复制、模仿或转写语言而出现的，书写和言语是相互依赖的现象。德里达反对的是那种在场形而上学的观念。书写打开了语言和意义的大门，随之而生的则是在场的自然而然的消散。 5、在场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把存在定义为在场。在场形而上学意味着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后结构主义拆解在场，它的根本特征是开放性和无终止性。世界上既无绝对可言，也找不到任何固定的参照点，以往被认为亘古不变的核心的观念被推翻了，相对性成为世界的本质。并没有固定的中心，要么围绕它在既定轨道运行，要么偏离轨道，一切都是自由游戏。德里达热烈拥抱这个失去中心、自由游戏的世界，认为它具有解放的力量，带来自由的快感。没有什么确定的事实，只有阐释，也没有任何权威中心来验证我们的阐释。人们不再以否定的观念看待缺席，而是认为缺席不是中心的丧失，缺席是进入了非中心，进入对世界的嬉戏当中，天真而愉快地肯定这个生成的、可供积极阐释的符号世界。在绝对的偶然中，这种肯定将自己交付给先天的不确定性以及野蛮生长的历险。 03. 解构：后结构主义的运用 在《结构、符号和人文科学话语中的游戏》这篇演讲后的第二年，德里达的三本专著同时问世，分别是《声音和现象》、《论文字学》、《书写和差异》，他使用细致入微的解读方法，即解构法（deconstructive reading），解读其他哲学著作精选的方方面面。文学批评家将这种解读方法运用于文学作品之中。解构是后结构主义观念的运用，解构法倾向于将文学作品分拆成失去中心的世界的象征，过去一直被看成有机整体的文本如今被认为是支离破碎、自相矛盾、无中心可言。解构方法的基本出发点是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宣称的一个口号，文本之外并无他物。这句话如果脱离原始语境，意思似乎是一种极端文本论，即一切现实都是语言，因此再去谈论什么语言之外的真实世界毫无意义。 但联系上下文，德里达的意思是，书写者已经被铭刻进既定的文本体系中，人们所继承的语言是一个现成系统，有着自己的历史、哲学及其他内在要素。字里行间显现的并非使用语言的人，而仅仅是语言自身的某些方面。所以他说，“书写者总要在某种语言、某种逻辑之内写作，无论他使用的是语言还是逻辑，其系统本身，以及其法则、生命，从根本上说都不可能绝对听命于书写者的话语。书写者使用语言和逻辑，可最终却令自己沦为系统的奴隶。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阅读必须紧盯着那些并未被书写者自己所预见的关联，紧盯着书写者业已掌握的语言模式和尚未掌握的语言模式之间的缝隙。这种关联并不是什么可做定量分析的光影强弱分布，而是批判性阅读理应产生出的意指结构。” 因此，阅读和阐释并非再现作者头脑中想到、文本中说出的东西，这被德里达称为“鹦鹉学舌式的评论”，因为其唯一的目的就是重构之前已经存在、超出文本之外的现实（作者想到了什么，写下了什么）。与此相反，批判性阅读必须产生于文本，因为文本背后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我们再现、重构。因此，阅读必须是解构式而非建构式的。在这种语境下，德里达才说出了“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话，他称之为全书的“轴心论点”。阅读不能超出文本，把文本变成为它所不是的东西，或者将其变成超出文本之外的所指。 但是，强调以文本为中心的阅读方式，这与解释学、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又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呢？ 区别在于对于文本本身的看法。解释学或结构主义，都把文本视为有统一意义的整体，只是进入文本的方法有差异而已，但解构理论直接认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也就是文本之外别无意义，尤其是文本本身也不是超验所指。解构理论与其说提供了关于文本意义的答案或发现文本如何传达意义的方法，不如说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试图展示文本表面所言说的东西和它实际所蕴涵的东西之间的显著差别。解构主义宣称一个文本有几乎无限的解读可能。所以，阐释文本的活动和被阐释的文本一样具有重要性和创造性。 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还意味着，无法在文类之间做出可靠的区分，不存在某个文学类别这样的总括性术语，没有所谓的文学文本、法律文本、神学文本、哲学文本、科学文本等的清晰界限，有的只是文本，思考文本的领域也就是思考某种充满了差异的东西。这些差异太多，一直都在起作用，无法用一个类别加以简化。 德里达创造了一个词“延异”来说明解构的阅读策略。延异的意思是既是推迟、拖延或延误，又是不同、差别和差异。他故意把这个词造得含混不清，同时包含这两层意思。延异隐含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会怎么样？”如果先验所指、终极真理、本质、整体都不存在，会怎么样？ 这样，知识得以生产和发展的绝对标准或统一整体不再存在。人类知识变成指称性的，我们能够理解一些东西仅仅是因为它不同于其他一些知识，而并非我们能够将这些知识与其他绝对的或统一的整体（先验所指）相比较。人类知识现在必须建立在差异之上，我们理解一些事物是因为它与那些相关的其他事物不同。所有知识都彼此相关了，我们必须抛弃封闭性，所有涉及生命、自我认同和知识的阐释都是合理的、可能的、正当的。 按照延异观，文本缺少在场。一点我们祛除了先验所指，颠倒了在场缺席的二元对立，文本就不再在场。文本不可能在孤立状态中拥有意义。文本成为互文性的，我们不可能讲出一个文本的确定意义，因为它没有唯一正确或确定的阐释。文本中的意义总是虚幻的、动态的和转瞬即逝的。意义源自动态的进程的差异之中。意义产生于文本和读者的互动过程。 这种解构法常常被称为“让文本自己反对自己”，目标就是“对文本的理解超出其对自己的认识”，也就是说，解构式阅读更多发掘文本的意识下层面，而非意识上层面，发掘那些掩盖于文本光滑的表面之下，自身都难以意识到的东西。比如前面举过的客人guest一词与主人host为同源词，都来源于拉丁语hostis一词，其意思是敌人，这表明客人一词中潜藏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面，或欢迎，或讨厌，客人中所包含的敌人就是这个词被压制的潜意识，解构利用词源学，释放出文本中被压制于意识以下的部分。 对解构的另一个著名定义出自芭芭拉·约翰逊的《批判性差异》。芭芭拉·约翰逊把巴特的文本放纵论转为更严格、更讲究规范的文本共和论，在她看来，解构并非在放纵中推翻一切限制，不是心血来潮的猜疑或主观武断的颠倒，而是讲求条理规范的行为，它既承认又颠覆文本的各种源头力量，小心谨慎地引出文本自身中相互冲突的意指力量。 卡顿《文学术语词典》中说，文本通过解构式阅读可以说出与之大相径庭的内容。通过解构，我们可以看到，文本其实可以包含多种含义，可以说出许多与所谓的“单一、稳定的意义”不同的、相抵触的东西。文本可以背叛自身。 总之，解构实践可以称为文本骚扰，或者对抗性阅读，其目的就是呈现文本内部的矛盾或者不连贯，呈现隐藏于连续的外表之下的不连续性。上一代的新批评家则试图呈现隐藏于不连续的外表之下的连续性。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解构式批评常常会关注一些貌似无关痛痒的细节，比如某个具体的隐喻，以之作为打开文本大门的钥匙。 结构主义批评家搜寻文本中的对偶、回应、映像、反复等，以显示文本有着统一的目的，仿佛文本清楚自己要表达什么。与之相反，解构式批评家则要显示文本同自己相冲突，文本是一栋分裂的房屋，他们在各式各样的缺口、断裂、缝隙中寻找证据。他们显示，文本中的断裂远多于连贯，他们聚焦于一个词、一段文字，寻找断裂带，由此深挖下去，直到文本再也不能支撑起单一解读，引发语言爆炸，由此释放出多种多样的意义。 04. 解构实例：对迪伦·托马斯的一首诗的解读 我们现在就尝试运用解构的方法，来解读迪伦·托马斯的名诗《拒绝哀悼丧生于火海的伦敦少女》。全诗如下： 直到创造人类 生养禽兽花木 君临并使万物谦卑的黑暗 以沉寂宣告最后一缕光明崩溃 而那静止的时辰 来自轭下躁动不安的大海 而我必须再一次进入 水珠圆润的锡安天庭 和玉蜀黍的犹太教堂 我才能为一个声音的影子祈祷 或在服丧的幽谷之中 播撒我咸涩的种子，去哀悼 这个孩子高贵而燃烧的死亡 我不会用沉重的说教（the grave truth） 去谋杀与她同去的人性 也不会再以 哀悼天真和青春的挽歌 去亵渎生命的驿站。 伦敦的女儿与第一批死者同穴深葬 裹没在一长串友伴当中 永恒的尘粒，母亲深色的血管 默默地傍依着 冷漠奔腾的泰晤士河 第一次死亡以后，再没有另一次死亡 彼得·巴里把解构的程序简化为三个步骤：文字步骤、文本步骤及语言步骤。我们就按这个步骤来进入文本。 在文字步骤上，解构和传统细读区别不大，也就是在“纯文字层”寻找悖论和矛盾。这种矛盾式表达在诗中比比皆是。比如第一句开头用词“直到”，英文是never until，把直到和永不连用，意思是直到什么为止，我才怎样，似乎是要宣布终结，却又意味着某种新的开端。而最后一行“第一次死亡以后，再没有另一次死亡”的表述，也是矛盾的说法，既然有第一，就有第二，就像无限如果和有限相对，就不是无限一样。从死亡本身的终极的终结性看，本来就不存在再来一次的问题，但作者为什么要在最后强调不可能有第二次呢？我们发现作者就这样展现出语言的不可靠和欺骗性。他拒绝哀悼，全诗却都在以特殊的形式和内容哀悼。那么，表面说不再有第二次死亡，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对人类前景的悲剧性认识：这样的死亡还会重复上演？ 从文字层面，此诗还扭转了一些常见的二项对立中对立项的相互关系，例如光明与黑暗、涌动与沉寂、生命与死亡、激情与冷漠、创造与毁灭、自然与说教、天堂与幽谷等，似乎第二项比第一项更为重要。 作者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明显被压制的意识和情绪，让我们看到一个熟悉的、或者自以为美好的世界的颠倒的版本。这个语言的世界看上去自成一体，不是现实世界的映像或表达，但其实这个诗歌世界本身也是颠簸的、不安的，充满各种冲突和张力，那些光明、涌动、生命、激情、创造、自然、天堂等等，仍然是随时准备冲破语言壁垒的强烈的渴望。诗歌自己呈现出让文本反对自己的第一步，呈现能指和所指的冲突，从而彰显对现状的不满，期待另一种可能。 所以从文本步骤看，全诗读起来有一种急迫、紧张、变换和断裂，诗人的态度也是游移不定的，从而暴露出确信的、统一的立场的缺失。这首诗存在明显的时间和视角的转换。诗歌第一、二节想象一个时代的结束，世界走到了尽头，最后的光明也被吞噬，大海终于波澜不惊，创造万物生灵的自然也停止了运转，让一切黯然失色的黑暗徐徐落下。而进入第三节，诗歌又回到现实，转向一位少女之死，她的死亡是高贵而燃烧着的，这显然是黑暗的、沉重的说教无法承载的生命力，在这个语境下，诗人说一切哀悼都是亵渎生命和扼杀人性。到最后一节，诗歌又像第一二节那样，拉出宽阔的幕布，不过这里重点似乎放在了伦敦有历史记载的发展上，为之作证的是泰晤士河，女孩的死进入了一个民族血脉传承的谱系，但为什么母亲河对此却持漠然的、不哀伤的态度？在这首诗中，我们找不到单一的、确定的语境框架，把少年之死的意义固定下来。诗歌的跳跃性使其意义极难确定。 最后是语言步骤，诗人之所以拒绝哀悼，就是拒绝话语行为，远离那种哀伤悲戚的陈词滥调。他称之为沉重的说教。他用声音的影子祈祷，其实就是无声地诉说，这种私语如同被烧死的女儿在母亲大地的怀中，与泰晤士河分享的最高的秘密。伦敦的女儿不过是一颗尘粒，现在却进入了永恒的队伍，同最初的死者深埋在一起，她进入亡灵的队伍，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礼赞了吗？第四节和第二节有形成了一种张力，第四节呼唤永恒，却似乎面临永恒的静默，那种冷峻看待死亡的眼光。 第二节则是在哀悼前的准备，他要进入圆形的天国，暗示死亡与生命的循环；他要播撒咸涩的种子，期待眼泪能生长出快乐的精神。诗人省略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话，也就是说，诗歌不会告诉我们想知道的一切。诗人看出了语言的陷阱，仍然纵身跳了下去。作为诗人，他除了用语言抗议和哀悼，他还能做什么？ 要理解这首诗，文本的结构和解构仍然是不够的，我们仍然要了解这首诗必要的背景。迪兰托马斯早期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酷现实，对生命的漠视、对人性的摧残强烈撞击他的心灵，他创作了系列表现伦敦惨遭轰炸的作品，这首《拒绝哀悼在伦敦大火中被烧死的女孩》，就是其中触目惊心的一首，标题第一个词a refusal赫然醒目，震撼人心。 全诗没有一处以热情激昂的语词赞美或哀悼死者，也没有以严厉悲愤的表达来谴责大轰炸这一罪恶的行径，他将创造性的想象与冷静的反讽结合起来，展现出拒绝哀悼的姿态背后所包含的复杂思想内蕴。光有哀悼是不够的，哀悼不能抹平人的伤痕和疑问。 这首诗之所以充满让人想要解构的诱惑，就在于诗人用语言的生硬组合和混乱跳跃，用意象的翻滚和流动，勾勒出人心的崩溃和茫然。他描述了黑暗、冷漠、残酷的力量，而又不断透露出一种倔强和不服，一种对世界无法理解的惊诧。 实际上，这首诗并不属于解构主义的诗作，诗人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沉重的，悲悯的，并不是在玩轻松的语言游戏。诗人以拒绝哀悼的姿态表达了哀悼的不可遏制。语言是不可控的，文本是不确定的，可是解构主义不能消解了一切价值。 据说有位美国的解构主义教授德·曼因为在纳粹资助的报刊发表了一系列反犹倾向的文化批评，而制造了一桩学术丑闻。解构主义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因拒绝权威和中心的审查而抵御专制和狂热及其引发的战争，但也可能因为相对主义的观念和嬉戏的态度，而让狂热和专制的东西乘虚而入，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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