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我作《全唐诗补编》

我生也晚, 刚进初中即碰上“文革”, 后来去农村种了八年田,20岁方见到《唐诗三百首》。对古典文学能有系统的了解, 还是1978年师从朱东润先生研究唐宋文学以后的事。

朱先生为学博大精深, 他要求学生一是读书面要广, 古今中外都应了解, 二是尽量读古人原著, 读全集, 不要仅读选本, 三是用自己眼光读书, 要能入木三分, 力透纸背。第一年讲唐代文学, 除了读正史, 读《通鉴》, 即将唐名家别集逐一读过。当时发现《唐诗纪事》所存高适《赠任华》诗,《全唐诗》不收, 以为仅属特殊之例。后来见《南京师大学报》刊孙望先生《全唐诗补逸》, 始知唐诗辑逸尚有可为。只是当时觉得唐代文学前人研究已多, 难以拓新, 故毕业论文决定作宋代, 先拟写刘克庄, 后改写欧阳修。在大量阅读两宋典籍时, 意外地发现宋人所著《会稽掇英总集》、《庐山记》、《严陵集》、《天台集》等书中, 存有不少唐人逸诗。我将这些发现告知孙望先生, 孙先生亦应允补入其大著, 后因《全唐诗外编》已付印而未果。

1983年初, 读到新出的《全唐诗外编》, 发现我所知逸诗, 尚有200多首未收。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是否有可能另做一本唐诗辑逸专著呢？

做辑逸不同于做选本。选本虽有眼光高下之分, 但有《全唐诗》和各家别集在, 总能选得出来。辑逸则只能录《全唐诗》及前人补遗未收之篇。然书海茫茫, 坠绪何寻, 各名家先鞭已着, 菁华毕呈, 我再作大海捞针, 能否有得, 颇费斟酌。

当着手之初, 我首先对《全唐诗》作了较全面的考察。此书存在问题, 刘师培、岑仲勉、李嘉言均有所揭示。周勋初先生撰《述<全唐诗>成书经过》, 揭出康熙中编此书时, 系以季振宜《全唐诗》为基础, 参取胡震亨《唐音统签》, 略加补订而成, 而季书初盛唐部分, 则几乎全用吴琯《唐诗纪》。我受以上诸家启发, 参据《唐诗纪》、《唐音戊签》、《癸签》等书, 对《全唐诗》用书情况, 作了大致的调查, 发现其用书虽涉及别集、总集、笔记、诗话、方志、石刻等诸多方面, 但除去自他书转引及小传、校订所引书, 作为录诗所据, 仅三四百种, 其中且多用《唐诗品汇》、《唐诗类苑》等后出书。胡震亨、季振宜等为辑录唐诗虽尽了终生之力, 且注重校订征实, 识见也迥绝时流, 但他们以私家之力, 所见毕竟有限,且生于明清之际, 朴学未盛, 不免受时风影响。康熙中开馆编修,但馆臣迫于时限, 仅能稍作补罅, 未曾广事搜罗。而作补遗诸前辈, 市河世宁仅取日本文献, 王重民专据敦煌遗书, 孙、童二家所取较宽, 且各有侧重, 但亦仅就所见甄录, 未事全面网罗。

同时, 我选取若干种前人已用书和未用书, 作初步的考察, 发现前人已用之书, 仍有遗漏未收之作, 特别是一些部轶较大、引诗较多的书, 尤易疏漏。而前人未用之书, 凡有引录, 则多为逸篇。存世唐宋文献, 前人仅用了比例并不大的一部分。自清中叶以降, 新出典籍尤多, 如海外遗书的回传, 孤本秘籍的面世, 敦煌遗书的发见, 石刻文献的出土, 佛道二藏的流布, 尤为荦荦大端者, 皆胡、季等人所不及见。

有鉴于此, 我决心程功数年, 尽可能全面充分地利用存世文献, 对传世唐诗作竭泽而渔式的网罗。这一想法, 得到了中华书局编辑部的支持。

辑逸务先明流传。唐诗人有别集者逾千家, 未结集者亦数以千计, 确如满天星斗, 灿烂辉煌。流传千余载, 别集原编存者仅百余种, 其余均如流星般亡失, 仅有零章断句, 因他书转引或其他途径而得存。这一过程, 我通过历代书志作了详细的考稽, 即据唐宋书目以了解唐人创作的总貌, 据宋元书目以了解宋元人得见唐集的情况, 据《四库提要》以降各书目以了解今存古籍概况。在这一基础上, 我确定了辑录逸诗用书的范围和原则, 即以唐宋典籍为主要依据, 以前人未用及近世新出典籍为重点, 对元明清著述则严加甄别, 除金石、方志类著作, 其他凡不具备第一手史料价值者, 尽量少用。而凡有征引, 则尽可能地追溯最早出处, 原书存者, 尽量不据他书转引。于宋元类书、方志等所存诗, 则以宋时其集尚存而今已逸者为重点。

要全面网罗, 所涉书数量之大, 远远超出最初的估计。回想起来, 先后检及之书, 总数超过5000种, 其中仅方志一类, 即达二千几百种（其中宋元方志40多种、明方志300多, 清及民国方志近2000种）。所涉遍及四部群书、佛道二藏、石刻碑拓、敦煌文献等各个方面。其中许多书, 为一般治文学者较少引用, 如医书、农书、相书等, 均有所得。对所用之书, 也尽量有所讲求。一是用善本、足本。如宋陈舜俞《庐山记》, 初见《守山阁丛书》三卷本, 无逸诗, 后检《大正藏》和《殷礼在斯堂丛书》所存五卷本, 得逸诗20多首, 但稍有误字, 复得《吉石庵丛书》影宋钞本, 始获写定。二是注意作者和年代的考定。如《灯下闲谈》, 传本伪题宋江洵撰, 我考定为五代中期人作, 洪迈已据以录诗, 我又录出十多首。《道藏》中许多书, 均要推定年代方能用, 为此化了不少气力。如《大还丹照鉴》, 我考出即《通志· 艺文略》所载《大还丹照鉴登仙集》, 后蜀广政中成书, 得以援引, 录诗30多首。三是不用后出伪托之书。如《唐人说荟》、《龙威秘书》、《唐代丛书》等所收书, 一概不用。但对早出而有伪作之嫌者, 如《清异录》、《云仙杂记》、《嫏嬛记》等,因其存录大量原始资料, 仍有区别地加以对待。四是于散逸之书而与唐诗关系密切者, 注意辑录逸文, 以寻绎线索, 如《景龙文馆记》、《集贤注记》、《洞微志》、《该闻录》等, 均作有辑本。五是凡有线索可循者, 即于相关书中广泛搜寻。如《金陵诗徵》云明刊六合县志中存唐末县令郑谤《六合怀古》诗32首, 因此而遍检今存明清各种六合、仪真二县志, 仅得21首。又如宋人集句诗, 颇存唐人残句, 即对宋元至明初的集句, 作了广泛的调查, 除《梅花衲》、《剪绡集》、《梅花字字香》等专书外, 还利用了散见各书的单篇之作。凡此虽皆已竭尽心力, 但为条件所限, 仍有一些散存各地的孤籍善本未获得见, 颇以为憾。

群书披检, 又谈何容易。据说有人能将全部唐诗倒背如流, 若然, 读书见诗时, 是否逸诗一目了然, 自极便利, 可惜从唐到今,尚未见承此任者。我自知生性驽钝, 记忆又逊, 只能化死气力, 用笨功夫, 每检一书, 皆将引诗与《全唐诗》逐条对检, 有则记出处于诗下, 以备查考, 无则录出, 暂以逸诗视之, 疑则存案, 以备他时考知。虽费时费力极多, 但也只有如此, 方能将前人遗漏之作检出, 如心存侥幸, 终不免网漏吞舟。如《文苑英华》、《唐诗纪事》, 均曾对检数千次, 而所得各仅数首, 《册府元龟》逾1000万字, 所得不足千字。最难披检的是《锦绣万花谷》、《舆地纪胜》《记纂渊海》、《合璧事类》等十余种南宋类书和地志, 部帙既大, 编次又乱, 所存丰富而又芜杂, 且唐宋混编, 引诗作者多不言时代,前人虽用过, 遗漏仍多。读此类书时, 我均将《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和《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置于手边, 遇不熟悉者, 随时检索, 反覆推求, 得到不少新发现。但即便如此, 仍有数百人时代不明, 只能不取。

数年检书, 殚尽心力, 但所得逸诗达4600多首, 新见作者600多人, 大大超过我最初的估计, 也超过前人辑逸诗的总和, 这是我在劳累之余, 极感欣慰的。特别是为许多名家补录了遗篇, 久逸不传之作一旦发现, 残句居然补出完篇, 所得遗诗可补史阙或有裨研究, 则尤感兴奋。

某书收某人诗而《全唐诗》其人名下不收, 未必即属逸诗。唐诗流传千载, 互见、传误、依托之作层见迭出, 仅《全唐诗》所收者, 即多达6800多首, 涉及作者960多人。致误原因, 极为复杂。友人佟培基撰《全唐诗重出举正》, 列出22种类型, 还不包括六朝及宋元诗误为唐诗者。如果说重出互见诗尚可推知原委, 而依托疑伪诗则更难究诘。辑录逸诗而不加甄辨, 势必错伪迭见, 不便读者。我于1984年写《<全唐诗>误收诗考》、《<全唐诗>补遗六种札记》, 即希望通过清理前人工作, 吸取经验教训。辑纂之时, 于此尤加留心。见有重出, 尽量考辨, 凡《全唐诗》是而他书非者, 一概不取。如《唐集叙录》记北图存明正德刊卢纶诗集中, 有十多首逸诗, 我请友人代为钞出, 但细审全为项斯诗, 虽得来不易, 也只能全部舍弃。有时去取之间, 极费斟酌, 在证据不足时, 仍予兼存, 以求稳妥。

但要完全避免重收误收, 实在很难。《全唐诗》每句或每字索引, 近年已编成, 只是还无法利用。唐诗与六朝及宋明诗相混者,则根本无从检索。在缺乏科学系统的检索手段时, 我只能利用现有条件来解决, 缺漏在所难免。在《全唐诗补编》同时完成的两部分中, 《外编》修订本的错误相对来说较少些, 除了学界同仁已有考订外, 此部分已有成书, 存疑未决诸端于读书间较为留心, 故得多获解决。而《续拾》情况则与此不同, 诗为陆续辑得, 后得者于定稿时尚无充分余裕以推敲考定。

与辨伪相比较而言, 断限、编次、辨体、小传等项, 似较简单些, 其实也不尽然。就辨体来说, 要区分诗、文, 中学生即能胜任, 但全面处理文献, 就不一样了。在诗、文之间, 有铭、赞、颂、箴等一大批韵文, 按传统分类法, 均应属文。前人或将《全唐文》已收的此类作品编为逸诗, 显然不妥。但唐人歌诗, 又确有以铭、赞等为题的。镜铭为文, 而唐镜有以庚信诗为铭的, 其余五、七言铭, 也应视为诗。这些都应区分对待。再如释氏偈颂, 道家章咒, 《全唐诗· 凡例》谓“ 本非歌诗之流”而不取, 其实仅着眼于教化, 将胡震亨已辑出的王梵志诗也一齐删却。我在读释典时发现, 自盛唐以降, 僧人偈颂己渐趋诗律化, 唐人于诗、偈有区别,也常混用, 更何况许多弘法之作, 本即以歌诗为题。道教歌诗, 包括托名神仙之经颂、斋醮祝咒之赞辞、修仙炼丹之歌诀等, 不能统称章咒。这些方面, 拙辑在体例上均略有变通。对此, 学界近年看法已渐趋一致。

作者事迹, 如正史有传, 或已编有索引者, 考寻较易。但无传记资料者, 勾稽要困难得多, 有时只能偶然得之。如敦煌残卷存萧沼边塞诗一首, 事迹遍寻无着, 只能收入无世次卷。偶检《唐诗纪事》, 岑参有《天山雪送萧沼归京》, 始知其为岑参北庭同僚, 而《全唐诗》及各本岑集, 皆误作“ 萧治” 。再如《会稽掇英总集》收薛苹、崔词同题诗, 崔词事迹无考, 拙辑推其与薛苹同为元和中人。近读《嘉泰会稽志》, 始知为开元中人。似此有待推敲者必还有。断限包括时、空两方面, 《补编》于此均严加把握。由隋入唐或由五代入宋者, 仅取在唐五代之作, 特别是后者, 为数较多, 已有《全宋诗》, 不必兼收。而日本、新罗人, 仅存在唐所作诗。《外编》原录日本人诗50多首, 为日本君臣与渤海使唱和而作, 修订时全部删去。日本奈良、平安时期汉诗, 今存数千首, 虽受唐诗沾溉, 与唐诗毕竟有别。

拙辑编次采取以卒年为序排列, 此法为杨守敬所倡, 逯钦立已用。唐诗人卒年可考者较生年可考者为多, 且作品存者也以中晚年为多, 这样编次较能反映唐诗创作的过程, 不足之处是年辈晚而享龄短者, 不免要排在年辈高而耆寿者之前。

拙辑经始于1983年, 至1985年完成初稿, 1988年修订定稿, 并与修订后的《外编》合为《全唐诗补编》, 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十多年, 是国内唐代文学研究空前繁荣、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时期。拙著得以完成, 是与充分利用这些成就分不开的, 我也希望自己的努力对唐诗研究的继续深入有所裨益。

前人说校勘如扫落叶, 无有竟时。辑逸更难于校勘。而为一代诗歌补遗, 实在是一件吃力而不易讨好之事, 要想全无错误, 几无可能。因这一工作有两条标准, 即求全和求是。求全则要网罗无遗, 但必致泥沙俱下；求是务必审核无误, 但文献复杂, 大量疑似之作必难臻此。二者显然难以共容。虽然, 尽量臻于完善, 一直为我所向往。《补编》定稿后, 我曾三番五次地补订, 给责编带来很多的麻烦。书出版后, 仍时见有不足处, 友人也频有见告者。我想, 今后仍会有更多的新得。现在,《全唐五代诗》已开始编纂。《补编》未臻完备处, 希望《全唐五代诗》能有妥善的处理。

我向学虽已十多年, 但至今不知门径何在。研究之课题和程度, 虽较初时广泛深入得多, 但常不免有为学愈进，所知愈少之感, 如行十里雾中, 只能摸索前行。《古典文学知识》编辑部约我谈治学门径, 我只能将《全唐诗补编》成书的过程写出, 希望有助于读者利用该书。如读者能从中读到一些于治学有用的内容, 我也就感到释然了。

——以上转自网络，并下载原刊（载《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3期第9-15页），稍微校对一过，修正几处误字。以下摘录自《 寂寞出学问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秦绍德：做学问，首要的是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又用了11年时间做了《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校勘、辑录、订正，既有文字“小学”，也有考据之学，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尚君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一到夏天，那时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因为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他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