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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中旬，张鼎丞、邓子恢得到一张汕头出版的《星体日报》，一行特大字号的标题赫然入目：'蒋介石西安被扣，张学良抗日主张。'从中，他们获悉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不久，他们又从香港来的报纸上读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新闻。 张鼎丞、邓子恢预感到中国革命已经进到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兴奋地揣摩着即将到来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 但是，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与中央失去联系已经一年多了。为了适应历史性的大转变，大家一致认为迫切需要派代表向党中央报告工作，请求党中央对闽西南斗争给予新的指示。军政委员会当即派方方赴延安完成此项使命。方方出发不久，闽西南地区的局势因'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37年5月间，驻香港的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通过闽南红三团转来了给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封信。指示：在目前新的形势下，中央的方针已经由抗日反蒋变为联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在永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根据南委来信精神，在闽西南开展和平运动，推动粤军和国民党当局与红军游击队合作抗日。 张鼎丞、邓子恢以个人的名义，分别向漳州、厦门、汕头、潮州、香港、广州、南雄、赣州各地的同乡会、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同学、亲友等写信，陈述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愿停止内战，停止土改，希望他们多方推动当局参加谈判，共同抗日。 这一步骤在闽西造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日声势，街谈巷论处处是要求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呼声，就连自诩反共十多年的龙岩大绅士郑笔生，也在闽西旅漳厦同乡会的一次士绅会议上说：'我反共反了十多年了，反不了，今天我也赞成和平，难道你们还有比我更好的办法吗？' 这时，原国民党十九路军的营长谢再发，从香港返回闽西家乡。谢再发出身贫苦，参加过福建事变，并曾与闽西共产党组织有过密切联系。十九路军被蒋介石瓦解之后，谢再发不愿受编，把跟随自己的几十个人转给了龙岩地方红军，只身前往香港避难。他这次回来，准备利用他与粤军的老关系，促成闽西南国共合作。 闽西南的国共合作抗日谈判，比赣粤边游击区的谈判要早三个月。为了在谈判中留有余地，争取主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先派谢育才与粤军作一次试探性接触。 1937年6月15日，谢育才在谢再发陪同下，由龙岩适中到达漳州，面见粤军一五七师师长黄涛，黄涛对红军代表的到来，虽然表示欢迎，但并未作出实质性的承诺。他要谢育才回到闽西去，同驻龙岩的他的部属四六九旅旅长练惕生作具体谈判。谢育才与练惕生达成练惕生与张鼎丞或邓子恢举行正式谈判的协议。 7月10日，邓子恢、谢育才在谢再发的陪同下，乘汽车进入龙岩县城。'群众闻讯，夹道欢迎，满城鸣放鞭炮庆祝。' 谈判在粤军四六九旅旅部举行。开始非常顺利，但最后在红军集中点编地点上发生分歧。邓子恢警觉到国民党坚持要红军集中在同一地点、包藏着阴谋缴械和扣留红军游击队的祸心，因而坚持红军分地集中。 正当谈判相持不下之际，从闽南传来红三团在漳浦陷入敌人预设的奸计，被包围缴械的惊人消息，邓子恢为此向粤军提出严重抗议，指责黄涛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为了顾全大局，防止亲日派从中捣鬼，邓子恢仍然克制了激愤的感情，坐到一起谈判。他指出：'由于贵军背信弃义，制造漳浦事件，部队很不放心，因此坚持分地集中。兄弟个人是相信在闽西不会有漳浦事件发生，但对部队很难说明。' 经过邓子恢坚决斗争，练惕生不得不同意了邓子恢的意见，订立了口头协定，商定红军游击队从8月13日开始，分别在白沙和下洋、芦溪集中。 7月29日晚，邓子恢与粤军代表练惕生，国民党专署代表张策安三方，在龙岩商会就正式谈判条文达成协议，签字生效。 8月中旬，闽西各地红军游击队基本集中完毕，下旬，部队分头在集中地点点编。这时，练惕生旅已离开龙岩开赴前线，国民党在龙岩成立师管区，由徐思宗任师管区司令。 点编那天，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派代表来到闽西，和徐思宗一起，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办事处（国民党方面称之为'张、邓部队办事处'）主任谢育才陪同，来到红军集中地点点编，并分别代表军政当局讲话。 邓子恢在点编大会上以红军代表身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向全体指战员阐述了党和红军在目前形势下的斗争目标和战斗任务： 同志们，本年来我们所努力的和平，现在已经实现了，今天我们部队在此集中受政府点验，编成正规部队。我们现在已经抗日有路了，应该更加提高我们顽强抗敌艰苦奋斗的精神，加紧军事政治训练，使我们部队，成为更坚强的抗日武装。我们每个战士，应时刻准备着我们的血洒到华南抗日最前线去。……同志们，我们是阶级的队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是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我们没收过地主阶级土地和财产，我们打了不少土豪，过去我们是两个阶级的对立，但现在此民族危亡面前，这种阶级敌对现象，是不能容许的，民族利益高于一切，阶级利益应该服从民族利益。……同志们，和平已经实现。抗战已经爆发，配好我们的枪弹，磨利我们的刺刀，准备我们的血……进攻我们的敌人一'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拼个你死我活吧，我们要准备着比以前更残酷更艰苦的斗争，来完成我们抗日救国的艰苦任务，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胜利。 可是，当红军游击队点编并换上国民革命军的服装后，徐思宗和国民党龙岩专署专员张策安秉承陈仪的意旨，玩弄新的花招，要红军游击队编为省保安团，才能发给军饷。 对此，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向徐思宗、张策安严正指出，红军游击队的番号只能改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政府当局若不发放军饷，义勇军便不停止征借运动，徐、张只好承认这个番号。至于军饷问题，双方争执多时，最后才肯发给少量经费。 1937年10月初，在上杭白沙召开了中共闽粤边区代表会议，由延安回来的方方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决定撤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选举成立了中共闽粤边特委领导机关，由张鼎丞任特委书记，邓子恢任宣传部长，方方任组织部长，谭震林任军事部长。 10月下旬，日寇侵占金门、厦门，漳州处于危急之中。10月28日，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给粤军一五七师师长黄涛、旅长练惕生等发出'快邮代电'，指出：'暴日横竹，金门失陷，消息传来，全闽震愤。……凡我军人，都应一致奋起，杀敌御侮，以救危亡。'强烈要求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开赴漳、厦抗日前线，与友军协同作战，抵抗日寇进攻。 陈仪通过粤军一五七师师长黄涛给义勇军发来电报，声称准备派汽车来接运部队到前线，企图将计就计，乘机缴红军游击队的械。 闽粤边特委经研究分析后，认为陈仪令黄涛派车来接运的用意不善，其目的是想重演'漳浦事件'，并吞红军游击队。于是，特委复电黄涛：'一、知道前线紧张，立即整装待发；二、行军路线:取道永定、平和转漳浦，到达东山前线，不经过漳州城；三、我们步行，请不必派汽车来接；四、划出一定防线，以便与粤军并肩作战。'同时，特委还大量印发《告别闽西父老书》，以示义勇军抗日决心。 黄涛接到电报后，知道义勇军不易就范，又害怕义勇军开到闽南扩大政治影响，于是只好打消吞并的念头，复电义勇军：'静待命令，不可擅自行动！' 然而，陈仪吞并之心不死，11月间，又派代表李伟夫专程到达龙岩，面见邓子恢，要邓子恢带队伍到龙岩城里接受'检阅',阴谋趁'检阅'之机扣留这支抗日武装。 邓子恢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与丘金声只率领驻白沙的抗日义勇军1个营，开到龙岩南门外溪南飞机场附近安营扎寨，与龙岩城隔河相望，为了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和绑架，他们在部队周围布置了严密的警戒，派出了联络哨。 第二天早晨，邓子恢与谢育才泰然入城，会见李伟夫。李伟夫一开口就要邓子恢跟他去福州见陈仪，并力劝邓子恢将部队改编为保安团。邓子恢早已成竹在胸，准备好了对付的办法。他婉言拒绝了陈仪的邀请，并说：'我们是服从上级的，编制大事，我们边区党委无权决定，兄弟个人不能作主。既然陈主席有这种意思，最好请他转请蒋委员长与党中央商定，兄弟一定服从。'李伟夫听了邓子恢这一番不卑不亢、柔中见刚的话，只得作罢，当天就离开龙岩。返回福州向陈仪复命。 陈仪恼羞成怒，指使龙岩专署专员张策安停发义勇军的军饷和经费。中共闽粤边特委便先向龙岩商会和地方富豪借军费，说明待当局发钱后立即奉还。用这样的办法，既解决了部分军费，又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 1938年1月，遵照新四军军部的决定，闽西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组编时约2000人。 1938年2月间，新四军二支队所属各部奉命从各地区移驻龙岩向白土集结待命。 白土是邓子恢的家乡，由于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邓子恢很少回家，事实上，他早已无家可归。1929年和1931年，国民党军两次纵火焚烧了他家祖辈留下来的那座大院，连同他家附近五六户本族人家的房子也被夷为平地。如今，邓子恢以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公开返回故乡，乡亲们自然很高兴，都来看望他。 白土一时成了令人瞩目的抗日运动中心。 闽、粤、赣边区各地党组织，漳、厦、潮、梅的抗日党派和爱国知识分子，在海外的闽、粤两省的爱国侨胞，都纷纷前来寻找关系，或投奔红军参加抗日战争。 中共闽粤边特委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及时在白土办起了大规模的训练班，培养抗日干部，或派往各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或充实二支队队伍。 这一行动把陈仪、张策安辈搞得寝食不安，想把二支队早早打发走，为此特地给二支队送来600元开拔'茶水费'。其用意是：'用三支香两张纸，送你们共产党红军快快上前线，让日本的飞机大炮消灭掉。' 1938年3月1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率领新四军二支队1000多抗日健儿，离开白土，北上皖南。留下方方、吴作球、魏金水、范乐春、刘永生、伍洪祥等领导闽粤赣省委坚持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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