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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奎刚作品《回家的路》 “海峡浅浅，明月弯弯。一封家书，一张船票，一生的想念。相隔倍觉离乱苦，近乡更知故土甜。少小离家，如今你回来了，双手颤抖，你捧着的不是老兵的遗骨，一坛又一坛，都是满满的乡愁。”
2012年，感动中国节目现场，在主持人念完这段颁奖辞后，一位耄耋老人笔直地站在台上，挥舞着奖杯向电视机前海峡两岸的同胞致敬。
30多年来，他将200多名老兵的遗骨，从台湾带回大陆。他用一生的时间“回家”和帮别人“回家”，他叫高秉涵。他的故事，让人落泪。
悲莫悲兮生别离
1935年，高秉涵出生于山东菏泽高孙庄村，一个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
高秉涵的外祖父名为宋绍棠，清末曾赴日本留学，并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革命元老。家族中多人就读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一流名校。
他的母亲名为宋书玉，与丈夫携手投身乡村教育，创办了当地第一家新式小学。1948年，高秉涵的父亲在一场地方冲突中被枪杀，与此同时，高秉涵的大姐正在被毛主席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
父亲去世后，母亲担心高秉涵的安危，带他去父亲的坟前磕了三个头，随后交给他一个包裹，里面有一张初中新生入学通知书、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20块袁大头，让他投奔南京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马车上，车上共有十几个同学，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临行前母亲在他耳边反复叮嘱：“记得跟着人群走。你要活着，娘等你回来。”
马车启动，高秉涵手里捧着外婆给的大石榴。离肠宛转，也许母亲感觉到了，这一别再难相见，又贪恋地叫了一声儿子的名字，向他挥手，他没看到。
旁边的同学拍了拍他，“你娘在和你打招呼。”年幼贪食的高秉涵又低头咬了一口石榴才回头看，可就是这一口的工夫，马车拐弯，他看不到母亲了。
自此以后，高秉涵一辈子也没能再见母亲一面，也没再吃过一口石榴。
到南京没多久，学校就因国民党的败退而解散了。高秉涵一直记着娘说的话：“跟着人群走。”他跟着人群在华南、华东多处流亡。直到1949年10月，他到了金门的一处海滩，那里停靠着两艘轮船。
14岁的高秉涵此时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到底是什么。
窄窄的船票
当时海滩上有十几万人在等船，但只有两艘轮船，每艘最多装一万人。天亮时登陆舰靠岸，人群像发了疯一样地往上挤，挤不进去就向上爬，压住其他人向里冲。
高秉涵肩膀一沉，原来是有一名士兵拿着枪托拼命地压他的肩膀，想踩在他身上登船。这时一名军官对着士兵开了一枪，救了他。
高秉涵完全是被人挤上船的，两只鞋子不知所踪，脚没有踏过地面，踩的都是人，不知是死是活。
闸口即将关闭，还有很多人在闸口推挤。没多久，厚重的闸口毫不留情地合上了，有的人头被夹了下来，有的人夹断了一条腿。到处都是叫声，受伤的人撕心裂肺的呼喊声，没上船的人绝望的惨叫声，无数痛苦的声音交杂在一起，什么都听不清楚。
有些没挤上船的士兵，端起机枪对着船上的人打，一梭子弹打完，甲板上死了一大片人，又一个炮弹过来，又死了一大群人。
高秉涵躲在船舱的厕所里，狭小的空间共挤了七八个人，动都动不了。
他就这样“踩着尸体”到了台湾，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舰。
绝处逢生
船靠岸，高秉涵才知道，这里是台湾，自己离娘越来越远了。
此时的台湾无力负担百万人潮的涌入，没人顾得上一个举目无亲的孩子，高秉涵的日子难上加难。他在火车站广场上露宿近两个月，饿了就到垃圾桶找残羹冷炙，和野狗抢食。
天无绝人之路，在距离山东千山万水的台湾，高秉涵竟偶遇了自己的小学校长。他哭着和校长说：“我想娘，想回家。”
校长却毫不婉转地告诉他：“这辈子也不一定回得去了，赶紧读书吧，别把上学耽误了。”
就这样，高秉涵在校长的帮助下，凭着母亲当年塞给他的初中录取通知书，上了中学。
日子渐渐安稳下来，一天天地过去。每当思乡之情无法抑制时，高秉涵就会一个人跑到山上，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的方向大喊：“娘，我想你。”
金门逃兵案
经过了6年的半工半读，高秉涵考上了台湾某管理学院的法律系。日子开始步入正轨，他不用再为吃发愁了，不久又成了家。
1963年，高秉涵成为一名法官，审理的第一个案子令他永生难忘。
1963年冬天，一名郑姓士兵在金门值岗时抱着一只轮胎，跳入了冰冷的海水中游了一夜，想游回对岸的厦门老家，看一眼妈妈。
第二天早晨，他终于到岸了，举起双手和对面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可他没想到的是，因为海水回流，他又被冲回了金门。
根据台湾当时的《陆海空军刑法》第九十七条，这位想家的士兵是逃兵，当判死刑，高秉涵作为法官，无可奈何地在判决书上盖了章。
其实这名士兵并不是自愿入伍的军人，而是厦门的渔夫，有一天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抓药时被抓壮丁，强制入伍。
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4天，为了补充兵力，国民党军队从当地带走13000人，岱山两万多人口中，带走4000人。
明知逃亡的后果是死刑，这名郑姓士兵还是想拼死一搏。只因他在金门值岗的哨位上，天气好时可以看到自家的村庄。
临刑前，这位士兵将自己十几年前出门买的、早已变成粉末的药片交给高秉涵，希望他有一天能送到自己母亲的手上。
高秉涵黯然泪下，他扪心自问，如果换成自己会怎么做？会比这位士兵逃得还要快！还要早！高秉涵向他承诺，自己会把他的骨灰和药片带回他的家乡。
枪毙之前，高秉涵给这位士兵准备了一盘肉，一盘菜和一大瓶高粱酒，可他根本吃不下。高秉涵拍拍他的头：“把这个酒喝下去。”
逃兵看看高秉涵，仰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枪决马上就要执行了，高秉涵理应马上离开，他却说：“等一下。”
就这样等了几分钟，等到浓烈的高粱酒让这名逃兵醉了，高秉涵才离开。事已至此，他却只能用“等一下”这三个字，来爱护和自己同命相怜的苦命人。
两岸开放后，高秉涵第一件事就是去厦门，他想找到这个逃兵的母亲，替这个逃兵行孝。但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
家书抵万金
在离开家整整31年后，1979年，高秉涵写下了第一封家书，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
信中写道：“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经过一年漫长的等待，家书终于回到高秉涵手中。他攥着信，迟迟不敢打开，生怕看到不好的消息，就让太太念给他听。
“母亲已于1978年去世……”听到此处，高秉涵哽咽了。弟弟在家书中写道，“每年除夕晚上，妈妈都会泪流满面地在她旁边放一副碗筷，嘴里念着，春生（高秉涵小名），不管你活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妈吃个饭吧。”
弟弟还说，母亲的枕头下面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高秉涵小时候的照片，一个是他穿过的小棉袄。
高秉涵还记得当年母亲做小棉袄时哼唱的曲子，“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在高秉涵看来，冷风冷雨就是大时代洪流的冲击，而寒衣就是他的妈妈。
故乡的一捧土
高秉涵是菏泽同乡会的第一任会长，老乡们彼此抚慰着无处安放的乡愁。
1982年，一名曾流落台湾，后移民国外的老乡，为100多名菏泽老乡带来了3斤菏泽的土。高秉涵作为同乡会长，给每人分了一汤匙土，众游子手里捧着故乡的土，有的喊爹娘，有的磕头。
高秉涵因分土有功，多分了一汤匙。他将一汤匙土小心翼翼地存在保险柜里，另一汤匙土分七次，混入水中喝了下去。故乡的土，是治思乡病的最好良药。
一些同乡会的老兵委托年轻一些的高秉涵，如果自己没能活着等到“路通了”，就帮他们把骨灰带回家去。
高秉涵含泪承诺。未来的几十年，他不负所托，先后将二百多名老兵的骨灰，从台湾带回家乡。全国各地的都有，从广东到新疆，血脉相连，落叶归根。
每个骨灰盒都重达10公斤，无论路途多遥远，高秉涵都要亲自抱着才安心。他们曾无比珍视故乡的一匙土，如今也要变成故乡的一捧土，高秉涵要亲自带他们回家。
活在等待里
每一盒骨灰的背后，都有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
1948年，山东菏泽的桑顺良和肖娟娟私定终身。9月，桑顺良前往徐州警校学习，不料时局动荡，桑顺良随校迁至台湾，与肖娟娟失去联系。
桑顺良长得精神，又是警察，有很多的追求者，但他一直不谈女朋友，因为在远方，他的未婚妻还在等他。
1978年，桑顺良罹患肝癌，在遗书中嘱托高秉涵，“将来若能找到肖娟娟，她还活着且没有结婚，就请把骨灰转交给她；如果肖娟娟已经死了，就把骨灰埋在她的墓旁边。”
1991年，高秉涵首次返乡就找到了肖娟娟，将桑顺良的骨灰亲手交给了她。此时的肖娟娟已到了风烛残年，也是一直没有结婚。
随后，在高秉涵的见证下，桑顺良和肖娟娟举办了一场冥婚仪式，多年等待终成夫妻。几个月之后，肖娟娟也寿终正寝。村民们按照桑顺良的遗愿将两人合葬一穴。
这件事也让高秉涵更加明白，自己捧着的骨灰盒，有多么沉重。
近乡情更怯
1987年，两岸探亲终于开放。1991年5月，高秉涵再次踏上阔别四十余年的故土，可站在村口，却迟迟不敢向前。
半个小时后，一位老乡过来搭话，“你找谁？”
再度听到熟悉的乡音，高秉涵愣住了，瞎说道：“找人，找春生……”
老乡说：“春生啊，春生几十年前就死了。”
高秉涵仔细一看，才发现面前的老人，是自己儿时的玩伴。两人相认后，相拥而泣。
回到儿时的家中，高秉涵的弟弟拿出保存完好的母亲做的小棉袄。高秉涵看到后，扑通跪在地上，边磕头边大哭，“春生兑现了承诺，我回来看娘了。”
悲莫悲兮生别离，少小离家，终得回。
现如今，高秉涵还在尽余生之力，帮更多的老兵们“回家”，因为他们曾说，“做游子，不做游魂。” 工作信箱：56879224@qq.com 微信同QQ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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