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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在公元前208年，楚怀王派出两路大军征讨秦国，一路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统兵北上救援赵国。另一路是武安侯、砀郡长刘邦凭借“宽大长者”的身份，统兵西征，入关灭秦。刘邦从砀郡出发，狂奔百里到了颍川郡的阳城，“攻秦壁，破其二军”，直逼洛阳。但史书的下一句记载是——“沛公攻破东郡尉於成武。”成武在东郡和砀郡的交界处，现在的山东菏泽境内，距离颍川郡阳城足足有几百里。这意味着，刘邦在阳城遭遇惨烈的失败，被迫放弃刚打开的局面，一路后退几百里才保住有生力量。大胜大败之下，便发生了另一件事：“沛公引兵至栗，遇刚武侯，夺其军四千余人，并之。”刘邦遇到魏国将军、刚武侯柴武，直接兼并了他的四千人马，纳入自己麾下。这么做非常不符合“宽厚长者”的身份，但是没办法，如果刘邦不兼并柴武，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 公元207年2月，刘邦统兵北上，招降拥兵千人的彭越，两人联手攻昌邑县，结果因为兵微将寡，昌邑一直攻不下来，于是刘邦继续向西寻找机会，彭越则留在原地打游击。 随后，刘邦在砀郡雍丘县，遇到“高阳酒徒”郦食其，因为郦食其和附近的陈留县令关系不错，便借机进入陈留县城，里应外合之下，帮刘邦夺取陈留县。三月，沛公攻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熊会战白马，又战曲遇东，大破之。四月，沛公南攻颍川，屠之。因张良，遂略韩地。时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南，战洛阳东。军不利，南出轩辕，张良引兵从沛公。刘邦没有攻破开封，却在三川郡中牟县曲遇聚的野战中，击败秦军。刘邦攻克颍川郡首府阳翟，却在洛阳东面，被同样想入关争关中王的司马卬击败，经缑氏县境内的轩辕关南逃，整军休整。这个地方，离颍川郡阳城非常近，基本上又回到了西征的起点。
从这些地名就能看出来，刘邦西征将近一年，依然在河南一带转悠，而且是胜败相间，根本没有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而此时项羽已经打完“巨鹿之战”，被拥立为诸侯上将军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刘邦到了人生中最大的福地——南阳郡，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公元前207年6月，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略南阳郡”，陆续扫平南阳的县镇关隘，秦国的南阳太守退到宛城，孤立无援，刘邦统兵“围宛城三匝”，7月，刘邦封南阳太守为殷侯，以招降纳叛的方式夺取宛城。刘邦统帅旧部和南阳兵马继续西征，攻丹水县、破武关、9月击败峣关的秦军攻克蓝田县。10月，刘邦兵临霸上，秦王子婴乘素车白马出降，秦国灭亡。从茫然无措到入关灭秦，刘邦仅仅用了五个月，其间的转折点便是南阳郡。 南阳郡处于南阳盆地，自西向东被秦岭、伏牛山、桐柏山环绕，中间又有一条南北流向的白河穿过，整个南阳盆地，可谓是群山环绕大河奔涌。群山环绕，意味着南阳盆地是独立的地理单元，乱世争霸的势力一旦进入南阳盆地，割据自立也好，做为东征西讨的战略支点也罢，都是可以的。白河奔涌，意味着南阳盆地可以沟通南北，随时可以通过白河，把盆地南北的物资和兵员运到宛城，做为战争储备。而自南阳郡的宛城出发，向西不到百里便是丹水。丹水是南阳盆地和关中的必经之路，丹水县和武关都是依赖丹水而存在的。 早在春秋时期，武关属于晋国，晋国便能堵住秦国向东南扩张的步伐。晋国衰落后，楚国夺取武关，楚国又做了秦国的东南守门员，只要楚国不放行，起码在东南方向，秦国就出不了关中。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逐渐夺取武关，随时可以兵临南阳盆地，这才拿到针对楚国和韩国的战略主动权。“自武关而至长安四百九十里，多从山中行，过蓝田始出险就平。夫武关之於潼关，犹阴平之於剑阁也。然阴平僻而险，武关径且易，故尤能为秦患。”大意就是，从武关到长安都是山间行走，但道路平整容易通过，只要攻破武关，就是打开了关中的门户，可以直接冲到长安城下。所以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扫荡南阳，便拿到了灭秦的第一张门票，统帅旧部和南阳兵马，沿丹水西进攻破武关，就拿到灭秦的第二张门票。经四百九十里的山路抵达霸上，逼的秦王子婴出城投降，便完成灭秦大业，和“巨鹿之战”后的项羽并驾齐驱。如果说项羽成为西楚霸王是依靠勇武和战术，那么刘邦能成为汉王，南阳的地理条件起码占了一半的因素。秦汉时期的主旋律是东西争霸，南阳便格外重要。三国以后南方势力崛起，东西争霸夹杂了南北争霸，于是同在南阳盆地的襄阳，也越来越重要。襄阳是南阳盆地的南部大城，正好处于白河和汉水的交界处。 通过白河，襄阳可以和南阳直接联系起来，从南阳再向北走一段，便是象征天下正统的中州洛阳。 而汉水发源于汉中盆地，经汉中、安康、十堰、襄阳、钟祥、武汉流入长江，沿着长江继续向东，便是东南重镇——南京。汉中是陈仓道和金牛道的交汇点，在“蜀道难于上青天”的古代，陕西和四川的联系必须经过汉中，而陕西、四川又和甘肃紧密相连，不论是征召六郡良家子参军，还是通过丝绸之路做贸易，都绕不开甘肃。因为汉水的关系，襄阳和汉中产生了直接关系，并和长安、成都、河西走廊产生了间接关系。南京是依山傍江的东南重镇，沟通淮南、浙江、江西的核心要地，每个江南王朝的定都首选。但从乱世争霸的角度来看，南京的诸多缺点之一便是长江无险可守，一旦北方政权渡过长江，南京就要面临失陷的命运。因为汉水和长江的关系，襄阳可以通过水路，顺流而下直抵南京。结合整个中国地理来看，从洛阳到武汉，从甘肃到南京，正好形成“十字型”的交通格局，而襄阳正好在“十字型”的交汇点上。所以在南北争霸的时代，襄阳的地位比南阳更重要。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写了两段话，足以说明襄阳的重要性——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自昔言柤中之地为天下膏腴，诚引滍、淯之地，通杨口之道，屯田积粟，鞠旅陈师，天下有变，随而应之。所谓上可以通关陕，中可以向许洛，下可以通山东者，无如襄阳。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北争霸时代，襄阳的得失便关乎政权的成败。南方政权往往要在汉中、襄阳、淮河一带部署重兵，和平时借助大山大河拱卫防线，北伐时便兵分三路，同时进攻陕西、河南、山东，在万里战场上同时作战，寄希望于恢复中原。北方政权要一统天下，便需要南征，因为汉中和淮河是攻防重点，又有秦岭和淮河阻挡，往往不容易成功，于是最佳的突破口便是襄阳。一旦攻克南阳，四通八达的南阳盆地便是骑兵驰骋的战场，攻城器械也容易运到襄阳城下，攻破襄阳是指日可待的事。襄阳城破以后，北方政权的兵马可以分成两路，一路沿着汉水南下，扫荡荆州、宜昌、秭归等地，夺取三峡地区，堵住四川的门户。另一路进入随枣走廊，夺取枣阳和随州，然后兵临武汉。因为襄阳、荆州、武汉之间有座大洪山，所以三座城市是相对独立的，遇到战争很难互相支援，那么北方政权自襄阳出兵南下，荆州和武汉便很难避免“各个击破”的命运。 做到这一步，南方政权的防线便全盘崩溃，南京已是囊中之物。正因为襄阳的特殊地理条件，三国以后的很多次大战都爆发在襄阳，或者说南阳盆地，几乎每次都能对历史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公元219年，孙权统兵北上攻合肥，曹操的大部兵马都调往东部——“时诸州兵戍淮南”，这就导致曹操的西部兵力空虚，于是关羽命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县，关羽亲自统兵北上，进攻驻守樊城的曹仁。樊城是襄阳的一部分，城池在汉水以北，故而襄阳也称为襄樊。关羽之所以这么做，归根到底是要攻克襄阳，拿到讨伐曹操的主动权，进而攻克许昌和洛阳，刘备则自汉中出发攻克长安，两路大军会师于中原，完成兴复汉室的伟业。“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宛是南阳，洛是洛阳，关羽就是这个荆州上将，他进攻曹仁夺取襄阳，就是为了出兵宛、洛。他北伐之后，趁着大雨水淹七军，逼降于禁斩杀庞德，并乘坐大船包围樊城。在这样猛烈的攻势下，曹操任命的荆州刺史胡脩、南乡太守傅方都投降关羽，许昌附近的陆浑县民孙狼，也起兵攻杀陆浑县主簿，归附关羽。有了他们的示范效应，结果就是“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逼的曹操都准备迁都避关羽的兵锋。如果能趁机攻克襄阳，和许昌以南的义军联合起来，曹魏可能就不会出现了，关羽便立下兴复汉室的第一功。在曹操、刘备、孙权三足鼎立的格局下，孙权不愿意刘备阵营过于强大，便趁关羽进攻襄阳、曹操兵力西调的时机，命吕蒙白衣渡江攻克江陵，“荆州将吏悉皆归附”，截断关羽的退路。关羽无奈之下退守麦城，准备找机会回成都，结果刚出城，就被孙权麾下的马忠俘虏、斩首。不过孙权阻止了关羽攻取襄阳兴复汉室，导致曹操彻底巩固了南阳和襄阳，这也为数十年后的西晋灭吴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可谓是该来的迟早会来，你躲都躲不过。 “靖康之变”以后，宋高宗赵构成立了南宋，宰相李纲就说：“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议赵构定都长安，实在不行的话，襄阳可以做备选都城。赵构没有听李刚的建议，一路南下，最终选定临安为都城。相比李刚的定都建议，岳飞提出的是军事建议：“襄阳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宜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所谓襄阳六郡，指的是襄州、郢州、随州、唐州、邓州、信阳军，按照当时的行政规划，大致范围正好是以南阳、襄阳为核心的南阳盆地及随枣走廊。 岳飞的军事建议，没有触及到赵构的生命安全，便允许岳飞收复襄阳六郡。公元1134年，岳飞统兵击败李成，把襄阳六郡收归南宋朝廷，随后又提出“六郡地皆膏腴，苟行营田，其利甚厚”的建议，得到赵构的同意，开始在襄阳六郡屯田练兵，为将来的北伐做准备。公元1140年，准备数年的岳飞，统兵自襄阳北伐，一路高歌猛进收复大片失地，抵达汴梁附近的朱仙镇。在岳飞的猛烈攻势下，沦陷十余年的河南地区义军蜂起，和岳飞的北伐军遥相呼应。然而正在岳飞气势如虹的时候，赵构认为，战场胜利可以赢得谈判桌上的话语权，岳飞北伐胜利，就是和金国谈判议和的绝佳机会，于是发出十二道金牌，命令岳飞班师退兵。南宋恢复中原的最佳时机，就此错过，后来为了取得金国的信任，赵构甚至借秦桧之手诛杀岳飞，酿成古今最冤的冤案。同样一座襄阳城，关壮缪和岳武穆都在此陨落、也在此封神，这到底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公元1230年，蒙古出兵攻取凤翔，金国降将李国昌说：“金人迁汴，所恃者潼关、黄河耳。若出宝鸡侵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如此则大事可集”——金国迁都汴梁以后，依仗的天险无非是潼关和黄河，如果蒙古军不走潼关，而是经汉中攻取唐州和邓州，再向东便能攻克汴梁。唐州和邓州就是南阳，这又是一个经南阳盆地经略中原的方案，和刘邦入关灭秦正好是相反的。蒙古听了李国昌的建议，于是“遂入大散，破凤州，陷洋、梁，出饶风，浮汉而东，金因以亡”——经凤翔出大散关，一路攻破凤州、洋州、梁州，再过饶风岭，沿着汉水东进，攻破邓州和唐州，最终兵临汴梁消灭金国。 既然蒙古夺取南阳，那么下一步便是攻取襄阳，消灭南宋。公元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命都元帅阿术、刘整统兵进攻襄阳，经过长达六年的拉锯战，公元1273年2月，南宋的襄阳守将吕文焕出城投降，元朝正式夺取襄阳重镇。随后，忽必烈兵分三路灭宋，一路从淮西攻取扬州，一路从陕西进攻四川，这两路兵马是用来牵制南宋的。真正的主力由丞相伯颜和都元帅阿术统帅，自襄阳沿汉水东进攻取武昌，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攻取建康和临安，一举灭宋。赵构不允许岳飞自襄阳北伐，忽必烈就从襄阳灭了南宋，很公平。 南阳和襄阳的地理条件，也对历朝历代的行政区划产生了影响。两汉的时候，南阳郡（南阳）和南郡（襄阳）都属于荆州刺史部，完全是整合在一起的独立地理板块。唐朝时，邓州（南阳）和襄州（襄阳）都归山南东道管辖，北宋时，邓州和襄州归京西南路管辖。这意味着，虽然爆发过关羽讨伐曹操的大战，但由于经济重心没有完全南移，以及历史经验不够充分，世人依然把南阳盆地视为整体，襄阳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自从岳飞北伐和蒙古南侵之后，世人都认识到了，南阳和襄阳必须切分，把整个南阳盆地放到一个大行政区，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到了明朝，南阳府被划归河南省，襄阳府被划归湖广省，实行分而治之的方案。清朝更进一步，在延续南阳归属河南的惯例之外，把诺大的湖广省拆分成湖北和湖南，这样一来，襄阳便成为湖北重镇。现在也一样，南阳市是“河南省辖地级市”，襄阳市是“湖北省辖地级市。”南阳盆地绝对不能整合起来，南阳和襄阳绝对不允许团结。利用地理条件犬牙相制，可以说是刻在中国骨子里的政治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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