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并不是苟活：鲁迅传 下篇 我所认识的鲁迅（上）

我所认识的鲁迅

鲁迅小说第一集《呐喊》，识者都称为中国新文艺上真正的、划时代的杰作。其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正是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写了十余篇，结集起来，称为《呐喊》。

其实，鲁迅的呐喊声并不是五四运动的时候才起的。一九〇三年他二十三岁所作的《斯巴达之魂》（《集外集》），便是借了异国士女的义勇来唤起中华垂死的国魂。一九〇七年，他二十七岁所作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坟》），都是怵于当时一般新党思想的浅薄，不知道个性之当尊，天才之可贵，于是大声疾呼地来匡救，所谓“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实在是绍介那时欧洲新文艺思潮的第一人。一九〇八年他翻译的小说（《域外小说集》的一部分）也是如此。

鲁迅的头脑受过科学的锻炼的，眼光极锐敏，心极细而胆极大。他敢正视人生，冲破黑暗，指出国民性的缺点。“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坟·论睁了眼看》）他敢猛烈地攻击虚伪，“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揭穿假面，毫不留情。这是他的伟大之处。

鲁迅的头脑虽极冷静，而赤血极热烈，意志极坚强，明明感到寂寞，无可措手的了，“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呐喊〉自序》）但是他决不灰心，决不妥洽，总要拼命地刻苦地干下去，奋斗到底。“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主张韧性的战斗，这又是他的伟大之处。

鲁迅对于民族解放事业，坚贞无比，在一九〇三年留学东京时，赠我小像，后补以诗，曰：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三十余年来，刻苦奋斗以至于死，完全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牺牲，一息尚存，不容稍懈。……他的著译已经印行者不下五十种，单是创作方面就有二百万言，这都是心血的贡献，永远不朽的。又其最近作《半夏小集》里有这样的话：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

这是明亡后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态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后来自己寿终林下，儿子也不妨应试去了，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至于默默抗战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个遗孤。

我希望目前的文艺家，并没有古之逸民气。

（《作家月刊》二卷一号）

当此民族危机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愿我国民一齐奋斗，汉奸自然应该打倒，逸民气也万不可有，这才是真正地纪念鲁迅！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怀亡友鲁迅

“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这是鲁迅哭范爱农的诗句，不料现在我在哭鲁迅了！怀念“平生风谊兼师友”，我早该写点东西了，可是总不能动手，挥泪成文，在我是无此本领的。日前有《益世报》记者来要我关于鲁迅的文字，屡辞不获，匆匆写了一短篇，题曰《我所认识的鲁迅》，聊以塞责，未能抒怀。现在《新苗》又快要付印，就献给这一篇：先叙回忆，次述其致死之由，最后则略及其生平和著作。

一、三十五年的回忆

三十五年来，对于鲁迅学术研究的邃深和人格修养的伟大，我是始终佩服的。一九〇二年夏，我往东京留学，他也是这一年由南京矿路学堂毕业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干日，我们在弘文学院同修日语，却是不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他此后的略历如下：

一九〇二年—一九〇四年夏

弘文学院预备日语

一九〇四年秋—一九〇六年春

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一九〇六年春—一九〇九年春

在东京研究文学兼习德文俄文

一九〇九年春—一九一〇年夏

归国，在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及化学教员

一九一〇年秋—一九一一年冬

在绍兴，任中学堂教务长，师范学校校长

一九一二年春—一九二六年夏

一九一二年春任南京教育部部员，同年夏部迁北京任科长佥事，一九二〇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讲师

一九二六年秋冬

任厦门大学教授

一九二七年春夏

在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一九二七年秋—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

在上海专事著译。

自一九〇二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绍兴，厦门合计三年余，我在南昌（一九一七年冬—一九二〇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一九二七年广州别后，他蛰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见虽稀，音问不绝。

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我从此就非常钦佩：以一个矿学毕业的人，理想如此高远，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实，真不是肤浅凡庸之辈所能梦见的。学医以后，成绩又非常之好，为教师们所器重。可是到了第二学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而“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呆子坏呆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呐喊〉自序》文里写这“转变”的经过很详细。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他对于这文艺运动——也就是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使我始终钦佩的原因之一。

我们今年晤面四回，他都是在病中，而以七月二十七日一回，病体的情形比较最佳，确乎已经是转危为安了。谈话半天，他留我晚饭，赠我一册病中“手自经营”，刚才装订完成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于卷端手题小文：

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芾一册，以为纪念耳。

到了九时，我要去上京沪夜车了，握着这版画集告别，又忻喜，又惆怅，他还问我几时再回南，并且送我下楼出门，万不料这竟就是他题字赠我的最后一册，万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二、致死之由

鲁迅所患的是肺病，而且是可怕的肺结核，虽经医师给了好几回警告，他却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谁都知道肺病是必须安心调养的，何况他自己是懂得医学的，但是他竟不能这样做！本年四月五日给我一信，其中有云：

我在上月初骤病，气喘几不能支，注射而止，卧床数日始起，近虽已似复原，但因译著事烦，终极困顿。倘能优游半载，当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并不说明肺病，我又疏忽胡涂，以为不过是感冒之类，所以回信只劝他节劳调摄。五月底我往上海，看见他气喘未痊，神色极惫，瘦削不成样子，才知道这病势严重，极为担心，便劝他务必排遣一切，好好地疗养半年，他很以为然，说：“我从前总是为人多，为己少，此后要想专心休养了。”六月初，景宋来信云病体已转危为安，到七月一日，我再晤面，确乎已渐恢复。医师劝他转地疗养，我便竭力怂恿，回家后还去信催问动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复信有云：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尔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又九月二十五日信云：

贱恙时作时止，毕究如何，殊不可测，只得听之……

病势拖久，原是极可忧虑之事。他九月五日所作的一篇《死》（《中流》一卷二期），中间有记述D医师诊断的一段，很可注意：

……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再检视两年前他的手札，如云：“从月初起，天天发热，不能久坐，盖疲劳之故，四五天以前已渐愈矣。上海多琐事，亦殊非好住处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又云：“弟因感冒，害及肠胃，又不能优游，遂至颓惫多日，幸近已向愈，胃口亦渐开，不日当可复原。”（十二月九日）话虽如此，其实病根都在肺部，偶因感冒或过劳而加剧罢了。所可悲痛的是始终不能优游，直到临死的前日，还不能不工作如故，而且“要赶快做”。……

三、生平和著作

鲁迅的人格和作品的伟大稍有识者都已知道，原无须多说。至于他之所以伟大，究竟本原何在？依我看，就在他的冷静和热烈双方都彻底。冷静则气宇深稳，明察万物；热烈则中心博爱，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实这二者是交相为用的。经过热烈的冷静，才是真冷静，也就是智；经过冷静的热烈，才是真热烈，也就是仁。鲁迅是仁智双修的人。唯其智，所以顾视清高，观察深刻，能够揭破社会的黑暗，抉发民族的劣根性，这非有真冷静不能办到的；唯其仁，所以他的用心，全部照顾到那愁苦可怜的劳动社会的生活，描写得极其逼真，而且灵动有力。他的一支笔，从表面看，有时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实是藏着极大的同情，字中有泪的。这非有真热烈不能办到的。欲明此意，只将《呐喊》中的《阿Q正传》和《彷徨》中的《祝福》两篇，比照对看便知。

鲁迅又是言行一致的人。他的二百万言以上的创作，任取一篇，固然都可以看出伟大的人格的反映，而他的五十六年的全生活，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至死不屈，也就是一篇天地间的至文——一篇可泣可歌光明正大的至文，这仁智双修言行一致八个字，乃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

有人以为鲁迅多怒，好骂是一个缺点，骂他者和被骂者都不是他的敌手，实在不值得费这许多光阴，化这许多气力去对付，所谓“割鸡焉用牛刀”。殊不知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他看准了缺点，就要愤怒，就要攻击，甚而至于要轻蔑。他的最近作《半夏小集》里有这样的话：

琪罗编辑圣·蒲孚的遗稿，名其一部为《我的毒》（Mes Poisons）；我从日译本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条：

“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我从来不会看到鲁迅有谩骂，倒是只看见他的慎重。他的骂人是极有分寸，适如其分，连用字都非常谨严，仿佛戥子秤过似的。所谓“以直报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的慎重，我在此只举一个例，就可以概见其余。当一九二五年初，《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有许多人大开书目，陆续发表，连我也未能免俗，他呢？只写了十四个大字，叫做：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后面有附注（见《华盖集》）。可见自命为青年的导师的，不见得胜任愉快，而他的谨慎工夫，则真可为青年的领导。

又有人以为鲁迅多疑，这是确的，他曾经有自白，例如《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集外集》）其一有云：

现在我对于我那记事后半篇中神经过敏的推断这几段，应该注销。但以为那记事却还可以存在：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又其二有云：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做的，真挚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他已经陷入这样的境地了，我还可以不赶紧来消除我那对于他的误解么？

然而旧社会上，另一方面的下劣凶残，每每有出于他的猜疑之外的，这又从何说起呢！例如《记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所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又有人以为鲁迅长于世故，却又有人以为他不通世故，其实都不尽然，只是与时宜不合罢了。他在《世故三昧》（《南腔北调集》）里说得很明白：

……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这种使人扫兴的事，那些更“'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不谈”者决不会做，而鲁迅热情难遏，偏要“说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总之，鲁迅是伟大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鲁迅逝世后十九日

回忆鲁迅

鲁迅先生是我的畏友，他的学问道德，“吾无间然”。自一九〇二年在东京开始相识，至一九三六他逝世为止，我们时常见面，经过了三十五年间的交谊。今年当他逝世八周年纪念，略写一点回忆如下：

一　改造社会思想的伟大　一九〇二年我和鲁迅同在东京弘文学院预备日语，却是不同班，也不同自修室，他首先来看我，初见时谈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有一天，谈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奴隶的时候，我们相对凄然。从此以后，我们就更加接近，见面时每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因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我们两人聚谈每每忘了时刻。我从此就佩服他的理想之高超，着眼点之远大。他后来所以决心学医以及毅然弃医而学文学，都是由此出发的。我爱读他的那篇小说《兔和猫》（《呐喊》），因为两条小生命（兔）失踪了，生物史上不着一点痕迹，推论开去，说到槐树下的鸽子毛呀，路上轧死的小狗呀，夏夜苍蝇的吱吱的叫声呀，于是归结到造物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了，毁得太滥了。这里，我认为很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伟大。

二　事物价值判断的正确　鲁迅学医的动机有好几个，据他自己说，第一，恨得中医耽误了他的父亲的病；第二，确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但是据我所知，还有第三个：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又据孙伏园先生说，还有第四个：由于少年时代牙痛的难受。这也是确的，不是他那篇从《胡须说到牙齿》（《坟》）里便提到这件故事吗？鲁迅当初学矿，后来学医，对于说明科学（相当于自然科学），如地质学、矿物学、化学、物理学、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细菌学、自然是根底很厚。不但此也，他对于规范科学也研究极深。他在医学校里不是伦理学的成绩得了最优等吗？这一点，我觉得大可注意的。他的口里虽然不讲什么道德，而于善恶是非之辨，却是最致力的。惟其如此，他对于一切事物，客观方面既能说明事实之所以然，主观方面又能判断其价值之所在。以之运用于创作，每有双管齐下之妙。举例来说：他利用了医学的知识写《狂人日记》，而归结善恶是非的判断，他道：“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不是对于规范科学素有修养，明白了真善美的价值判断，那里能够到这地步呢？我们要知人论世，要驳倒别人而自立于不败之地，都非有这种修养不可。鲁迅有了这种修养，所以无论在谈话上或写作上，他都不肯形容过火，也不肯捏造新奇。处处以事实做根据，而又加以价值的判断，并不仅仅以文艺技巧见长而已。

三　读书趣味的浓厚　鲁迅在东京研究文艺的时候，兼从章太炎师习文字学，从俄国革命党习俄文，又在外国语学校习德文，我都和他在一起。他生平极少游览，留东七年，我记得只有两次和他一同观赏上野的樱花，还是为了到南江堂买书之便。其余便是同访神田一带的旧书铺，同登银座丸善书店的书楼。他读书的趣味很浓厚，决不像多数人的专看教科书；购书的方面也很广，每从书店归来，钱袋空空，相对苦笑，说一声“又穷落了！”这种由于爱好而读书，丝毫没有名利之念。我们试读《而已集·读书杂谈》，他劝学生“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又在《小约翰·引言》中，他描写旧书铺的掌柜，仿佛是据网的蜘蛛，专待飞虫，自述“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买几本，弄得很觉得怀里有些空虚”。以后在杭州教书之暇，喜欢采集和研究植物标本，北京办公之暇，又喜欢搜集和研究古碑拓片等等。

以上三点，是鲁迅特长的一部分。此外，长处尚多，兹姑从略。

另说一点他的轶事罢。他从仙台回东京，中途下车去瞻仰凭吊朱舜水遗迹的故事，我在序王冶秋先生所著《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文中已经说过，此处不拟复述。有一次，他从东京出发往仙台，付了人力车资，买了火车票之后，囊中只剩银币两角和铜板两枚了。因为火车一夜就到，他的学费公使馆已经直寄学校留交了，他便大胆买了两角钱的香烟塞在衣袋里，粮草既足，扬长登车。不料车到某站，许多乘客一拥而上，车中已无坐位，鲁迅看见有一个老妇人上来，便照例起立让坐。这位妇人因此感激，谢了又谢，从此开始攀谈，并且送给他一大包咸煎饼。他大嚼一通，便觉得有点口渴，到了一站，使唤买茶，但是立刻记起囊中的情形了，只好对卖茶人支吾一声而止。可是已经被老妇人听见，以为他是赶不及买，所以一到第二站，她急忙代为唤茶，鲁迅只好推说现在不要了。于是由她买了一壶送给他，他就毫不客气，一饮而尽。鲁迅做事，不论大小，总带一点不加瞻顾勇往直前的意味。

再来一个罢。一九一八年，我在南昌，不幸有“臼炊之梦”。鲁迅远道寄信来慰唁，大意是说嫂夫人初到南昌，便闻噩耗，世兄们固然不幸，但我以为儿童们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幼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们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人。其言极有理致，但是也只有鲁迅能够写出这样措辞的唁信。

一九四四年十月

怀旧

鲁迅是诗人，不但他的散文诗《野草》，内合哲理，用意深邃，幽默和讽刺随处可寻。就是他的《杂感集》，依罗膺中（罗庸）看法，也简直是诗，因为每篇都是短兵相接，毫无铺排。至于旧诗，虽不过是他的余事，偶尔为之，可是意境和音节，无不讲究，工夫深厚，自成风格。

鲁迅的《集外集》印行于上年五月，所收的旧诗只有十四首，但是据我所知，他的旧诗，实在不止此数，漏落的还是很多。我还藏着录稿和他手写的诗稿有好几首，现在抄录于下。凡《集外集》已载的，概不阑入。一九〇三年他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的：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

一九一二年五月初，我和他由海道北来，到北京后，同住绍兴会馆；我和先兄铭伯在嘉荫堂，他在藤花馆。第一天，我还记得他和先兄初次晤面，便是“倾盖如故”。他看见先兄的案头有《越中先贤祠目》，便索去了一册。从此，几乎朝夕相见，每逢星期日偕游琉璃厂、陶然亭、万牲园等处。有一天，大概是七月底罢，大风雨凄黯之极，他张了伞走来，对我们说：“爱农死了。据说是淹死的，但是我疑心他是自杀。”于是给我们看昨夜所作的哀诗三首：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黑，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茗艼，微醉自沉沦。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先兄读了，很赞美它；我尤其爱“狐狸方去穴”的两句，因为他在那时已经看出袁世凯要玩把戏了。

《集外集》的第一首，题曰：《哭范爱农》（下注一九一三年是错的，应作一九一二年），便是原稿的第三首。其第一第二两首，并非故意删掉，乃是忘记了的。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在厦门写《旧事重提》的《范爱农》的时候就这么说：

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朝华夕拾》八四页）

其实这哀诗原来只有三首，并非四首。《集外集》所载的第三联“出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可见得是临时补作的。

我还记得一九一二年八月，距他做诗之后不久，先兄快要出京，有和其同年友俞毓吴（俞）偕游陶然亭诗二首：

故乡山水甲东南，六载京尘失素妉。

喜有江亭临万苇，恍如湖月坐三潭。

灵棊劫后龙无首，宦梦醒时鹤可骖。

惭愧邯郸厮养妇，壁间诗句耐寻探。

西山秋色隐云端，香冢荒凉蝶梦寒。

太息绮罗成古代，依然尘壒满长安。

此间小僻堪谈往，暂别神交漫损欢。

他日还来人海里，与君抚树再盘桓。

鲁迅读了先兄的诗，说“太息绮罗”一联，尤为喜欢。呜呼！忽忽二十五年，追念昔游犹在心目，两人的言笑亦犹在耳，而先兄去世已经十六年，鲁迅殁已两月了！风流顿尽，为之怆然！

距今三年前春天，我经过上海去访鲁迅，不记得怎么一来，忽而谈到旧诗。我问他还有工夫做旧诗么，他答道偶尔玩玩而已，就立刻取了手头的劣纸，写了许多首旧作给我看。有一首是《答客诮》：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

这大概是为他的爱子海婴活泼会闹，客人指为溺爱而作。“救救孩子”，情见乎辞。又一首是《所闻》：

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樽。

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

这是一方写豪奢，一方写无告，想必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闸北被炸毁后的所闻。又两首都是《无题》：

皓齿吴娃唱柳枝，酒阑人静暮春时。

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

故乡黯黯锁玄云，遥夜迢迢隔上春。

岁暮何堪再惆怅，且持卮酒食河豚。

此外，还有一首也是《无题》，已见于《集外集》，因为其中有几个字不相同，特录如次：

洞庭浩荡楚天高，眉黛心红涴战袍。

泽畔有人吟亦险，秋波渺渺失离骚。

在《集外集》里的，“浩荡”作“木落”，“心”作“猩”，“吟亦险”作“吟不得”。

去年我备了一张宣纸，请他写些旧作，不拘文言或白话，到今年七月一日，我们见面，他说去年的纸，已经写就，时正病卧在床，便命景宋检出给我，是一首《亥年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俯视一切，感慨百端，于悲愤中寓熹微的星光也。）

其余见于逝世后各种纪念文中所引的，还有若干首可找，俟后再谈。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鲁迅的人格和思想

鲁迅是青年的导师，他的书不但为现代这一代的青年们所爱读，我相信也将为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们所爱读。鲁迅又是民族的文化斗士，他暴露了民族性的缺点，揭发了历史上的暗黑，为大众人民开光明自由之路，独自个首先冲锋突击。鲁迅又是世界的文化斗士，他的书已经为世界第一流文学家们所推许，例如法国罗曼·罗兰见了《阿Q正传》便称赞道：“这是世界的。里面许多讥讽语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阿Q那副忧愁的面孔。”他的书国际间这样驰名，苏联的翻译尤其盛行，单是《阿Q正传》便有好几种译本。日本也盛行，在鲁迅逝世后不到半年，就出版了《大鲁迅全集》七大册。日本作家中间有些人本来是器小自慢的，独对于鲁迅作品的伟大，居然俯首承认，说是在他们中竟没有一个人可以匹敌的。……

鲁迅的作品这样伟大，其原因何在？我敢说，这是由于他的人格的伟大。说到他的人格，我们就得首先注意于各方面：他的学问的幅员是极其广博的，不但于说明科学研究有素，于规范科学也涵养甚深，他学医的时候，伦理学的成绩有八十三分。他的日常生活是朴素的，始终维持着学生时代的生活。他的政治识见是特别优越，因为他观察社会实在来得深刻。他的体力又是很强壮的。有人或许要问，他体力强壮，何以会患肺结核而死呢？这是因为经济的压迫，环境的艰困，工作的繁重，弄得积劳过度的缘故。他病重的时候，史沫特莱女士带了在上海唯一的西洋肺病专家D医师去诊，他称赞鲁迅是最能够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但宣告已经无希望，这要是在欧洲人，那早在五年以前死亡的了。因之，鲁迅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即此一端，便可证明鲁迅的体力之强。

现在说到他的人格的伟大和圣洁，可以从种种方面来看：

一是真诚。鲁迅无论在求学，在做事，或在写文章，都是处处认真，字字忠实，不肯有丝毫的苟且，不肯有一点马马虎虎，所以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坟·写在〈坟〉后面》）他痛恨“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坟·论睁了眼看》）这个真诚，是他的人格的核心之一，也就是作品所以深刻的原因之一。

二是挚爱。鲁迅最富于情爱。他对于祖国对于民族的挚爱，是跟着研究人性和国民性问题的深切而越加热烈，可是他的观察和抉发病根却越来得冷静，“这好比一个医道高明的医师，遇到了平生最亲爱的人，患着极度危险的痼疾，当仁不让，见义勇为，一心要把他治好。试问这个医师在这时候，是否极度冷静地诊察，还是蹦蹦跳跳，叫嚣不止呢？”（拙著《鲁迅的生活》）他对于友人，尤其对于青年，爱护无所不至，不但是物质上多所资助，便是精神上也肯拼命服务，替他们看稿，改稿，介绍稿子，校对稿子，希望能出几个有用人才。他说：

……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

鲁迅这样替人用力确乎不虚，因此成名的颇不乏人，固然也有吃力不讨好的，或是受骗的，鲁迅却泰然说道：“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这是多么伟大！这个挚爱是他人格的核心，也就是作品所以伟大的原因。

三是坚贞。鲁迅要想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在文学战线上的必须“韧”，他自己便是一个“韧”战的模范。他是一个为民请命，拼命硬干的人，一九三〇年春，忽负密令通缉的罪名，相识的人都劝他暂避，而鲁迅处之泰然，有云：“……故且深自韬晦，冀延余年，倘举朝文武，仍不相容，会当相偕以泛海，或相率而授命耳。”（《鲁迅书简·复李秉中函》）他虽身在围攻禁锢之中，毫无畏缩，而坚韧奋斗，始终不屈。他的上海寓屋是在越界筑路的北四川，即那时所谓“半租界”。所以他的最后的杂文集，题名曰《且介亭杂文》，且介者，租界两字之各半也。他虽因肺结核而至垂死的时候，还是不肯小休，不肯出国去作转地疗养，“要赶快做”。弥留的前夕，还是握管如恒。这种为民族、为后代的自我牺牲精神，真是实践了他自己的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只有俯首佩服！

四是勤劳。鲁迅发愤著译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每每忘昼夜，甚而至于忘食。景宋在《〈死魂灵〉附记》中，有着两段的话：

我从《死魂灵》想起他艰苦的工作：全桌面铺满了书本，专诚而又认真地，沉湛于中的，一心致志的在翻译。有时因了原本字汇的丰美，在中国的方块字里面，找不出适当的句子来，其窘迫于产生的情况，真不下于科学者的发明。

当《死魂灵》第二部第三章翻译完了时，正是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十五日。其始先生熬住了身体的虚弱，一直支撑着做工。等到翻译得以告一段落了的晚上，他抱着做下了一件如心的事之后似的，轻松地叹一口气说：休息一下罢！不过觉得人不大好。我就劝告他早些医治，后来竟病倒了。……（见《鲁迅全集》第二十卷，六〇五、六〇六页）

鲁迅工作的认真，刻苦，从来不肯丝毫偷懒。他译《死魂灵》第二部第三章中有一句“近乎刚刚出浴的眉提希的威奴斯的位置”，注云：“威奴斯是罗马神话上的美和爱欲的女神，至今还存留着当时的好几种雕像。'眉提希的威奴斯’（Venus de Medici）为克莱阿美纳斯（Cleomenes）所雕刻，一手当胸，一手置胸腹之间。”鲁迅为了要说明这姿势，曾费了很多的金钱和力气，才得查明。曹靖华的《从翻译工作看鲁迅先生》文中有云：

……他知道眉提希的威奴斯，为克莱阿美纳斯所雕刻，但他没有见过雕刻的图像，不知出浴者的姿势，于是东翻西查，却偏觅不得，又买了日本新出的《美艺百科全书》来查，依然没有，后来化了更多的力气，才查到注明出来。

此外，鲁迅的谦逊、节约、整洁、负责任、富友谊，以及为大众为儿童服务等等，都证明着他的人格的伟大，够得上做国民的模范。

至于鲁迅的思想，其本质是人道主义，其方法是战斗的现实主义。他生在国家民族最困厄的时代，内在者重重腐朽，外来者着着侵凌，他的敌忾心发为怒吼，来和那封建势力及帝国主义相搏斗，三十年如一日，全集二十大册，都是战斗精神的业绩。生平所最努力追求阐扬者，在“最理想的人性”，所以对于一切摧残或毒害“最理想的人性”的发展者——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文物莫不施以猛烈的无情的抨击。《狂人日记》中，首先提出“吃人”的礼教，来揭示其新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参阅茅盾著《最理想的人性》）。

鲁迅的思想，虽跟着时代的迁移，大有进展，由进化论而至唯物论，由个人主义而至集体主义，但有为其一贯的线索者在，这就是战斗的现实主义。其思想方法，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的，在现实生活中得其结论。他目睹了父亲重病，服了种种奇特的汤药而终于死掉，便悟到中医的骗人；目睹了身体茁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将要被日军斩首示众，觉得人们的愚昧，无药可医，乃毅然弃医而习文艺；鉴于两个小白兔的失踪，生物史上不着一点痕迹，便感到生命的成就和毁坏实在太滥（《呐喊·兔和猫》）；鉴于人力车夫扶助一个老女人，及其自我牺牲的精神，便悟到人类之有希望（《呐喊·一件小事》）；鉴于汉字学习的艰难，全国文盲多的可怕，便大声疾呼地说：汉字和大众势不两立，必须改造，用新文字；看穿了孔教的专为统治者们和侵略者们所利用，而毅然说现在中国人民，对于孔子并无关系，并不亲密。

因之，鲁迅的著作中，充满着战斗精神、创造精神，以及为劳苦大众请命的精神。

先说他的战斗精神。上面已经略略提过，因为他对于事物，是非分明，爱憎彻底，发为战斗，所向披靡。常说文人，“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如果要举例，如《铸剑》（《故事新编》）、《这样的战士》（《野草》）便是。

次说创造精神。创造精神是美的，战斗精神是力的，这二者互相关联；美者必有力，力者必有美。所以上面所举的《铸剑》、《这样的战士》，也就是壮美的代表。鲁迅是诗人，他的著作都充满着美的创造精神，散文诗《野草》不待说，就是其余也篇篇皆诗，尤其是短评，不但体裁风格，变化无穷，内容又无不精练而锋利，深刻而明快，匕首似的刺入深际，反映社会政治的日常事变，使它毫无遁形，这些都是绝好的诗。有人说鲁迅没有长篇小说是件憾事，其实他是有三篇腹稿的，其中一篇是《杨贵妃》。他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性格，对于盛唐的时代背景，以及宫室服饰、用具等等，统统考证研究得很详细。他的写法，曾经说给我听过，系起于明皇被刺的一刹那间，从此倒回上去，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的映出来。他说明皇和贵妃间的爱情早已衰歇了，不然何以会有七夕夜半，两人密誓愿世世为夫妇的情形呢？在爱情浓烈的时候，那里会想到来世呢？他的知人论世，总是比别人深刻一层。这些腹稿，终于因为国难的严重，政治的腐败，生活的不安定，没有余暇把它写出，转而至于写那些匕首似的短评了。

最后说到为劳苦大众请命的精神。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文中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又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文中说：

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鲁迅这些自述，完全真确，《阿Q正传》便是一个代表作。他映写了辛亥革命前夜的时代背景，农村的破产、失业、饥饿、榨取者和被榨取者的斗争、土豪劣绅对于革命的厌恶、贪官污吏对于革命的投机，以及阿Q及周围的人民对于革命的憧憬和模糊的认识，再穿插着革命的不彻底及其妥协精神、封建社会的崩溃。总之把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完全发表出来了，宜乎识者看了这篇写实作品，认为世界的了。

以上略述鲁迅的著作。

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出了鲁迅这样有伟大人格和伟大思想的人物，足够增长我们民族的自信力了。我们要学习鲁迅！我们要学习鲁迅！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鲁迅的精神

抗战到底是鲁迅毕生的精神。他常常说：“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两地书》四）又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越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又说：“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又在抗日战争开始的前一年，他临死时，还说：“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到现今，抗战胜利后一年，他的逝世已经十周年了，台湾文化协进会来信征文，指定的题目是《鲁迅的精神》，觉得义不容辞，便写出下面的几点意见：

鲁迅作品的精神，一句话说，便是战斗精神，这是为大众而战，是有计划的韧战，一口咬住不放的。这种精神洋溢在他的创作中。他的创作可分为二类：一是小说，即《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历史小说）、《野草》（散文诗）、《朝华夕拾》（回忆文）等。二是短评及杂文，即《坟》（一部分）、《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共三集）、《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一部分）等。

鲁迅的小说，以抨击旧礼教，暴露社会的黑暗，鞭策旧中国病态的国民性，对劳苦大众的同情是其特点。例如《阿Q正传》（《呐喊》）是一篇讽刺小说，鲁迅提炼了中国民族传统中的病态方面，创造出这个阿Q典型。阿Q的劣性，“仿佛”就代表国民性的若干面，足以使人反省，他对于阿Q的劣性像“精神胜利法”等等，当然寄以憎恶，施以攻击，然而憎恶攻击之中，还含着同情。因为阿Q本身是一个无知无告的人，承受了数千年封建制度的压迫，一直被士大夫赵太爷之流残害榨取，以至于赤贫如洗，无复人形。鲁迅对于那些阿Q像赵太爷之流，更加满怀敌意，毫不宽恕。他利用了阿Q以诅咒旧社会，利用了阿Q以衬托士大夫中的阿Q以及人世的冷酷，而对于阿Q的偶露天真，反觉有点可爱了。又如《祝福》（《彷徨》），描写一个旧社会中的女性牺牲者，极其深刻，使知人世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攻击的力量是何等威猛！又如《故事新编》中的《铸剑》，取材于《列异传》（《古小说钩沉》），是一篇最富于复仇精神和战斗精神的小说，表现得虎掷龙孥，有声有色，英姿活跃，可以使人们看了奋然而起，此外，如《理水》、《非攻》，在描写大禹，墨子的伟大的精神中，有他自己的面影存在。至于《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其中，《死火》乃其冷藏情热的象征；《复仇》乃其誓尝惨苦的模范；《过客》和《这样的战士》，更显然作长期抗战的预告呢！

鲁迅的短评及杂文，以锋利深刻明快之笔，反映社会政治的日常事变，攻击一切黑暗的势力，指示着光明社会的道路——这特殊的战斗文体，是鲁迅所发明的，贡献于中国新文学至为宝贵。分量之多，占其创作的大部分。任举一例，如《论雷峰塔的倒掉》（《坟》），运用了妇孺皆知的传说白蛇娘娘和法海和尚，指出压迫制度的不会长久，而压迫者法海和尚的躲入蟹壳不能出头，倒是永远的，这样巧妙的艺术，使读者不能不俯于真理之前（参阅茅盾著《研究和学习鲁迅》）。

鲁迅的战斗精神，分析起来，实在方面很多，有道德的，有科学的，有艺术的等等，现在略说如下：

一　道德的　鲁迅表面上并不讲道德，而其人格的修养首重道德，因之他的创作，即以其仁爱为核心的人格的表现。例如《兔和猫》（《呐喊》）因为两个小白兔忽然失踪了，接着有一大串的话：

但自此之后，我总觉得凄凉。夜半在灯下坐着想，那两条小性命，竟是人不知鬼不觉的早在不知什么时候丧失了，生物史上不着一些痕迹，并S也不叫一声。我于是记起旧事来，先前我住在会馆里，清早起身，只见大槐树下一片散乱的鸽子毛，这明明是膏于鹰吻的了，上午长班来一打扫，便什么都不见，谁知道会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我又曾路过西四牌楼，看见一匹小狗被马车轧得快死，待回来时，什么也不见了，搬掉了罢。过往行人憧憧的走着，谁知道会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夏夜，窗外面，常听到苍蝇的悠长的吱吱的叫声，这一定是给蝇虎咬住了，然而我向来无所容心于其间，而别人并且不听到……

正义也是仁爱的一面，鲁迅的创作也重正义的表现。例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坟》），说革命先烈不主张除恶务尽，徒使恶人得以伺机反噬，“……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的气力和生命”。这样摘发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的祸患，真是“义形于色”。

二　科学的　鲁迅深慨多数国民之缺乏科学的修养，以致是非不明，善恶颠倒，所以他的创作中竭力提倡真正的科学。现在引几节于下，以见一斑：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热风·〈随感录〉三十三》）

……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花边文学·汉字和拉丁化》）

鲁迅又为青年的读物计，提倡通俗的科学杂志，他说：

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现在要Ble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的；但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至于作文者，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就够了。（《华盖集·〈通讯〉二》）

三　艺术的　鲁迅鉴于国民趣味的低下，所以他的创作中，竭力提倡艺术，有云：

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象，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

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热风·〈随感录〉四十三》）

鲁迅倡导艺术，其实际上的工作范围也很广。一，搜集并印行中国近代的木刻。二，介绍外国进步作家的版画。三，奖掖中国青年木刻家。总之，鲁迅熟于中国艺术史，明其何者当取，何者当舍，又博采外国的良规，其目的在创造新时代的民族艺术。他曾用了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一切有生命的，真正地美的艺术，在其本质上都是斗争的。倘若它不是斗争的，倘若它是疲倦的，没有喜悦的，颓废的，那么我们要把它当作疾病，当作这个或别个阶级底生活上的解体和衰灭底monument反映，把它否定了”来鼓励青年艺术家，使中国的艺术，尤其是木刻能够欣欣向荣。他最后精印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引用了德国霍普德曼（Gerhart Hauptmann）和法国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话如下：

一九二七年为她的六十岁纪念，霍普德曼那时还是一个战斗的作家，给她书简道：“你的无声的描线，侵人心髓，如一种惨苦的呼声：希腊和罗马时候都没有听到过的呼声。”法国罗曼·罗兰则说：“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的最伟大的诗歌，它照出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用了阴郁和纤秾的同情，把这些收在她的眼中，她的慈母的腕里了。这是做了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且介亭杂文末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实在伟大，鲁迅精印的选集实可宝贵，他说：“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见同上）

其它方面尚多，姑且从略。总之，鲁迅为反对不真，不善，不美丽毕生努力奋斗，以期臻于真善美的境界，虽遭过种种压迫和艰困，至死不屈。《摩罗诗力说》所云：“……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这话可以移用，作为鲁迅的战斗精神的写照！

鲁迅的创作，国际间多有译本，苏联翻译尤盛，日本在战前已经出版了《大鲁迅全集》共七大册。

蔡元培先生序《鲁迅全集》，有云：“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又云：“综观鲁迅先生全集，虽亦有几种工作，与越缦先生相类似的；但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蔡先生这话是的确的。

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