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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为西方读者而写的一本哲学史书，以英文写成，首次出版于1948年。 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一度处于落后、挨打局面，反映在文化领域则表现为思想文化的保守、落后。随着严复《天演论》的译出，“进化论”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国内的学术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元论是激进派，如陈独秀、鲁迅等，还是自由主义者，如胡适等，都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甚至保守派，如梁漱溟等也不反对“进化论”。西方的传入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哲学的更新，另一方面也冲击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亟须有学术领袖引领中西方文化在互不贬斥、相互尊重的条件下沟通、融合。 此外，在《中国哲学简史》出版前，虽然西方关于中国哲学的各著作为数不少，但通常不是太专业，就是太通俗，因而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知识知之甚少。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如果请他们列举中国的主要哲学家，除非汉学专家，大概能列举出的中国哲学家只有孔子，或可能再加个老子。 冯友兰先生有见于此，致力于重构国内对中国哲学的自信，以便更好地沟通中西方文化，以及向西方哲学界介绍、传播中国哲学知识，提高中国哲学地位。1946年至1947年，冯友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受聘担任讲座教授，面向美国学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其后，课程的英文讲稿经整理，于1948年在美国出版，即《中国哲学简史》。 讲中国哲学史一般都是从先秦讲到近代，在近代也总能讲出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一大串人物来。但认为“近代中国哲学正在创造之中”的冯友兰，则将史的线索载止在宋明理学、心学时期，以王守仁哲学思想的讲述而告终。只是在讲到西方哲学传入这一专题时才粗粗地提到康有为和严复，这主要与冯友兰的哲学认识有关。冯友兰对中西文化差异原因的探索经历了：地理区域、历史时代、社会类型三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在历史时代差别的认识阶段上，冯友兰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别。他在另一部的欧美流传较广的“中国哲学史”中断言：“严格地说，在中国还未曾有过近代哲学，但是一旦中国实现了近代化，就会有近代中国哲学。”在这部哲学史中，他将中国哲学分为两个时代，即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相当于西方哲学史中的古代与中古代。这一划分时代的思想显然对这本“中国哲学简史”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 在具体讨论某一哲学家和某一哲学流派时，冯友兰通常采用的是讲述问题的方式。对每一问题的选择与讲解，都体现了冯友兰对这一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把握与理解。冯友兰既能从中国智慧的角度把握以探索人生价值、宇宙生命意义为其追求的哲学价值重心，又能从西方智慧的角度阐释中国哲学的思维妙法，尤其能指出中国哲学思维非逻辑比逻辑更为深刻的道理。 冯友兰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哲学家的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阐明、构建。因而，他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采用了史论结合的方式，在诠释各家哲学的同时，也将其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哲学家所向往的理想的生活状态和国家制度相结合，使读者更易产生同情和理解。同时，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的主要任务不是机械地增加知识，提高控制自然的能力，而是向往“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过程。 除此之外，冯友兰为读者澄清了许多理解上的误区，并做了进一步详细的说明。比如，对儒家提倡的中庸思想的阐明：“中”即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而“庸”就是“普通”和“寻常”。就情感说，中庸是指情感未发生时，心的活动恰到好处，情感发生后，无所乖戾，呈“和”的状态，在社会生活中，“中”的思想同样适用于人的感情和欲望，“当人的欲望和感情表达得合乎分寸，他的心理便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是精神健康所必需的”。这种中庸思想的核心也就是物极必反，要把握住个度，当一个事物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就会使它朝着另一端发展，最终会使我们收到事与愿违的结果。冯友兰在书中通过对常见误解的澄清，使读者对其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总体而言，《中国哲学简史》勾勒出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面貌，反映了冯友兰成熟的哲学史观，其准确的描述和得当的选材，不仅深化了人们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也使中国哲学的研究走向现代化。同时，作为一位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并接受过西方文化的培训，冯友兰不仅对中国哲学进行了体系化的梳理，还把中国哲学推向了世界，一方面加深了西方对中国传统的研究与理解，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现代化。 《中国哲学简史》所讲到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中国哲学简史》讨论的中国主要哲学学派 《中国哲学简史》里讲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墨家、道家、名家、阴阳家和法家等六家，这六家是中国历史中“百家”里的代表，除了这六个中国本土学派外，该书还讲了一些其他的，比如，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还有西方哲学等内容。 另外，虽然表面上看主要是六家，但实际上远远不止，因为各家的内部还有很多 “门派”。比如儒家里有孟子的“理想主义派”、也有荀子的“现实主义派”。后来还有新儒家、新儒家里又分了两派——心学和理学，甚至还可能继续往下分类。 二、《中国哲学简史》讲到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和背景 外国人常说：“你们中国人没有信仰！”它这话既是对的，也是错的。因为外国人口中的信仰，多是狭义地指信仰宗教，如果按照他们的这层意思，说中国人不太信宗教，这其实是没啥毛病的。 人们习惯说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这里面，其实儒教并不是一个宗教，道教确实是一个宗教，佛教是印度传过来的，也是宗教。而信奉宗教的中国人，从整个历史来看，是不多的。 这里，我们要注意区别道教和道家，两者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道教就是一群方士搞一些追求长生不老的反乎自然的东西，而道家则很多时候强调的是“顺其自然”。正如，照老子、庄子讲，生而有死是自然过程，人应当平静地顺着这个自然过程。但是道教的主要教义则是如何避免死亡的原理和方术。 佛教和佛学也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宗教，后者是哲学，前者可以说包含后者。古往今来，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则主要是作为哲学的佛学，而非信奉作为宗教的佛教。 再回到刚刚说到的“信仰”一词，如果我们从广义上来理解“信仰”的话，那外国人就说错了。外国人信仰宗教，是为了追求“超道德价值”，而中国人则习惯从哲学中获得这种价值，所以中国人不太关心宗教，因为宗教的功用，被中国哲学代替了。 所以，中国人不太信仰宗教，但中国人“信仰”哲学，这里用信仰应该不太准确，因为哲学是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的，刻在中国人的骨头里的，中国人和哲学是分不开的。 照中国的传统，圣人的人格既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这种人格。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 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 三、《中国哲学简史》讲到的各家的起源 在周朝前期的社会制度解体以前，中国是只有“官学”，没有“私学”的。也就是说，教书的都是当官的，任何一门学术都没有人以私人身份讲授。 后来，封建制度逐渐开始解体，各门学术的官方代表人物流落民间，为了混口饭吃，开始以私人身份“卖艺”、教书，后来逐渐变成职业老师。中国人通常认为孔子是中国的第一位老师。 有了官与师的分离，才有了后来的“各家”，在这以前，没有什么“家”，只有“官家”。再到后来，也才有了六家，我们可以说：“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陷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 刘歆将“百家”分为十个主要的派别，即“十家”。刘歆的新贡献，是他试图系统地追溯各家历史的起源。刘歆的理论说，周朝后期的几百年，王室丧失了权力，政府各部门的官吏也丧失了职位，流落各地。他们这时候就转而以私人身份教授他们的专门知识。于是他们就不再是“官”，而是私学的“师”。各个学派正是由这种官、师分离中产生出来的。 四、关于儒家 继前篇，原来的贵族教师流散在庶民之间，其中有一部分人靠教授典籍、在婚丧祭祀等典礼中“相礼”为生，这一类有学问，并致力于维护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人就叫做“儒”。儒家的人都是学者，同时又是“六经”的传家，所以这个学派被称为“儒家”。 （一）最初的儒家代表是孔子。作为教师，他认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这就是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孔子并不是单纯的“转述”经典，而在其中是“作”了一些新的东西的，也就是以自己的观点作出新的解释。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广而传之。孔子的哲学思想主要包括正名（负有君臣等名的人就应该履行相应的义务）、仁义（爱人和义务）、忠恕（忠是由己推人，恕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知命等。 （二）儒家的理想主义派。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孟子。人性本善是其最为著名的观点。孔子告诉人们去行“仁”以及怎样去行“仁”，孟子试图回答为什么要行“仁”。他强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有此四端。 孟子建立了人性本善的学说。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是孔子，就是圣人。他认为人性内有各种善的成分，当然也有些其他成分，本身无所谓善恶，若不适当控制，就会通向恶。 儒墨的根本分歧：一是儒家认为爱是有差等的；墨家则不然，它坚持说，爱别人和爱父母应当是同等的。二是儒家认为，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地发展出来的；而墨家认为，兼爱是从外部人为地附加于人的。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孔子阐明忠恕之道时，还只限于应用到个人自我修养方面，而孟子则将其应用范围推广到治国的政治方面。在孔子那里，忠恕还只是“内圣”之道，经过孟子的扩展，忠恕又成为“外王”之道。 （三）儒家的现实主义派。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人的“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外加的，是后天的教养赋予的，是人努力的产物。他强调人天生没有善段，反而有实际的恶端，但是人是有智能的，智能可以使人向善。因此，孟子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是因为人是善的；荀子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是因为人是智的。 （四）新儒家的兴起。新儒家主要兴趣在于宇宙发生论，新儒家开端于韩愈与李翱，其后，周敦颐、邵雍、张载发展了宇宙发生论。此后，新儒家分成两个主要的学派，由“二程”兄弟开创。弟弟程颐开创的学派，由朱熹完成，称为“程朱学派”，或“理”学。哥哥程颢开创的学派，由陆九渊完成，称为“陆王学派”，或“心”学。 五、关于道家 “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道家并不是普通的隐者，他们还会提出理论来支持他们的行为。先秦道家主要有三个阶段，代表人物分别是杨朱、老子、庄子。 （一）道家的第一阶段——杨朱。杨朱约公元前450年—公元前370年，他的思想简单概括就两个方面：“轻物重生”和“为我”。从中可以看出道家哲学的出发点就是“全生避害”，为了全生避害，杨朱的方法是“避”，这和普通的隐者差不多。 （二）道家的第二阶段——老子。老子最重要的思想就是“道”的思想，“道生万物”等。老子有一种比杨朱的“避”更高明的方法，就是找到自然的不变规律，从而“全生避害”。 （三）道家的第三阶段——庄子。庄子哲学也并不能使人长生不老，而是给予一种观点，有了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出生死相等，得失相等”，从而拥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无需追求什么“全生避害”，圣人已与宇宙同一。庄子是真正用哲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真正的人那里，这已经不成为其问题了，也就是说，他通过取消这个问题，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六、关于墨家 “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墨家的创建者是墨子，墨子及其门徒出身于侠，是有充分的证据。墨子的社会背景是侠，却同时成为一个新学派的创建人。 墨子是孔子的“死对头”。孔子辩护古代文化，墨子就批判它们，力图把儒家学说一齐反对掉。墨子反对儒家的理由有四：一是儒者不信鬼神，所以“天鬼不悦”；二是儒者坚持厚葬，浪费财力和精力；三是儒者强调音乐，造成同样的后果；四是儒者相信命运，造成人们的懒惰。 墨家自己的思想是什么呢。概括地讲，就是——兼爱。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思想。“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墨子判定一切价值的标准。这个标准，也就是墨子用以证明兼爱最可取的主要标准。 墨家主张我们应该无差等地爱每一个人，这是明显与儒家的观想相悖的，因为儒家清楚地区分了父子、君臣、夫妻、兄弟之间的关系，所以是有差等的爱。在墨家看来，如果人人都实行了兼爱，那么也就天下大同了。 墨子是怎样月半弯要去兼爱的呢？答案就是：晓之以理+威逼利诱。 七、关于名家 “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名家的人都是喜好辩论之人，对于别人否定的，他们偏要肯定，对于别人肯定的，他们偏要否定。名家主要的兴趣在于讨论名、实，以及两者的关系，这是名家之所以称作名家的由来。 名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邓析、桓团、惠施、公孙龙等。真正创建名家的人是公孙龙和惠施。“坚白”是公孙龙的学说，“无厚”是惠施的学说。惠施和公孙龙代表名家中两种趋向，前者强调“实”的相对性，后者强调“名”的绝对性。比如说：“这是桌子。”这句话中的“这”是实，是可变的；“桌子”是名，是不变的。 充分运用名家对于超乎形象的世界的发现，这件事情却留给了道家。道家是名家的反对者，又是名家真正的继承者。 八、关于法家 “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所为法术之士，是指治理国家的法术，可以理解为法律、用人之术、组织领导之术等。法家不仅是普通的法术之士，他们还会提出理论，形成自己的思想。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他主张君主治理国家只需要利用自己的“势”，先立法，再设立奖惩制度，再运用用人之术，让官吏各司其职，就可以“无为而无不为”了。 儒家倡导“以礼、以德治国”，法家倡导“以法、以刑治国”，前者偏理想主义，后者偏现实主义。 当今的中国，既“依法治国”，又“以德治国”，是两者的有机统一。 九、关于阴阳家 “阴阳家流盖出于方士。”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邹衍，该学派主要研究宇宙的结构和宇宙的起源，他们的五行学说解释了前者，阴阳学说解释了后者，这两个学说也已经被阴阳家的人联系起来。 “五行”“阴阳”早已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物了，我们也足以看出阴阳家的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之深。 十、关于佛教与佛学 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宗教，后来经过“中国化”，完美地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当中，其具代表性的就是禅宗。 佛教是宗教，佛学里既有哲学也有神学。从古至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多感兴趣于佛学的哲学方面，而非佛学的神学方面。 佛家的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是提供了“宇宙的心”的概念，并加强了中国哲学里负的方法，尤其加强了道家的负的方法。禅宗就是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结合的产物。 佛学讲因果报应，就是“生死轮回”。它是一切有情物痛苦的主要来源。要逃脱生死轮回，唯一的希望在于将“无明”换成觉悟，觉悟就是梵语的“菩提”。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叫做“涅槃”。 必须指出：“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二者所指的不一定是一回事，即不一定是同义语。“在中国的佛学”指的是佛教中有些宗派，规定自己只遵守印度的宗教和哲学传统，而与中国的不发生接触，比如相宗，又称唯识宗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的佛学”是另一种形式的佛学，它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结合，它是联系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佛学。佛教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有某些相似之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禅宗虽是佛教，同时又是中国的。禅宗虽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可是它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公元5世纪，在中国大师之一是鸠摩罗什，印度人，401年到长安，413年逝世，在中国将许多佛经译为汉文，教了许多弟子。两个有名的弟子僧肇和道生。僧肇的《肇论》：动而非静，静而非动。《肇论》的《般若无知论》：涅槃不是可知之物，般若是不知之知。道生理论：顿悟成佛。这与渐修成佛对立。 十一、关于西方哲学的传入 《中国哲学简史》有这样一段描述：“在传统上，中国人与外人即'夷狄’的区别，其意义着重在文化上，不在种族上。中国人异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历来是重在文化上，不重在政治上。中国人作为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在地理上与其他任何同等的文明古国相距遥远，他们很难理解，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怎么会是有文化的人。因此，不论什么时候，他们一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总是倾向于蔑视它、拒绝它。他们不是把它们当做不同的东西，而径直认为它们是低劣的、错误的东西。就像佛教的传入刺激了道教的建立，它是在信仰方面作为异族主义的反应而出现的。同样，西方文化的传入，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基督教会，也激起了相似的反应。” 西方哲学的传入，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 佛家和道家都是负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是正的方法。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做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 以上就是《中国哲学简史》阐述的中国哲学史发展的简要脉络，这个脉络的最后落脚点落在了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贡献上：引入逻辑分析方法。并且作者把这种贡献称之为正的方法，与本土形成的佛家和道家作者称之为负的方法相对应，阐释了如何把握好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关系，这是《中国哲学简史》的核心内容。现将这种关系引以作为结尾。 “由此看来，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倒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 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 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毋宁说它在清晰思想之外。它不是反对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 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事实上，对它太忽视了。因此，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 由于缺乏清晰的思想，其单纯性也就是非常朴素的。单纯性本身是值得发扬的，但是它的朴素性必然通过清晰的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 清晰的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但是它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训练。它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 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或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 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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