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古国与伐纣战争

瑞德阁楼 2023-10-16 发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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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纣大军

按照周公旦的部署，战争动员主要做到三大原则：三同、三让、三虞。三同，是指在官僚中实行亲人同步调，贤能同任用，机密同保守。三让，是指在商业上实行：移近市场，让利于商；降低米价，让利于民；出借资本，让利于贷。三虞，是指实行严厉的地方管制措施，以防备不虞之患，包括边民不得迁入内陆，道路不得驱赶牲畜，城郊不得居住百姓。

这些应急管控措施，涵盖了人员限制、情报保密、物资保障，完全属于战时思维。周人从上而下，进行全民总动员，都在准备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将决定周人的命运，更将决定古老文明的走向。

为了确保伐纣战争的胜利，周武王把全部家当都摆出来，文献上的记载大体一致，包括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逸周书·克殷》列出的数目更加具体，说有戎车三百五十乘、虎贲三千五百人、士卒三万一千五百人。

戎车所载的车兵，披甲戴胄，所以又称甲兵，是伐纣的主力部队。虎贲，就是虎奔，取猛虎奔走之意，是周王的卫队，锐不可当，分为左右两队。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师㝨簋铭文中称之为“左右虎臣”，就是指左右两支虎贲之师。

五六百年前，成汤伐夏桀时出动的兵力不过战车七十乘、死士六千人，武王伐纣的兵力是成汤伐夏桀时的六七倍。战争规模扩大，意味着流血牺牲将更加惨重。

除了周族大军，武王再次竖起周文王的神主牌，檄令依附的方国、诸侯，邀请他们一同出兵。武王的檄文只有十个字：“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纣王罪恶累累，不能不全力攻伐。

根据牧野之战前的武王誓词可知，参与伐纣的诸侯主要为庸、羌、髳、微、（lú）、彭、濮、蜀等八个西南部方国与部落。他们地处偏远，看在“周文王木主”的薄面上，出动的只是象征性部队，勉强组成一支松散的盟军。决定伐纣战争胜负的，还是周人大军。

这八个方国与部落来自何方？

庸，今湖北房县、竹山县一带。羌，今甘肃岷县、临潭一带的游牧部落。髳，大概在今四川境内，也有说在今云南大姚一带，但距离周国超过一千公里，过于遥远，不太可能加入周武王的盟军。微在今陕西眉县。在今四川渠县。彭在今宁夏彭阳、庆阳，也有说在今四川彭州。濮，今重庆巫山以北的濮人。

那么蜀呢？

殷周之际，四川成都平原有一个既渺远不可知，又近在眼前、触手可摸的神秘国度——古蜀国，都城就位于今天闻名遐迩的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古国

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是否响应武王的号召，派遣一支远征部队介入了中原地区的王朝战争？

蚕丛是传说中古蜀国的开国君主，与柏濩（huò）、鱼凫并称为三代。史书上对他们的记载少之又少，只知道这三代各数百岁，鱼凫耕种于湔（jiān）山，后来得道成仙。当时的蜀人非常少，立祠祭祀鱼凫。

蚕丛、柏濩、鱼凫三代时期，是古蜀人由原始氏族社会迈向早期国家的转化阶段，由于年代久远，缺乏文字记载，其历史事实早已消逝在迷雾之中。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渐渐拨开了历史的迷雾，让这个中原以外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重现于世。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成都以北40千米、广汉市以西6千米处，坐落在成都平原北部一个略微凸起的高地上。它的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以牧马河北岸的月亮湾高台地为中心，向东西两侧延伸。三星堆遗址得名于月亮湾以南，与牧马河相望之处，有三座高10米许的土堆，被称为三星堆。三星堆和月亮湾，共同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三星伴月”。三星堆周围特别是南北两侧，发掘出大量不可思议的青铜器。

目前，四川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是宝墩文化，约公元前2550年至公元前2300年，年代比中原地区的尧舜时期更早。其后，长江下游百越族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苗蛮族的石家河文化以及中原地区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相继传入成都平原，催生出成熟的古蜀早期文明。

进入商朝之后，古蜀国的青铜文明繁荣一时。尤其在武丁之后的殷商中晚期，古蜀文明达到鼎盛阶段，古蜀人四处扩张，向北渡过嘉陵江，翻越米仓山，侵入汉中盆地，向南抵达大渡河中游，向东延伸至三峡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古蜀王国。三星堆遗址，就是当时古蜀王国的心脏所在地。在殷商晚期，古蜀王国内部发生裂变。三星堆文明极盛之际，在其西南40千米处，崛起了另一个青铜文明——金沙遗址（约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650年），最终取代三星堆文明。三星堆遗址由此衰落下去了。

三星堆遗址的中心部位，也就是三个土堆以南五六十米处的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奇异罕见的青铜面具，可与文献中古蜀国传说的记载相印证。其中一尊巨型人面具，阔眉大眼，眼球长45厘米，极度夸张，瞳孔呈圆柱状向外突兀而出，长达16.5厘米，直径也有13.5厘米。浑粗的瞳孔最前端呈菱形，还扣着一个圆镯。如此夺人眼目、摄人心魂的青铜面具，令所有的瞻仰者见之而终生难忘。

这个瞳孔长长凸出的怪诞面具，表现的可能就是古蜀国的始祖——蚕丛。《华阳国志》载称：“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目纵，就是眼睛呈竖直状，正如这尊巨型人面具那样。有种说法是古蜀人食用的盐巴中缺碘，患有甲亢病，所以眼球凸出。而中原地区的夏人也称为横目之民，这一横一纵，南北遥相呼应，彰显出中华文明的神秘与奇特。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了一些鱼状金器，可能与传说中的蜀王鱼凫有关。更有一条金杖，上面刻着鱼纹、鸟纹。二者被一根箭竿连接成一体，共有四组，完全相同。金杖上的鱼鸟合体，寓意可能是当时蜀人存在崇鸟部落与崇鱼部落，后来统一合并。金杖属于王者之器，是“王权神授”的产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的主人无疑就是古蜀国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集王权与宗教祭祀权于一身。

鱼鸟合体的金杖，相当于象征上下埃及一统的纳尔迈调色板，意味着世俗王权的出现，是古蜀国家诞生的标志物。文献中记载，鱼凫耕种于湔山，并建立都邑。发现的三星堆古城，就是鱼凫时期建筑起来的。

三星堆古城北面是天然的城壕——鸭子河，东、西、南三面筑有城垣。三星堆和月亮湾就坐落在古城的中轴线上。整座古城呈正梯状，南宽北窄，总面积近360万平方米。城市布局大致是这样的：古城北面居中的月亮湾和青关山一带是宫庙区；东北面和西南部是手工作坊区；中南部是祭祀区，已发现八个祭祀坑，其中较著名的有一号、二号和四号祭祀坑。根据测定，一号祭祀坑的年代在公元前1520至公元前1430年之间，相当于商王太甲至太戊之际，四号祭祀坑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052年前后，也就是周文王受命前后；西城墙外面则是墓葬区。

三星堆古城修建于商朝前期，有五个紫禁城那么大，略小于殷商中期的都城——洹北商城（约4.7平方千米），是先秦时期长江上游最大的古城址。以城区总面积245万平方米计，三星堆古城人口可达76000多人，略少于郑州商城。能够兴建如此庞大的城市，说明古蜀国的经济实力与政权组织能力非同凡响。论规模，三星堆古城也仅稍逊洹北商城一筹，所以不可能纳入殷商的内外服体系，而只可能是殷商王朝时期的一个区域性方国。

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那么，三星堆古国有可能被周人征服吗？

不可能。

公亶父迁岐下之后，周人还很弱小，一直受到犬戎的欺压，到了季历之时，才慢慢发展起来。文王即位后，周人迅速崛起，开始对周边部落进行讨伐。但是三星堆古国距离岐周或丰镐有千里之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彼时入川栈道尚未架设，沿途山崖险峻，周人不可能像说话结巴的邓艾那样，偷袭成都时身上裹着毛毯，不要命地往下跳。

而且周人崛起的过程中，也正值古蜀王国如日中天之时。古蜀人四面扩张，灿烂的三星堆文化辐射到云南境内的百濮，四川西北的冉、（máng）等西南夷，甚至波及更遥远的东南亚，是西南地区的强权。古蜀王国堪称中原两大霸主商、周之外的第三个力量中心，无论殷商还是周国，将其征服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古蜀国在公元前316年被秦国吞并之前的漫长岁月中，拥有独立的文化发展谱系和脉络，是高度独立的青铜文明，从未被外族灭亡过。只是在王国内部出现过屡次改朝易代，统治阶级的权力从蚕丛氏转移到柏濩氏，又转移到鱼凫氏、杜宇氏、开明氏。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一号、二号祭祀坑，其形成的原因，被认为是三星堆遗址内宗庙两次被毁，并举行祭祀典礼，将宗庙重器埋入土中，从而形成这两个祭祀坑。究其原因，应当与文献中记载的统治阶级权力的转移相类似。其他六个祭祀坑的性质、形成原因，与一、二号祭祀坑相同。

所以，三星堆古国参与武王伐纣，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而已。那么，追随武王伐纣的蜀，或者殷墟卜辞与周原甲骨中频频出现的“蜀”，又是谁呢？应是今陕西南部城固、洋县一带的蜀人。他们是三星堆文明向北扩张时，在汉中盆地建立的地方性政权，而不是古蜀王国的“中央政府”。

汉中盆地是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锋处，在城固、洋县发现的青铜器属于混血儿，既有殷商文化因素，又有三星堆文化因素。青铜器数量众多，门类齐全，包括鼎、鬲、簋等炊器，爵、尊、觥等酒器，戈、矛、钺、刀、镞等兵器。兵器中以戈的数量最多，其中又以三角形援戈居多。

城固、洋县的青铜器组合特色是，兵器为主，超过八成，祭器次之，礼器最少。与三星堆祭祀坑的青铜器组合大相径庭，后者祭器为主，礼器次之，兵器最少。这反映了两个地区在社会结构与功能上的差异。三星堆是古蜀王国“中央政府”的驻地，是宗教祭祀、文化、政治中心，而今城固、洋县一带是蜀人北进的据点，战争频仍，必须有重兵把守。

与殷商、周人交往密切的正是今城固、洋县地区的蜀人。卜辞中记录：“王供人征蜀”——商王武丁派人征讨蜀，“王敦缶于蜀”——在蜀地打击流窜此处的缶方叛军，“蜀射三百”——蜀人向殷商王朝提供三百名弓箭手，“蜀其受年”——商王关心蜀地的谷物收成。可见蜀是殷商王朝的一个方国。周人崛起之后，尤其是西伯姬昌时期，四面出击，汉中盆地的蜀人也上了征伐的名单，所以周原甲骨上有“伐蜀”“克蜀”的卜辞。

至武王之时，檄令诸侯讨伐商纣王。臣服于周国的汉中蜀人，也应声而起，手执三角形援戈，与庸、羌、髳、微等部落组成联军，追随武王，东征殷商。

除了这八大方国和部落，巴人也是伐纣大军的一分子。《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里的巴人应该是指今陕西宝鸡附近的弓鱼族，他们是古代巴人的后裔。因为太伯曾经投奔此国，被周武王视为“友邦冢君”（即兄弟诸邦），所以在牧野誓词中未提到巴人。巴人与各方国和部落一道，响应周武王的号召，怀着满腔赤诚，一起加入了伐商大军，共同书写新的历史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