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技术的逻辑——科学作为现代性的支配性世界观

左莫 2023-10-25 发布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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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

《现代性理论》

作者：

【匈】阿格尼丝·赫勒

译者：李瑞华

海德格尔说：“技术的本质不是技术性的。”【1】这句话既是针对马克思和自由主义式夸大的论辩，也是针对浪漫派把技术妖魔化而作的论辩，它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起点。

但技术的本质是什么呢？它不是技术的定义。说到底，技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定义；比如，它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这个定义没有错，但它并没有触及技术的本质。它是工具。但什么是工具呢？充当工具又意味着什么呢？它是一种揭示（revealing)。【2】揭示是一种产生（bring forth)。产生出来的东西是真实的。【3】因此，技术同事物被揭示和真理被思考的方式有关系。技术作为“诗”（poiesis)不是产生而是挑战(herausfordem），它把自然变成能量来源，变成长期储备。人本身变成了一种长期储备。【4】那种鼓动人把自我揭示规定为长期储备的挑战性要求，海德格尔称之为“框架”（Ge-stell)。【5】不是技术的发展带来“框架”，而是相反。“早在十八世纪末英国的第一台动力机发明并投入运转之前，框架，即技术的本质，早已隐蔽地处于运作之中了。这就是说：技术的本质以往就已经在起作用了，亦即：它全然地照亮了此区域，在此范围内首要的是使如动力机的发明这类事物处于被追寻之中，同时自我考察是否可行。”【6】

技术的本质肯定不是技术性的。它并不存在于机器、事物中。它存在于现代人的思考方式中。把海德格尔的意思加以简化就是：现代人是根据主体/客体来思考的。世界是客体，人是主体。主体把世界（作为natura而不是physis的自然）当做供人类使用的事物的仓库。整个宇宙被工具化了，或者说作为一种“长期储备”等待着随后被工具化。真理是根据真理对应理论得到理解的——它被等同于（关于可能有用的事物的)正确知识。现代人为什么把世界想像成一种长期储备，为什么他们的世界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长期储备——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尽管海德格尔有时似乎会把“框架”的来源限定在形而上学的结构（形而上学思想）中，但形而上学思想并不等同于“框架”的“原因”，而是作为它的条件之一。【7】

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技术的逻辑被预先编码为“框架”。我总体上接受这种说法，但并非一定要用海德格尔的术语。你可以用其他的术语，而仍然可以主张技术的本质不是技术性的，可以主张它存在于人的思考、构思、想像和理解的方式中，这样给予我们以框范的就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理（和理性）概念的知识与自我知识。我们可以谈论现代人的“语言”，以及“现代性的想像机制”，而不是“框架”。

我毫不犹豫地赞同海德格尔的论点，即技术的本质不是技术性的。但我不赞同他的如下说法：“框架”“框范”现代人的整个世界——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整个世界观。【8】不少作者（已故的或活着的）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技术的本质不是技术性的，而且不会把技术的本质等同于现代性的本质。

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观点在这一点上接近于海德格尔，因为在韦伯那里，现代世界的所有领域都是合理化的。不仅如此，它们的合理化据说是在一个总体规模上发展，宗教的想像在其中占有最大的份额。【9、10】而且，韦伯的世界是多元主义的、零散的和异质的。我们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语汇来解释卢曼有关体系复杂性不断简化的观点，不过在卢曼的世界里，单个的人自成一个独立体系，而且远远不是长期储备的一部分。【11】在卡斯托里亚迪斯那里，自律性是现代性的主要想像机制。【12】我们可以说，自律性也是技术本质的一个构成成分，不过卡斯托里亚迪斯把它完全看做是民主的成分。【13】让我简要地说明我的立场。

在我看来，在现代性中只有一种支配性的想像机制（或世界解释），这就是科学。技术想像和思想把真理对应理论提升为唯一支配的真理概念，并因此把科学提升到支配性世界解释的地位。因此我们现代的“世界图景”作为整体是由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所造就的。【14】但是在现代世界中不只有一种想像机制。不仅如此，我认为科学作为现代性的支配性世界解释，是由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想像机制来实施的，反之亦然。

首先，我可以提及韦伯所描绘的价值领域的划分，这种划分提供了站在一个领域的立场上来批评另外一个领域的规则的机会（比如说，站在政治、艺术、宗教或经济学领域的立场上，来批评经济领域)。这实际上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普通实践，它也因此而标志着世界解释框架的零散化。但是它本身并不能支持一种反对海德格尔观点的强有力论点。我们可以说所有那些领域，包括那些被批评的领域和那些作为批评立足点的领域，同样都是“框架”的表现形式；它们同样是受到框范的，即使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它们中没有一个提供了“出路”；它们拥有同样的真理概念，它们的相互批评就像家庭争吵。

其次，我可以提到现代思想中一种反技术冲动的持续存在。我可以谈到浪漫主义或是回到卢梭；我可以列举反现代主义怀旧、生态学、反理性主义、末日景象等等现象。说到底，大众媒介上充满了末日景象和预言，而且它们远比科学解释流行。但诸如此类的例子并没有反对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自己的“被框范”（being enframed)概念可以被用做一个反对海德格尔的论点。他坚持认为我们是被框范的（这是技术的本质），而且他奉行原创性的思想，【15】这种思想被认为不是形而上学的。也就是说，他自己用他的思想证明他把现代性解释成“框架”是不正确的，因为他自己的行动/思想必须以某种方式置身于框架之外。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是因为所有对技术和技术想像的批评从定义上说——就它们继续根据技术来思考这个简单事实而言——都是受框范的。就思想而言，相信科学和技术是魔鬼本质上同相信技术是救世主没有区别，因为在两种情况下技术都是本质。进一步说，海德格尔从来没有说他能够在框架之外思考。他砰砰地敲门，却不能逃出框架。就我来说，我接受这种立场。【16】我所不能接受的是海德格尔的结尾词句，在那里，他在源自最大危险之所在的拯救力量的意义上提到了作为“救世主”（拯救力量，rettende)的“诗”（poiesis)。不过，我确实认为这种“拯救”力量不是某种已经存在的东西，也不是某种将要到来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认为现代人以一种双重的方式受到框范，他们的两种主要想像机制并不契合。正因为如此，支配性的技术想像机制不可能完全支配政治或社会一功能的领域。至少是到目前为止，政治的逻辑和社会地位功能划分的逻辑并没有完全被科学或一般性的技术想像所支配。“诗”没有死去。如果我们仍然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同技术没有任何关系，而更多地是同（现代）历史意识本身有关。【17、18】

在现代性降生之时，历史想像【19】和技术想像都处在萌芽之中。现代性的这两种想像机制在一种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中并生。如果我们被框范，我们是受到两个不同框架的框范，它们并不完全契合。

也许行动已经被技术想像侵入，但回忆却没有。就思想作为行动来说，可以说它已经被解决问题所规定，不过回忆当然没有。相反，回忆被思想铭刻为阐释。技术的时代也是阐释学的时代。【20】

技术想像以知识的积累为特征。对过去的回忆也可以遵循这一模式。这得到了尼采的承认，后来也得到了海德格尔的承认。【21】但充满活力的阐释学同一种实证主义的历史描述无关。它植根于现代人的自我理解中——对于历史地存在的自我理解。对于历史地存在的自我理解意味着对限制、脆弱性和有限性的意识，意味着对“不可能跳过罗得岛”的意识。这也是对于那种被重复的运动的自我理解，即翻查过去以破译它，开展同过去的对话，珍惜过去，使过去不断地成为现在。怀旧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历史想像，现代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解释往往存在着许多种可供选择的方式。由于过去不是由支配性的世界观“给定”的，支配性的世界观（科学）本身就给予过去以自由，让过去被单个的个体所解释，被那些共同拥有生活经验而不是知识的男人和女人们所解释。【22】对过去的不同解释沿着对现在的各种解释的方向运动（反之亦然）。人们从做的行为(act of making）往后退——退回到沉思的态度，这种正好是技术想像所要求的态度的对立面——因为沉思的行为并不是在行动之前的一个暂缓。旁观的态度并不需要被转变成做某事；它不是实现一个目的的手段。它是一个意义呈现(meaning-rendering)的行动，一个目的本身，在同样的意义上它也是“诗”。它是观看者的创造性行为，是除了意义、美，除了所有无用之物外什么也不创造的创造性行为。仅仅是在普遍功用性的世界中，历史想像及其解释的热情才能完全从功用性中抽身而出。【23】

无功利的美的概念是一个现代概念。【24】由于美是没有功利的，对过去的美、诗歌、英雄行为、雕像、行动及其他诸如此类事物的解释也是如此。这些故事不能被功利地运用；【25】它们并不直接地（而是间接地)返回指向生活。诗歌有什么用？哲学有什么用？一种对哈姆雷特的解释有什么用？观看一尊非洲小雕像有什么用？没用，绝对没用。在前现代社会中，从来没有像在普遍功用的世界中一样，也从来没有像在我们现代世界中一样，给予无用以这么高的评价。

让我们以现代人同自然的关系为例来阐明这一点。把自然，包括人的自然，作为一种长期储备而与之发生关系，这确实是现代的事。但是推崇一片风景、一棵树或者纯粹一张面孔的美，也是现代的事。【26、27】自然越是被看做一个纯粹的对象，被看做一种供人使用的长期储备，在那个顺任自然而不去触动它的观赏者的眼中，自然就越是美丽。

尽管我认为历史想像在用意义呈现代替知识、用解释代替“解决问题”时，给予非工具性的态度以很高的评价，但我不会否认，技术想像能够也确实侵入了历史性的领域。我已经提到过了累积性的实证主义历史写作，但不止是如此。阐释学实践所应阐释之物的领域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的是技术的逻辑，因为尽管老的阐释对象（interpretanda)被破译和吸收，人们却总是在追寻新的阐释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一个阐释对象可以被穷尽，而新的阐释对象只能使阐释学实践本身保持活动。不过，这一现象不能被归因于历史想像本身，因为它属于文化商品传播的叙事。【28】对此我还要补充的是，现代性这两种独立的想像机制之间的接触并不是单方面的。历史性和历史思想已经侵入了科学，而且继续在侵入科学。【29】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问题”，见《海德格尔基本著作》，pp.283--317。

【2】我没有复述海德格尔的故事，而只是概括了其“本质”。

【3】有时候它是真理。海德格尔在他的所谓“转折”之后，多次转换其真理概念。在这里我不能去追踪这些转换。

【4】“因此当从事调查、观察的人追寻作为其想像之领域的自然时，一种揭示的方式早已向他提出了要求，这种方式向他发起挑战，要他把自然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甚而至于对象消失进长期储备的无对象性（objectlessness）之中。”（p.300)

【5】同上，p.301。

【6】海德格尔：“框架”，见海德格尔，《不来梅与弗赖堡之前作品集》，p.34。

【7】海德格尔提到“作为在的技巧的在的历史”（Seinsgeschichte als Seins-geschick)，不是要作为一种解释，而是要作为一种非解释。事件不作解释。

【8】按海德格尔的看法，只有现代人有一个世界图景(Weltbild）或世界观(Weltanschauung)。我认为世界解释属于人类状况，而并不等同于现代世界图景。进而言之，我认为现代人的特征是曾经统一、同质的世界图景变成了碎片，而不是相反。

【9】列奥·斯特劳斯站在他的立场上指责现代作者（特别是马克斯·韦伯)把事情弄糟了，助长了“框范”的进程（当然，他并没有使用这样的语言）。要对零碎化和伦理/政治堕落负责任的，是现代性的动力以及现代哲学对这一动力的参与。见列奥·斯特劳斯，《自由主义——古代与现代》。

【10】见第二章。韦伯谈到了宗教的合理化和音乐的合理化。

【11】见尼可拉斯·卢曼，《社会体系》。

【12】这就是他为什么谈论“一个自律的”（意思是：民主的）社会的原因。

【13】众所周知，民主也属于海德格尔关于人的被框范状态的叙事。对他来说，只存在一种现代性的逻辑。各种政治制度（无论是极权主义的还是民主的）同样地表现出这一本质。卡斯托里亚迪斯就像海德格尔或卢曼一样，根据一个决定性的特点来思考，但对他来说，民主作为伟大的承诺，是现代世界一个决定性的方面。然而，他不是一个进步主义者；他不会使用“逻辑”这个词。

【14】见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作为技术与科学的意识形态》中的出色分析。

【15】海德格尔的《思想的起源》。

【16】在德国反核和平示威期间，A.拉宾巴赫在其批评（在我看来这种批评是正确的)示威者的不良用心的文章中机智地写道，成千上万的“存在的牧羊人”在波恩的大街上示威。（持异议。）

【17】我没有能力去谈论希腊人对于“技艺”（techne)和“诗”（poiesis)的联想性理解。我只是谈谈现代人如何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问题，或者不如说，他们如何诗意地栖居着以便去理解它的问题。

【18】福柯集中关注对在世俗生活和科学中确立和运用权力关系的技术的分析。他承认，在大范围的政治中，另一种趋势占据着或至少可以占据优势。这是谈论“理性的旋转门”的可能性之一，福柯用这一优美的表达来描述现代性的悖论之一，我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过这一悖论。

【19】在我的《历史哲学片断》中，我使用了“历史性的监牢”一词。

【20】我在这里不是在作为人类状况之本质这一普遍意义上谈论阐释学（就像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有时候所做的那样），而是在一种历史意义上。

【21】在尼采的《历史的利用与滥用》中，那种累积资料的编史学被与两种不同的历史讲述相并列。这两种历史讲述中没有一种遵循技术模式。海德格尔在Historie 和Geschichte之间作出区分，其中前者代表实证主义的（累积性的、技术性的)历史写作。海德格尔的Geschichte在本质上与我的历史想像的意思并无不同。只不过我把这种历史想像同框范相并列，并且把“诗“（poiesis）和阐释主要（但不完全）同现代历史性意识联系起来。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22】宗教作为支配性的世界解释并没有给予过去以自由。阐释受到了牢固的限制。所有的神话都是如此，只要人们相信它们。

【23】在论文化与文明的一章中，我将再次讨论“普遍阐释学的时代”。

【24】在我的《美的概念》一书的手稿中，我讨论了这个问题。

【25】如果它们按照它们的本质被接受，对历史写作和诗歌的意识形态（亦即民族主义）运用是众所周知的。实际上这一实践也可以被描述成“诗”（poiesis)的工具化。但即使仅仅根据技术想像的图式，这种运用或误用也并非不可理解的。

【26】据说彼特拉克是第一个“发现”自然之美的人，那是在他爬上弗尔诺克斯山顶峰的时候。但彼特拉克的“爬”也有一种伦理意义。它仍然脱胎于柏拉图/基督教模式的“上升”。启蒙对无功利性的褒赏—-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无功利性的大力强调，并在哲学上予以证明—一标志着对于自然的一种全新态度，这种态度我们尚未完全丧失。

【27】风景画是一种现代绘画。没有人类在场的风景或自然事物被加以描绘，却不是出于装饰的目的，这也是一种现代的做法。当卢卡奇说塞尚的静物是“历史绘画”时，他是对的。见捷尔吉·卢卡奇，《美学问题》。

【28】在论文化的一章中，我将谈论文化产品的分配。

【29】见捷尔吉·马尔库斯，“自然科学的阐释学”，收入《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波普尔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处在一种实证主义传统中，他早已说过，在自然科学中，也只有被阐释过的事实。库恩关于自然科学中范式转换的著名叙事遵循的也恰恰是我们的历史理解与自我理解的模式。（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科瑟勒克有趣地洞察到理解历史和自然科学理论这两者之间在术语上的相互影响。[“革命”一词就是一个例子。见莱因哈特·科瑟勒克，《处于改革和革命之间的普鲁士》（Preusse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