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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杨仁恺先生属于深圳

 胡洪侠 2023-10-26 发布于广东
本文图片均采自网络。

深圳人第一次现场领略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大师杨仁恺先生的风采,是在1998年。

这年的2月28日,75岁的杨先生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艺术讲座上开讲《中国书画鉴定与欣赏》。

与讲座同时开展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展品、由何香凝美术馆和深圳卷烟厂共同主办的《中国古今书画真赝作品展》。据报道,这个展览共展出百余件真赝作品,系统反映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伪状况和手段。展品中有宋元以来的书画珍品,诸如文征明、祝允明、董其昌、金农等书家手迹,有吴镇、八大山人、任伯年、高剑父、齐白石、张大千的佳作,也有上好的摹本、临本、仿本、造本等,其中也不乏乱真之作。

这个展览使得当时已持续几年的艺术市场混乱局面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影响深远。尤其杨仁恺先生坐镇深圳,既公开授课,也接受媒体采访,一时间,名画真假问题成为热门话题。若在今日,这个话题一定冲上热搜。

当年曾有一个小小“舆情”:杨先生在深圳开讲座时,好多人都拿画来让他看。据说杨先生看一件扔一件,现场判了很多“古画”的“死刑”。第二天有家报纸就报道说,杨大师先生称深圳市场95%的画都是假的。

几个月后,一位深圳老总背着一大堆准备参加本年度夏季艺术品拍卖会的书画作品去了沈阳,一定要请杨仁恺先生把最后一道关。杨先生忽然想起深圳之行的种种舆论波动,就对那位老总说:

“报纸说我说深圳95%的画都是假的,其实,我也没统计过,我也不会那样说。有些当代画家的名字我也没听说过,画得怎么样,我也无心去研究。现在不是深圳,而是全国,整个艺术品市场都很混乱,我经常出门,所以情况了解一些。市场里假画赝品确实不少,但是,真赝总有区别的,否则书画鉴定怎么独立成学科呢?”


聊着聊着,话题一定会涉及《国宝沉浮录》。杨仁恺先生说,这辈子从南到北,过目的东西中,最令他难忘的,还是那批“东北货”,溥仪等人从皇宫中盗走散佚的历代书法名画。“我在《国宝沉浮录》一书中有个较详细的整理,但是迄今尚有两百来件遗失在外,一百多件杳无音信。这些国宝都是我牵挂心头的。”

杨先生在深圳时看过一件元朝林子奂作品,还在《收藏》杂志上发了篇考证文章。“不错,你们深圳也有好东西,这件墨宝的仿品在纽约都卖了六十多万美元。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将这些国宝寻觅回来。”

1990年代,深圳经常举办书画拍卖会。不独深圳,全国各地的艺术品拍卖行一时间风起云涌,书画艺术品市场鱼龙混杂,赝品充斥,颇为智者所不齿,也令收藏者和画家权益受损。此一困局,如何破解?

杨仁恺先生1998年在深圳接受广东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做出判断与预测:书画艺术品市场亟需打假;艺术品拍卖行的数量应加以控制;古画价格将会回升。

记者问:600多万人口的广州就有大大小小的艺术品拍卖公司近10家,您认为像广州这样的城市以多少家为宜?

杨先生说,有一至两家就足够了。

1998年的3月6日,杨仁恺先生在南方媒体上发表《近现代书画伪品种种》,系统介绍相关知识,只求能为艺术市场健康发展助一臂之力。

他对当年市场的总体判断是:近现代书画作伪的对象,主要集中在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张 大千、黄宾虹、徐悲鸿、启功、傅抱石、林风眠、李可染、吴冠中等一些大名头画家的作品上。近年来,一些中小名头画家的赝品也陆续出现,且更具欺骗性。当代书画的作伪之风日盛,已呈泛滥之势。

至于原因,他分析说,现代书画作伪比起古代书画的作伪来,条件更为方便:其一,纸、墨、印泥都是同时代的,无须煞费苦心做旧。其二,由于现代科技的发达,各类印刷品如木版水印、珂罗版印刷等,几可与原作逼肖。造伪者还可以凭借众多的资料,利用幻灯、照相甚至电脑等先进技术,复制、勾摹、仿造,比起古代的造假来更接近原作。其三,当代一些书画家的弟子和家人,对于画家的艺术风格及画法非常熟悉,一旦仿造其作品,就更难于识别。

但是杨先生坚信,再好的伪作也是能够识别的。他在文章中将各类作伪方法一一列出,正所谓“金针度人”。比如摹本、临本与仿本,究竟有何分别?且看杨先生释疑解惑:

摹本是复制古书画的一种方法,一般指在书画原作上覆上一层较为透明的薄纸(现在则多采用透明胶片),先把作品的轮廓用墨线勾描下来,然后再用纸或绢在稿本上勾摹,墨线勾好后,再染墨敷色。书法则用细线双钩后再填墨,称之为双钩廓填。也有用薄纸或绢覆在原作上直接勾描的,但这样容易污损原作。上好的摹本几可乱真,如真迹失传,摹本就更加珍贵了。今天,唐以前的真迹大部分是依靠摹本传世的,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王羲之的墨迹《奉橘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等,俱为宋以前摹本。但摹本失在神气,精彩的摹本是不多见的。早在唐代以前,摹制古书画的技艺已很高超。到了宋代,唐以前的真迹更为少见,摹本便更珍贵。不过,那时的书画摹本,其目的并不在于牟利或骗人,而是具有范本的功能,或为了更好地流传和保存。明清以来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古书画的摹制,已被书画古玩商视为牟取暴利的重要手段,各类摹本益多。像南宋李唐的《谈道图》、邓石如的《隶书屏》均属此类。

临写或临画,尽量求得与原作的精神、形貌、位置相合。临本较之摹写,难度更大。像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中秋帖》,即为北宋米芾所临。后世公认,米芾书法得二王神髓。临本要求临仿者要对原作有深入细致的了解,熟悉其运笔、用墨、设色、章法、结构等规律,做到心中有数,下笔即合。其次,要尽力克制自己的习惯和个性。王铎一生临习《淳化阁》帖最勤,对其中各帖几可背临,不但能得其形,且能得其神,可谓临书高手。文征明《行书前后赤壁赋》册即是一件上乘的临本。这位不知名的书家,对文氏书法运笔结字的规律领会颇深,熟练程度远非常人可比。但如与真迹对照,仍然可看出其笔调的枯硬、强直,结字略呈挺拔严整,而少文氏书法的丰腴圆转、活脱、劲爽之风韵。

仿本,不一定拘泥于某一家的具体作品,而是根据自己所熟悉、掌握的某家某派的艺术风格和创作规律,运用自己的构思、想象来完成一件作品。其结果,可与某家的作品风格基本相似。这样的作品,往往显得运笔自如而无模拟的迹象。仿品容易使人造成错觉。但无论怎样,他们的艺术水平、精神气质还是存在很大距离的。仿本的情况比较复杂,手法很多,水平也有高低之别。

杨先生的1998,就这样和深圳接下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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