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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为了运送开平煤矿所产的原煤，在1880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批准开挖从唐山通至阎庄70里长的运河，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第一条运煤河，被称作“煤河”。这条并不长的人工开挖的河却在中国近代工业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因为它“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蓝色文明”。煤河于1881年3月开挖，8月竣工，并在煤河上建了10座桥，李鸿章赐以嘉名，从阎庄往东的桥名依次为利涉、通津、济众、拱辰、咏唐、履泰、望丰、汇通、阜民、庆成。这些桥名意蕴丰富，典雅别致，饱含了李鸿章对这条河的殷切期望，因而受到当地官员士绅的褒许。可是，煤河两岸的老百姓却觉得桥名拗口，文绉绉的不好记，索性他们就按桥从西向东的顺序依次称之桥名，分别从一道桥到十道桥皆以桥名称呼，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因此小镇的“咏唐”桥便被称之为“五道桥”，而“汇通桥”为“河头”。 为什么叫“河头”？煤河并没有挖到头啊！这是因为煤河当时开挖的时候很顺利，当挖到“汇通桥”时，因为地势过高而终止，后两道桥的“阜民桥”和“庆成桥”分别建成了唐胥铁路上的“王家河铁路桥”和“双桥里西桥”。对此，唐廷枢、李鸿章早有预料。在1924年的《中国铁路史》中这样写道：“（唐山煤井）出煤极旺，李鸿章乃奏请修筑铁路，以便运煤，经奉旨依议，并派矿务局工程师金达督修。正筹备间，忽奉旨收回成命，盖为守旧派所阻挠也。修路之议不成，矿务局乃谋开运河，东由胥各庄起，西至芦台。而唐山煤井至胥各庄长约七英里，地势陡峻，不宜于河，遂复请修建轻便铁路，又因朝廷禁驶机车，乃声明以骡马拖载，始得邀准，盖实马车铁路也。”但笔者认为煤河未能挖到唐山矿井，不仅仅是“地势陡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流沙严重。后来在1959年开挖津唐运河时也是因为胥各庄附近流沙严重挖到河头而终止。 有关书籍这样写道：“津唐运河，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和天津市，1959年开挖，原计划天津与唐山水路由此河通航，故按两地名称中的一字，取名津唐运河。因地下流沙，故未能挖通而废止。”如今的“河头老街”不是煤河的河头而是津唐运河的河头，业已成为洋洋大观，游人摩肩接踵，重现了当年河头之盛景。煤河没有挖到头儿，那么用什么办法把开平煤运往河头呢？唐廷枢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提出了修筑铁路。于是李鸿章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要求从由胥各庄“之东北筑快车路一条，直抵煤厂”。然后由这条铁路将煤拉到河头，再装船运往各地。说起这铁路的修建可谓屡经坎坷，唐廷枢、李鸿章绞尽脑汁、费尽周折才促成此事。这条铁路起初竟是马拉火车，成为一道令人惊诧的奇观，迄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因此河头也被称为“马拉火车的地方”。  煤河运营以后，业务繁忙，官家除在河头建设了设备齐全的功能的码头，也在小镇修建了码头，因为煤河除运煤以外，粮食、陶瓷、猪鬃、山货等其它货物也源源不断地通过煤河运输。这样在各个码头便都有了装卸工往船上装卸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运送货物量的增加，光靠煤河运输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唐廷枢向李鸿章禀报，要把唐胥铁路延长修筑到宁河的芦台镇（宁河县城所在地），将铁路称之为“唐芦铁路”，并提议另设开平铁路公司，以资本运作的方式修建铁路。 此时唐廷枢因劳累过度已经在天津住院，他在病榻上给李鸿章写了几千字的信，祥述其事：“自煤河运行以来，非洪涝之年春潮秋汛不大，煤船常有停棹候水之虞，亦有岁淤月逃之费，而兵船客轮和各机械制造欲多购而运力不足。矿虽积煤甚多而运力不畅，致使产煤虽丰而利润难有长进……”唐廷枢虽身体羸弱，但用尽心力，笔蘸情墨，力陈修建铁路的重要性。唐廷枢呕心沥血之书深深地打动了李鸿章，这与他苦思已久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他要竭尽所能促成此事。于是他立刻赴京，到亲王府找恭亲王商量此事。  恭亲王名爱新觉罗·奕訢，是道光帝皇第六子，清朝第二位恩封“铁帽子王”。咸丰皇帝驾崩后，协助两宫皇太后扳倒“赞襄政务八大臣”，夺得军政大权，曾一度手握晚清内政外交大权，乃系晚清时期真正的第一猛人。因其智谋过人，人称“鬼子六”，他是李鸿章做事的支持者和得力靠山。最初修建铁路之时，就是李鸿章向恭亲王奕訢“极陈铁路利益”，而修建了唐胥铁路。 李鸿章进了亲王府，行过大礼，寒暄过后，立即切入正题。李鸿章说：“纵观西洋之煤运，必当火车接运乃兴旺，开平煤矿仿照西方开采，日出煤已达八九百吨，北洋兵船及机器制造局，均依赖此煤以敌洋煤，如若有战事，开平矿局必当维持海军之用。”恭亲王对李鸿章关爱有加，十分倚重。他深知要想维持大清摇摇欲坠的王朝，非有李鸿章这样的栋梁之臣才行，自己必须鼎立扶持才可。在他的极力说服，上下周旋，朝廷上下才同意了李鸿章修筑铁路的意见。1885年，清政府正式允准修建铁路。次年，李鸿章奏准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开始将唐胥铁路沿煤河南岸向芦台阎庄方向展筑。 1886年11月11日，李鸿章在《议复李福明条陈并粤西矿产》写道：“开平矿局禀请由绅商集股，接修胥各庄至阎庄六十余里铁路，运煤便商。”同日，李鸿章又在《拟复奏底》中说：“开平运煤铁路现修至阎庄为止，距大沽北岸尚隔百数十里。”1886年末，李鸿章允准组建开平铁路公司，自此唐胥铁路开始单独经营，并向芦台、阎庄方向展筑。次年工程告竣，线路改名唐阎铁路，也称唐芦铁路。在1887年初，李鸿章计划将唐芦铁路向天津方向展筑。2月2日，李鸿章在《条复四事》说道：“铁路试办。拟即遵来谕由阎庄至沽、由沽至津，令官商妥议。”显然，“唐津铁路”之名源于此。 延伸铁路此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修筑铁路这前所未有的事情，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首先是车站之间的距离多长为好？于是唐廷枢召开了开平铁路公司第一次会议，对铁路修建车站之事进行研究。有人提出临桥建站，即煤河十里一桥，一桥一站，因为火车不仅仅运煤，还要运送其他货物。在每个桥旁设站，站与站之间的距离不但均衡，而且也利于附近村庄百姓之需。唐廷枢听罢大家的意见后，思考了好一阵子，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各位意见颇有道理，我认为不宜一桥一站，而是因桥制宜，如履泰桥与望丰桥之间，地广人稀，村庄偏离铁路较远，只有咏唐桥周围村庄较密，旁边毗邻唐坊桥这个小村，西面是唐坊村，东面是挡水埝，不过二三里。汇通桥到咏唐桥的区间是30里，应在咏唐桥设站，往西便是拱辰桥，与咏唐桥仅隔10里，显然站距过密，再往西是济众桥。济众桥与咏唐桥相隔20里，应设站；随后就是通津桥和利涉桥。利涉桥与济众桥相隔30里，也应设站，大家看这样设站是否妥当？”唐廷枢一说，大家觉得甚是有理，齐声赞同。接着大家又对站名进行认定，于是咏唐桥站为唐坊站，而利涉桥旁边有东田庄和西田庄两个相连的村庄，故叫田庄站，至于最后一站因在芦台附近，就叫芦台站。大家听罢觉得很有道理，没有什么异议。随后，为了避免纠纷、稳妥起见，唐廷枢又命人去唐坊和田庄两站附近的村庄以及芦台镇就命名之事征求意见。这三地的士绅和百姓都觉得很好，于是就定了站名。 这车站站名命名是否得当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在90年过后的1977年，《京山铁路压煤改线工程设计》勘测时，将铁路改线的西端接轨点选在唐坊站与胥各庄站之间，并需增设一座车站。新站要起个什么站名呢？工程设计人员费了心思，他们在翻阅地图时，发现此处周围坐落着侉子庄、么家泊、兰高庄铁匠庄等多个村庄，可是它们距接轨点都比较远，一时难以确定站名。此刻，铁路唐山工务段陪同勘测的同志提醒说，接轨点距煤河上早先的七道桥很近，当地农民至今仍称这一带为“七道桥”。设计人员茅塞顿开，于是就把该站命名为七道桥站。站名与煤河的桥名相同，也是一个令人称道的佳话。 而同期的马柳车站的命名却发生了纠纷。因车站毗邻迁安马铺营和柳新庄两个村庄，因此两个村子都想以本村的村名命名车站，曾产生很大的分歧，后来经有关部门调和，只好各取每村村名的第一个字作为站名，矛盾才得以解决。此时，笔者正在此地附近工作，因此得以知道此事。  从胥各庄到芦台的车站的站名定了，最为重要的事情是要培训站务人员，于是唐廷枢与天津有关部门联系，聘请世界最早有铁路的英国的技术人员进行培训。早在1875年，英国在上海铺设了14。5公里长的吴淞铁路，成为中国第一条营运铁路，后被拆毁投入海中。但此时在天津的英租界里有英国人的火车，因为铁路火车在英租界，清政府鞭长莫及、无权管辖。于是李鸿章派人与之联系，高薪聘请技术人员对学员进行培训。培训学校就设在后来成为天津西站附近的一所二层楼房里。后来随着唐芦铁路延伸到天津，1888年秋，全长130公里的唐津铁路全面通车，李鸿章亲自坐车查验。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一路风景无限，目不暇接，因此对铁路运输的快捷赞不绝口。 招收站务人员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30岁以下，并有一定的书写算数能力。因为是新鲜事物，加之工资不菲，招聘人员接踵而至，经过精挑细选，培训班招收了百余人，先满足唐坊、田庄和芦台三站的所需人员。各个车站须有站长、副站长、值班员、票务员、货务员、道口看守员、扳道员等，因为是三班倒，每站大约需要15人至20人不等。 因为胥各庄往西第一站就是唐坊站，结果有15人到了此处。其中两个站长引人注目：一个姓翟，河南新乡人，此人在天津是个剃头匠，担着剃头的挑子走街串巷，快言快语，聪明伶俐，长得细高儿个，眼滴溜闪转，一眨巴就是一个道儿，结业成绩上等，加之会来事，颇得培训班负责人的好感，便开平铁路公司建议任命他当了唐坊站的站长。因为他小脑袋、小细脖，细流身材，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细高挑”。副站长姓李，河北衡水人，原本是一个银匠，长得高壮憨实，仁义忠厚，因为脑袋大，大家叫他“李大头”，他考核也是上等，被定为副站长。随他们而至的就是一班站务人员，到站后准备各司其职。这一班人都允许带家属，统一安排的铁道南的铁路公房内。这时路基已经筑好，正在铺轨。站台在铁路两侧，道口在站台的中间位置，票房则在铁路南侧。 在铁路铺轨期间，车站人员的任务主要任务就是督促站台和道口的修建。对此唐廷枢也颇费脑筋，他征求很多人的意见，拿出了初步方案，在胥各庄站和唐坊站进行实施。因此他也经常乘船来唐坊站巡查。主要是看看车站的修建。这车站的站务室是用青砖垒成的一溜儿几间砖房，盖完后用漆漆成酱紫色，宛如一块发了酵的大块酱豆腐。站台是用土筑垒起来的，要高出轨道面距离约为100厘米，分别在铁道两侧。因为它是用土堆夯实堆垒起来，一逢下大雨，雨水渗入土后便松软了，人们站在上面鞋上便沾上厚厚的一层泥。唐廷枢见状觉站台也得应该像盖房那样用砖石垒起来，但这样耗资过多，又费时间。于是李大头便提出建议即用三合土，即石灰、黏土和细砂所合成，像农村盖房打地基那样，一层一层地分层夯实，不仅结实，也有一定强度和耐水性。果然，后来下大雨经得住了冲刷。后来李大头又托人从北面的山区拉来一些薄片石铺在站台地面，显得十分美观。 唐廷枢对此非常满意，对李大头也另眼相看。后来胥各庄站也按这个方法重新修筑了站台。除此，他还要看看车站如何按大清的规定悬挂“幡杆”的。这幡杆即旗杆，用以悬挂旗帜。因此被人称为“幡杆”。这原本是在清代衙署大门前高高悬挂龙旗使用的一种标志性设施。当初大清王朝还在，每座火车站上都设有幡杆，悬挂起一面竖长条型大清的龙旗，高高耸立在火车站站台的两端。火车站上设置幡杆不仅可以彰显铁路的官方色彩，而且也有利于火车司机、旅客远远地了望到车站的位置。这种车站设立幡杆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初年。  在火车通车以后，唐廷枢乘火车来到唐坊站。下了火车以后，他四处巡视，忽然发现在车站的一角吊着一段约半米长的铁轨。逢有火车来时，这值班人员便使劲地敲打响铁，响亮的声音会传至很远，车站的人都叫它“响铁”，说它是用来专门传递“列车将至”信息的。值班人员并能根据上下行的火车敲出不同的节奏，以示区别。列车有上行、下行之分。每当有列车从前方车站驶向本站时，该站的行车值班人员便会及时地用小锤敲打响铁，并以“铛铛铛……铛、铛”（连续敲打数下，稍停，再敲打两下）声，表示“上行列车将至”；而“铛铛铛……铛”（连续敲打数下，稍停，再敲打一下）声，则表示“下行列车将至”。如果这趟列车在本站停靠，验票、行李、长夫（搬运工）、站内栅夫（站内道口看守）等人员听到响铁声，便立刻到达工作岗位，准备迎接列车、服务乘客。唐廷枢听罢，十分高兴，这解决了他寻思已久的问题。 别看响铁十分原始，但简便实用，因此它沿用了很多年。因此，在清末民初，有两句描述火车站景观的俗语，叫作“幡杆响铁土站台”和“扬旗水鹤木栅栏”。他问这是谁想出来的办法。人们说这个“响铁”竟是站长“细高挑”发明的。这说来既巧合又很有趣，因为“细高挑”在天津时是个剃头匠，每逢去剃头他都带着响器。剃头的响器叫唤头（俗名棱子，由音叉和铁棍组成），剃头匠使用“唤头”时，一手拿着音叉，另一手拿着一根铁棍，铁棍插入音叉中，往上一挑，冲开一头紧闭音叉头，就会发出“嗡嗡”的宏大声响。有一次，他在用小铁锤敲击一节废弃的铁轨时，竟发出发出响亮的“叮叮当当”的响声。于是他灵机一动，把几根8号铁丝拧成麻花状穿入铁轨原有的眼中，将此挂在车站的一个木柱上，再用小铁锤使劲敲击，于是发出的声音震耳，回声响亮。他想到，若以不同的敲击次数告知人们火车上下行岂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这次唐廷枢来到车站，他亲自做了示范。 唐廷枢决定采用以敲击铁轨的次数来决定上下行火车的到站的办法。此后这个办法一直被使用，不仅在车站，在车站附近的村庄也广泛使用。如小镇和其他村庄到上工时分，生产队长或大队长用小铁锤或铁棍一敲挂在树杈上的响铁，很快传遍全村，社员们立刻就上工了。笔者在农村劳动时，听见敲铁轨的声音就知道要上工了。这样一来，唐廷枢对唐坊站情有独钟，在修建唐芦铁路时有什么问题，都先在这个车站事先实践是否可行。因为站长“细高挑”聪明伶俐，李大头踏实肯干，二人相得益彰，因而唐坊站成为了唐芦铁路修建过程中的示范。 在唐坊车站与煤河南岸以木栅栏为隔，算是铁路与水路的一道界限，防止在站台等车的人下到煤河的水边。站务人员在站台上种了看桃树，在岸边栽了垂柳。春天桃花盛开，垂柳抚拦，河中船儿游荡；岸北面小桥人家，鸡鸣犬吠，河水荡漾，真有如画中一般，因而从胥各庄车站到唐坊车站便成了人们观光的胜地。唐廷枢也几次乘车来唐坊车站检查工作。 1886年唐胥铁路延展到了芦台。1888年延展到了天津，改称唐津铁路，并有了载人的客车，人们称之为票车。这时唐坊车站的站长室、值班室、还有售票处、检票处、行李室等一应俱全。但此时，唐廷枢已身患疾病，体力不支，住在天津医院诊治，但他闻之唐津铁路建成，也是满心高兴，因为他修铁路利国利民的宏愿已经实现。这正如他在为《瀛海采问》一书所作的序中写道：“事事以利我国家、利我商民为务。”这是他的信念，也是他后半生矢志不渝的追求。 但他这位中国近代工业化先驱终因劳累过度于1892年10月7日在天津病逝。他的灵柩由轮船招商总局派专轮送回家乡香山县唐家村安葬，13个国家的商务官员乘专轮护送。途经上海黄浦江时，外滩灯火通明，千百人举行仪式迎接；抵达唐家湾后，13艘外轮在唐家湾海面一字排开下半旗致哀，各国代表依次上岸，向他脱帽鞠躬致敬。李鸿章亲提挽联并主持葬礼，他在悼词中悲泣惋惜地说：“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当时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感叹道：“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死，对外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 唐廷枢逝世的消息传到唐坊车站，所有站务人员皆佩戴黑纱来悼念他，站长“细高挑”和李大头两位站长竟痛哭流涕。晚上，除去值班人员，所有车站员工及家属在货场的一块空地中烧纸祭奠，看着熊熊的火光和飞起的纸灰，大家都暗自落泪，遥望西天祭奠，有人甚至哭出了声。 推荐阅读 作者简介  杨立元，唐山师范学院文学院二级教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河北“三驾马车”论》《创作动机论》《滦河作家论》《滦河诗群论稿》《散文创作研究》等专著25部。出版长篇小说《滦州起义》《历史上的纪念地》、小说集《小镇传奇》、散文集《家乡戏》《姥姥门口唱大戏》《怀念与纪念》等10多部文学作品。作品获第一届、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第七届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一届、十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三届孙犁文学奖，第二届河北省文艺贡献奖，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十六届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北省第九届优秀教学成果等多项奖励。 京畿学堂 JINGJIXUETANG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京畿学堂 主办：河北京畿学研究中心 许振东名师工作室 编辑：王璐佳 审校：王昊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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