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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文艺出版社 以下文章来源于名人传记月刊 ，作者名人传记月刊 
 米兰·昆德拉 01 “斜杠少年”1929年4月1日，米兰·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南摩拉维亚州首府布尔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卢德维克·昆德拉是知名音乐家，尤其擅长弹奏钢琴，曾任布尔诺亚纳切克音乐学院院长；母亲米拉达·昆德洛娃是家庭主妇，勤劳能干，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 米兰·昆德拉的童年时代是在父亲偌大的书房里度过的。在那里，他聆听父亲给学生上课，翻阅父亲收藏的音乐书籍，偷偷模仿父亲弹奏钢琴曲。一次，米兰·昆德拉正坐在钢琴前胡乱弹得兴起，父亲回来了，倚在门框边静静地看他弹琴。米兰·昆德拉无意间瞥见父亲，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父亲微笑着走过去，抱起他，手把手教他弹琴。此后，父亲每天都会教导儿子严格按照乐理练琴，而米兰·昆德拉也非常投入，一弹就是一两个小时。就这样，米兰·昆德拉很快展露出弹钢琴的天分，进步迅速，常常会有一些超出他年龄和认知的创造性发挥，令父亲欣喜不已。不久，父亲为了使儿子接受更专业的训练，带他拜好朋友保尔·哈斯为师，学习作曲。保尔·哈斯是捷克斯洛伐克最出色的作曲家之一。在第一堂课上，他不讲授作曲知识，而是给米兰·昆德拉解析了“乐圣”贝多芬作曲的音乐乐段问题：“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有许多惊人薄弱的乐段。但恰恰是这些薄弱处使强有力的乐段大放异彩。它就像一片草坪，要是没有草坪，我们看到从地上长出的漂亮大树时是不会兴奋的。”这段话，米兰·昆德拉咀嚼了整整一夜。他大受启发，自此更加认真学习并刻苦钻研音乐。而在教与学中，米兰·昆德拉和保尔·哈斯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年轻时的米兰·昆德拉 1939年9月，纳粹德军全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彼时，米兰·昆德拉刚满十岁，被迫跟着父母逃离布尔诺，而他喜爱的老师保尔·哈斯则因其犹太人身份被德军抓捕，关进了集中营。这场充斥着血与火的离别经历，令年少的米兰·昆德拉心惊肉跳。多年后，他在小说《笑忘录》中这样写道：“1939年，德国军队进入波希米亚（日耳曼语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称呼），捷克人的国家不复存在……”这之后，米兰·昆德拉开始变得孤僻寡言，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默默地练唱和谱曲。父亲怕他憋闷出病来，就找了一所美术学校，让他跟随老师学习绘画和雕塑。不承想，米兰·昆德拉一下子迷恋上了绘画和雕塑，理论知识一点就透，动手创作时作品独具特色，成了妥妥的“学霸”。经老师引荐，米兰·昆德拉为报馆画插图、为剧院刻雕像，很快成为当地老少皆知的“大人物”。 作为一个十多岁的少年，米兰·昆德拉同时学习音乐、绘画、雕塑并展现出令同龄人望尘莫及的才情，套用现在的流行话说就是“斜杠少年”。1948年，米兰·昆德拉中学毕业后一举考进位于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艺术学院，攻读美学。如果继续这样深造下去，他大概率会成为音乐家、画家、雕塑家。但谁也没有想到，米兰·昆德拉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02 涉足文坛米兰·昆德拉的人生之所以发生巨变，缘于他的堂兄——诗人、翻译家卢德维克的推动。 卢德维克只比米兰·昆德拉大三岁，但他参加过袭扰纳粹德军的救国行动队。战后进入查尔斯大学，他又投身一个吸纳了很多青年诗人的超现实主义小组。卢德维克到处鼓吹建设新捷克，是个激进分子。在其游说和安排下，米兰·昆德拉先参加了超现实主义小组，继而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但很快因言辞激烈而被开除出党），同时开始接触诗歌。很快，米兰·昆德拉发现，与音乐、绘画、雕塑相比，或长或短的诗歌更容易表达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情感和态度。于是，他尝试着写诗歌。  1967年6月，米兰·昆德拉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 米兰·昆德拉写的第一首诗歌是《纪念保尔·哈斯》。保尔·哈斯被纳粹关进集中营后，饱受折磨，最终惨遭杀害。米兰·昆德拉听说后，悲恸欲绝，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缓过劲来。后来，由于想念恩师，他决定为恩师“立传”。他先谱曲，再作画，后创作雕像，但都觉得未能很好地表达内心的所思所想。而在写诗歌时，米兰·昆德拉一气呵成，情感恣意。他把保尔·哈斯当作“我个人神殿中的一位”尊者推崇，令人动容。自此，米兰·昆德拉一发不可收，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创作，一首接一首越写越多。至1952年大学毕业时。这些诗汇集成了他的第一本诗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 1953年，《人：一座广阔的花园》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文坛盛行教条主义，到处泛滥着公式化的诗歌，但米兰·昆德拉坚持独立思考并勇于对现实问题和人的价值与生存问题给予关注，让“人们就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比如在《伟大的游行》一诗中，他热烈地写道：“早晨的空气闪闪发光/工人游行从郊区建筑出发/举着旗帜/歌声响起/云雀飞翔/一个老工人喊道/我才刚刚开始/每个人都开始了！”又如，在《最后的五月》一诗中，他热情歌颂英雄尤利乌斯·伏契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被捕入狱后用铅笔头和碎纸片写下纪实文学《绞刑架下的报告》）…… 这一首首宣泄着真挚感情的诗歌，开启了米兰·昆德拉的作家生涯，也为他带来了好运。不久，他被布拉格电影学院聘为世界文学课讲师；1956年，他如愿再次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57年，他出版了爱情诗集《独白》，好评如潮。这时的米兰·昆德拉刚刚二十八岁，但已名动捷克斯洛伐克文坛。 就在很多人翘首企盼米兰·昆德拉的新诗集时，他却出人意料地放弃诗歌写作转而写起了小说。说起来，这与布拉格电影学院的一条特殊规定有关。规定要求：要想从讲师晋升为教授，必须撰写并出版有文学理论著作。为此，米兰·昆德拉花两年时间写出一本《小说的艺术》，出版后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奖。在写《小说的艺术》时，他想着写篇小说过把瘾，就利用零碎时间构思并写就了《我，悲哀的上帝》，这是他平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只是，一篇写罢，他深感意犹未尽，遂接着写。后来提起这事，米兰·昆德拉说：“写《我，悲哀的上帝》过程中，我找到了自我，找到了表达自己声音的正确途径。从那以后，我常常被一股力量推动着继续写，继续写。”就这样，他陆续写出了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直至第十篇，而从第一篇到第十篇足足持续了十年时光。值得一说的是，在写作短篇小说之余，米兰·昆德拉亦以自己早先被开除出党的经历为灵感来源，创作了一部由玩笑引发一连串笑话的长篇小说《玩笑》。 米兰·昆德拉历经十年之功，把对小说的实践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探索和解构，最终大获成功。1967年，《玩笑》出版，在捷克斯洛伐克售出十二万册，随后连译三版，在欧洲数个国家累计售出几十万册，并被拍摄成了电影。1968年，《我，悲哀的上帝》等十篇小说结集成《好笑的爱》正式出版，在短时间内被抢购一空。这两部作品让米兰·昆德拉从捷克斯洛伐克走向欧洲，成为欧洲文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03 流亡作家有人说，“米兰·昆德拉放弃诗歌选择小说，相当于转换了看待世界的态度”。但令米兰·昆德拉想象不到的是，他转换了看待世界的态度，也转换了自己的人生命运。 1967年6月，《玩笑》出版后不久，米兰·昆德拉以主席团成员的名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做了《还文学以品质和尊严》主题发言，批判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呼吁国家的民主、改革、独立、自治。说来，这只是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呐喊，但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开始探索改革（史称“布拉格之春”）却遭苏联镇压的大环境下，这竟给米兰·昆德拉招来了灭顶之灾——1968年8月，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后，立即展开全面清除改革势力的行动。米兰·昆德拉作为作家团体的“急先锋”受到严肃处理，被开除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被剥夺布拉格电影学院教职，所有作品被公共图书馆清除，同时被勒令不得在捷克斯洛伐克发表任何文章并随时接受有关方面的传讯……一夜之间，米兰·昆德拉沦为了“阶下囚”。 面对这般残酷的打压和迫害，米兰·昆德拉非常愤怒，但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埋头创作。那几年，他先后写出《生活在别处》（1969年）、《为了告别的聚会》（1970年）两部长篇小说。 《生活在别处》以他的亲身经历为情节，讲述了一个名叫雅罗米尔的年轻诗人充满激情而又短暂的一生；《为了告别的聚会》通过讲述小号手等八个人物曲折的爱情故事，探讨矛盾的难题和生活的困境。二者都揭示了人性的崇高与邪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创作过程中，米兰·昆德拉饱尝生活艰辛之苦。起初，他和妻子薇拉·昆德洛娃尚能靠着最后一版《玩笑》的版税勉强度日；后来，眼看手头钱财所剩无几，薇拉·昆德洛娃只好前往集市餐厅做洗碗帮厨工，而米兰·昆德拉则在朋友的帮助下以匿名身份主持《青年世界》杂志关于星相学的栏目，向年轻人讲解星座运程，以赚取一些购置生活必需品的微薄薪水。这段窘迫境况的辛酸和孤独经历，令米兰·昆德拉难以忘怀，并在他后来写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笑忘录》时各有呈现。 幸运的是，《生活在别处》和《为了告别的聚会》由法国伽里玛出版社翻译出版后引发热烈反响，其中《生活在别处》还斩获了梅迪西斯外国小说奖，这多少慰藉了米兰·昆德拉苦痛的心灵。 1975年7月，经伽里玛出版社牵线，米兰·昆德拉偕妻子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前往法国雷恩大学执教。岂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布通报，宣告取消米兰·昆德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身份并对他进行审理判决。  1973年，米兰·昆德拉与妻子薇拉·昆德洛娃在布拉格 这令米兰·昆德拉心痛如刀绞。他一边申请法国国籍，一边尝试法语写作。1984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正式出版，这是米兰·昆德拉的第一部法语小说。他以1968年苏联出兵控制捷克斯洛伐克为故事背景，用透彻锋利的笔触，深刻描绘了家国变故中的凄惨众生相。该小说被美国导演菲利普·考夫曼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后更是风靡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1988年，电影《布拉格之恋》剧照 此后，米兰·昆德拉放弃捷克语，全面转向法语写作，相继出版了《不朽》（1990年）、《慢》（1995年）、《身份》（1997年）、《无知》（2000年）、《庆祝无意义》（2014年）等一系列不再以捷克斯洛伐克为背景的小说。正如他在《不朽》序言中写道的那样，“当我写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有一件事情确定无疑地结束了：我再也不会回到当代捷克历史的题材上来”。 对于米兰·昆德拉来说，被祖国抹去身份后背井离乡用他国语言进行创作，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和无奈。这种痛苦和无奈，浸润于字里行间就是洗练的语言、深邃的思想、哲学的意境，以及读者的赞誉和文坛的肯定。他被誉为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先后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并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78年，米兰·昆德拉在法国雷恩大学 04 结缘中国与世界文坛其他大作家一样，米兰·昆德拉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与中国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中国文学评论家李欧梵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介绍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籍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及他们各自的代表作品，“呼吁中国作家和读者注意南美、东欧和非洲的文学，向世界各地区的文学求取借镜，而不必唯英美文学马首是瞻”。这篇“希望给中国现代文学一些有益的借鉴”的文章，是真正向国人介绍米兰·昆德拉的第一篇文章，米兰·昆德拉由此被中国文坛认知。  1981年，米兰·昆德拉（中）与法国作家让·皮埃尔·费伊（左）等人参加文化活动 此后，米兰·昆德拉的作品被翻译引进中国，先是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接着是文学理论《被背叛的遗嘱》，然后是小说《生活在别处》等多部作品的多种译本……很快掀起了“米兰·昆德拉热”。他成为中国读者最喜爱的当代外国作家之一，书名“生活在别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名句“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等广为传诵并成为经年不衰的流行语。更有趣的是，米兰·昆德拉的写作形式和叙述风格深深地影响了许多中国作家，其中尤数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韩少功、王安忆、莫言、余华、毕飞宇受影响最大。 可以说，米兰·昆德拉是韩少功、王安忆、莫言、余华、毕飞宇的精神偶像。韩少功在研读过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后，称“作者那种轻巧的'片段体’，夹叙夹议的手法，拓展了文学技巧的空间”；王安忆盛赞，“没有哪个作家像米兰·昆德拉那样做了对个体的感情的关怀，这些都会让人感到温暖，这也是米兰·昆德拉的文学价值之一”；莫言只看过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为了告别的聚会》，他坦言，“很喜欢。小说中的讽刺有一点儿像黑色幽默，又不完全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小说在结构上也很有特点，除了情节故事还穿插了大量议论……其中很多议论精辟、深刻，表现出米兰·昆德拉与众不同的思考”；余华多次在公开场合赞赏米兰·昆德拉，并在创作时模仿其小说；毕飞宇在阅读米兰·昆德拉的《无知》时说，自己“看见了一个洞明世事的老人，在他听见命运之神敲门的时候，他拉开了他的大门，满腔的无奈与悲愤……” 一年又一年，一代代中国的读者成了米兰·昆德拉的“忠实粉丝”。但遗憾的是，他们始终未能一睹米兰·昆德拉的真容。原来，自1984年出版《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米兰·昆德拉和自己“约法三章”——不接受媒体采访，不会见陌生访客，不出外观光旅游。这让他迅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人们只能读他的作品，对他的状况却一无所知，以至于媒体报道时戏称“其个人生活如一个深邃的谜，始终覆盖着厚厚的面纱”。对此，有关注米兰·昆德拉的评论家分析指出，米兰·昆德拉的前半生过于张扬、跌宕和沉重，他或是有意与前半生做个决断，力求在后半生过一种“隐身生活”。于是，中国读者慢慢释然了。这并不是说大家的念想减退了，而是大家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作品为媒，能见或不见，都不影响心灵的来往……” 2022年5月，经米兰·昆德拉同意并授权，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米兰·昆德拉全部作品的最新中文版本，并推出了首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玩笑》《无知》《慢》《小说的艺术》的电子书，再掀销售和好评热潮。这一年，米兰·昆德拉已九十三岁高龄，距《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进入中国也过去三十多年了。 1979年，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写道：“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2023年7月11日，米兰·昆德拉在法国巴黎逝世，从此再不能书写记忆并与遗忘斗争了，然而“我们却难以'笑着忘却’他”。 （原文《“文学隐士”米兰·昆德拉》刊于《名人传记》2023年第9期 文/江寒） 责编丨王苑 责校丨张静祎 排版丨王苑 审核丨梅化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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