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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2 日，据路透社援引捷克公共电视台的报道，作家米兰 · 昆德拉去世，享年 94 岁。 幽默的、自觉的、否定绝对的、肯定存在的、解构现代的。说起昆德拉，人人似乎都有某段回忆切片。 1984 年首次以英语出版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政治上给人启发的同时，也给一些处于青春期的读者展示了难忘的情节：一个几乎全裸、头戴礼帽的美丽女人给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开门，后者闲暇时的主要活动，便是在布拉格四处游荡，说服偶遇的女人脱掉衣服。 《大西洋月刊》记者 Jonathan Rosen 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阅读昆德拉时，他的感受就如同观看《广告狂人》，会因片中抽烟、喝酒、摸秘书屁股这些「大胆的行为」而兴奋。1994 年出版了代表作《事后：性恐惧，性与女性主义》（The Morning After: Fear, Sex and Feminism）的美国作家 Katie Roiphe 则认为，昆德拉影响了一代人对于「放荡」这一概念的理解。她甚至把年轻时一次不愉快的性经历归咎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因为这本书是「一首漫不经心的情感青春期而创作的颂歌，它的平装版本无处不在，向人们阐释了道德失误中，也许存在着某种隐晦的东欧式深刻。」 而在 Reddit 社区转发的昆德拉讣告下，评论者提起最多的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如何帮助他们走出情伤，理解亲密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昆德拉在作品中反复实践的一种解构 ——当他的作品最初介入英语世界时，有人试图以政治立场或哲理小说来评价，而昆德拉驳斥说，他写的就是一个爱情故事。 1929 年 4 月 1 日，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Brno），受钢琴家父亲的影响，学习了钢琴和作曲，青年时期先后在捷克查尔斯大学、布拉格表演学院学习，对文学、导演、剧本创作均有研究。在参与了一系列国内的政治运动和改革后，1975 年，他流亡法国，直到 2019 年才和妻子 Vera 重获捷克公民身份。 1987 年，昆德拉的作品由作家出版社以「内部参考」的名义译入中国，包括由景凯旋翻译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和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也是该小说最广为流传的译名）。后来，在接受《新京报 · 书评周刊》采访时，景凯旋如此分析昆德拉当年广受欢迎的背景：「刚好『开放』了，人们开始回到正常生活中去，当时王蒙他们提倡一种『逃避崇高』的想法，就是我们不要受到一种理性的自负的影响，回到日常生活中去，当时昆德拉的小说也迎合了好多人的思想。」 移居法国后的几十年来，昆德拉很少接受采访。他最后一次对媒体发声是 在 2008 年，当时有人指控他在 50 多年前背叛了一位替美国情报局工作的捷克飞行员，昆德拉向捷克新闻通讯社 CTK 愤怒地表示了否认，称这一指控是「对作者的暗杀」。 俄罗斯剧作家 Leonid Andreyev 之孙、美国小说家 Olga Carlisle 于 1985 年 5 月 19 日《T》中文版编辑部想在今天推送《纽约时报》发表于 1985 年 5 月 19 日的对昆德拉的一次珍贵面访，采访者是俄罗斯剧作家 Leonid Andreyev 之孙、美国小说家 Olga Carlisle。这次采访的一年后，昆德拉出版了由法语写作的评论集《小说的艺术》，第一次以「法国作家」自称，法语也代替捷克语，成为他的创作语言。他最后一本以捷克语撰写的小说是《不朽》，发表于 1988 年。虽然昆德拉和妻子在 2019 年恢复了捷克公民的身份，但公民证是一年后由捷克共和国驻法国大使 Petr Drulak 交给二人的。昆德拉对此仍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媒体上只有 Drulak 的发言，他形容昆德拉当时「心情不错，接过文件，说了句谢谢。」十年前，这位巨匠的最后一部小说《庆祝无意义》问世。它当时获得了两极化的评论，一些人称赞它清爽、优雅的幽默感，另一些人则认为，这部作品犹如步步撤退，直至退入纯粹的「耍小聪明」。 但正如昆德拉本人在《不朽》中所说，不朽是荒谬的，一个人必须时刻准备好一个事实，即他无法赢得控制自己形象的战斗：「…… 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通过什么激怒别人，我们通过什么可以使别人愉快，我们通过什么让别人感到可笑；我们自己的形象是我们自己最大的秘密」。 以下是《纽约时报》的采访，全文有适当编辑和删减。 
他的脸庞隐藏在巴黎渐浓的暮色投下的阴影中，只有一双眼睛熠熠生辉。他说话很慢，操着一口带有浓重斯拉夫口音的文雅法语。他在随后的采访中表示：「只有揭示人类生活未知片段的文学作品才有存在的理由。作家不一定要宣扬真理，而是要发现真理。」 接受我们的采访时，米兰 · 昆德拉 56 岁。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为他的祖国捷克斯洛伐克所做的贡献，不亚于 Gabriel Garcia Marquez 在上世纪 60 年代为拉丁美洲做出的贡献，以及 Aleksandr Solzhenitsyn 在70 年代为俄罗斯做出的贡献。昆德拉提出了具有普遍感染力的见解，把东欧带入了西方读者的视线。他呼吁真理和内心自由，认为没有内心自由，真理就无法得到承认。他意识到，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做好接受死亡的准备。这些理念为他赢得了评论家的赞赏，采访两周前，他还因此获得了「耶路撒冷社会中之个人自由奖」（Jerusalem Prize for Literature on the Freedom of Man in Society）。 昆德拉 1980 年被翻译成英语的小说《笑忘书》（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和 1984 年出版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探讨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消亡。而威胁感中暗含的，是核战争的危险 —— 昆德拉选择用比喻的方式来指涉这种危险，营造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怪诞感。和流亡西方并在西方取得成功的同胞、奥斯卡获奖导演 Milos Forman 一样，昆德拉 1975 年以来一直在法国生活，并且写就了大量作品，这足以驳斥那些认为作家背井离乡就会失去灵感的主流观点。读者在一本又一本书中，感受到了激情、幽默和强烈的情色意味。昆德拉成功地把他年轻时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了一个生动的、神秘的、情欲的国度。
昆德拉所获成就的本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为何会如此激烈地保护自己的隐私。没有任何神话制造者或神秘主义者愿意被揭开面纱。小说家 Philip Roth 最近接受采访时引用了昆德拉告诉他的一句话：「当我还是个穿着短裤的小男孩时，我梦想拥有一种能够让我隐形的神奇药膏。后来我长大成人，开始写作，想要取得成功。现在我成功了，我还是想要能让我隐形的药膏。」不出所料，当我从旧金山致电昆德拉巴黎的公寓请求采访时，他的声音里毫无热情。但他记得我的祖父、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剧作家 Leonid Andreyev，这意外帮助我打开了局面。我们的共同好友警告我，由于苏联征服过捷克斯洛伐克，昆德拉不相信俄罗斯人 —— 所有的俄罗斯人。所以当时我想，我应该提及我有俄罗斯血统。昆德拉回答说，他年轻时读过并很欣赏我祖父的作品。寒冰破开了，我们定下了采访日期。但不久之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必须警告您，我脾气很坏。我无法谈论我自己、我的生活和我的灵魂状态。我谨慎到几乎病态的地步，对此我无能为力。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我想谈谈文学。」
昆德拉和他的妻子 Vera 住在巴黎蒙帕纳斯（Montparnasse）一条安静的小巷里，他们的小公寓是一间改造过的阁楼，客厅的墙上挂着超现实主义画作。有些是捷克斯洛伐克艺术家的作品，有些则是昆德拉自己画的。他创作的那些画作上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超大号脑袋和长长的手指，就像他自己一样。Vera 是一位留着深褐色短发的漂亮女郎，身材修长，穿着蓝色牛仔裤。她给我们倒酒，还熟练地给我们削猕猴桃吃。聊天中，昆德拉夫妇对巴黎生活的欣赏态度着实令我惊讶：他们说，附近的乐蓬马歇（Le Bon Marche，巴黎第七区的购物中心）购物便利，街角商店里有来自异国他乡的水果，全年有数不清的艺术展。接下来，当我采访昆德拉时，Vera 一直在隔壁房间忙着打字和接听长途电话。昆德拉出名了，她得处理来自欧洲戏剧和影视导演发来的各种请求。昆德拉又高又瘦，穿着一件蓝色旧毛衣，懒洋洋地窝在扶手椅里。显然，这是个怡然自得的人。用他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费了一番功夫探索的法语来形容，即「自自在在做自己」（bien dans sa peau）。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告诉他了一些我童年在巴黎流亡的经历。正是在那段时日，我迷上了布拉格。当时俄罗斯流亡诗人 Marina Tsvetayeva 晚上经常来访，吟诵她的诗句。其中一首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是写给伏尔塔瓦河（Vltava）桥上守护布拉格的骑士雕像的：那是 1936 年或 1937 年。即使那时，布拉格也与纳粹德国和共产主义俄罗斯非常亲近，没有人能想到随后不久发生的巨大背叛。昆德拉参与了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然而苏联坦克的巨轮碾碎了人性化的社会主义承诺。那段插曲中的重要事件之一，便是昆德拉的第一本小说《玩笑》（The Joke，1967）在布拉格出版。
《玩笑》字句精炼，结构缜密，控诉了生活的无望与荒谬，同时它也指出，当人们任由背叛和复仇腐蚀灵魂时，无论哪里的生活都是如此。手稿被送到巴黎伽利玛出版社（Éditions Gallimard），很快就在国际上赢得了赞誉。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昆德拉失去了布拉格高等电影研究学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Cinematographic Studies）的教授职位。他的书被禁了。渐渐地，他的生活无法继续，他被逐出了自己的祖国。随后几年进入西方读者视线的书勾勒出昆德拉智识和情感的变化历程。1974 年在美国出版的《生活在别处》（Life Is Elsewhere），以冷酷讽刺的方式探索了革命和诗歌热忱的结局。《好笑的爱》（Laughable Loves，1969）和《告别圆舞曲》（The Farewell Waltz，1976）颂扬了情爱，在欢乐喜悦中夹杂着同情怜悯。而《告别圆舞曲》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元素：主角之一 Jacob 离开被侵略的家乡后，来到了一片全新的、从未踏足过的流亡之地。而这，正是 1975 年昆德拉作别祖国后展现在他面前的景象 —— 也是我采访时问他的第一件事。
Olga Carlisle（以下简称 OC）：从 46 岁开始，您已在法国生活了将近 10 年。您觉得自己是流亡者、法国人、捷克人，抑或只是没有特定国籍的欧洲人？昆德拉：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知识分子离开祖国前往美国时，他们确信总有一天他们会回到德国。他们认为自己只是短暂在国外停留一段时间。而我不一样，我完全没有回国的希望。我会留在法国，因此我不是流亡者。法国现在是我唯一真正的家乡。我在这里也没有背井离乡的感觉。千年来，捷克斯洛伐克一直是西方的一部分。而如今，这个国家成了东方帝国的一部分。比起巴黎，我在布拉格更有漂泊之感。昆德拉：我用法语写散文，但用捷克语写小说。因为我的生活经历和想象力都扎根于波西米亚和布拉格。1973 年 10 月 14 日，昆德拉在布拉格。 图片承蒙《纽约时报》 提供。 OC：在您之前，Milos Forman 通过《消防员舞会》（The Firemen's Ball，1967）等电影，让西方大众知道了捷克斯洛伐克。昆德拉：确实，我会把 Milos 称作布拉格精神的化身，他和另两位捷克电影制作人 Ivan Passer 和 Jan Nemec 都是。Milos 来到巴黎时，每个人都为之震惊和倾倒：一位著名的电影制作人怎么能一点都不势利呢？在巴黎，就连老佛爷百货的女售货员都不知道怎么表现得自然而不做作，Milos 的简单朴素简直就像一种挑衅。昆德拉：卡夫卡的《城堡》（The Castle，1926）和 Jaroslav Hasek 的《好兵帅克》（The Good Soldier Schweik，1921）都充满了这一精神：十足的真实感、普通人的视角、从底层看待历史、引人深思的简单质朴、营造荒谬感的才气，以及幽默中的无限悲观。例如，有个捷克人申请移民签证。官员问他，「您想去哪里？」他回答，「哪里都行。」官员给了男人一个地球仪：「来，请您选选吧。」男人看着地球仪，慢慢转动着它，问：「您还有别的地球仪吗？」OC：除了在布拉格的根，还有什么文学喜好影响了您？昆德拉：首先是法国小说家拉伯雷和狄德罗。在我看来，法国文学真正的开创者和王者是拉伯雷。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Jacques the Fatalist，1785）把拉伯雷的精神带到了 18 世纪。别被狄德罗的哲学家身份误导了。这本小说不能被简单地视作哲学论述。它是一出讽刺剧，是有史以来最自由的小说。自由变成了一本小说。我最近把它改编成了戏剧，由 Susan Sontag 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Cambridge）搬上了舞台，剧名是《雅克和他的主人》（Jacques and His Master，这出戏剧于 1985 年 1 月由美国话剧团演出）。昆德拉：本世纪的中欧小说。卡夫卡、Robert Musil、Hermann Broch、Witold Gombrovicz。这些小说家非常不相信 Andre Malraux 所谓的「抒情的幻想」（Lyric Illusions），不相信有关进步的幻想，也不相信庸俗的希望。我和他们一样，为西方迟暮而悲伤。不是多愁伤感的那种忧伤，而是有点讽刺的那种悲伤。我的第 3 个根源是现代捷克诗歌。现代捷克诗歌极大地训练了我的想象力。OC：Jaroslav Seifert 是给您带来启发的现代诗人之一吗？您认为他 1984 年获得诺贝尔奖是否实至名归？昆德拉：当然是。据说他第一次被提名诺贝尔奖是在 1968 年，但评委会很谨慎，担心授予他奖项会被认为是在对一个最近被攻占的国家表示同情。这个奖来得太晚了。对捷克人民来说太晚了，他们已经被羞辱了。对捷克诗歌来说太晚了，它的伟大时代早已结束。对 Seifert 本人来说也太晚了，他已经 83 岁了。据说，当瑞典大使来到他医院的病床边，告诉他，他获得了这一荣誉时，Seifert 看了他很久。最后 Seifert 伤心地说：「可现在我能拿这些钱做什么呢？」OC：那么俄罗斯文学呢？俄罗斯文学如今是否仍能给您带来触动？还是说，1968 年的政治事件让您厌恶俄罗斯文学了？昆德拉 : 我非常喜欢托尔斯泰，他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要现代得多。托尔斯泰也许是第一个认识到非理性对人类行为产生的影响的人。这种影响受愚蠢而起 —— 但主要是不负责任，是不受控制也无法控制的潜意识引导下的不负责任。重新读一读安娜 · 卡列尼娜死前的段落吧。为什么她明明不是真的想自杀，但却自杀了？她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为了写出这其中非理性的、难以捉摸的原因，托尔斯泰描写了安娜的意识流。安娜坐在马车里，街上的景象和她不合逻辑、支离破碎的想法一起混杂在她的脑海中。第一个创造内心独白这种写法的不是乔伊斯而是托尔斯泰，就是《安娜 · 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1877）中的这几页。
昆德拉：因为托尔斯泰的翻译很糟糕。我读过这段内容的法语译本。我很惊讶。原文中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内容，在法语译本中变得合乎逻辑、合情合理。这就好比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1920）最后一章被重写了，有人给 Molly Bloom 冗长的独白加上了有逻辑的、传统的标点符号一样。唉，我们的翻译背叛了我们。他们不敢翻译我们的文本中那些不同寻常的东西 —— 那些不常见的、原创的东西。他们担心批评家会指责他们翻译得不好。为了保护自己，他们简化了我们（的文本）。你都不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来修改我的书的译本。昆德拉：我的父亲是一位钢琴家。他酷爱现代音乐，非常喜欢斯特拉文斯基、Bartok、Schoenberg、Janacek。他曾经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说服人们认可 Janacek 的艺术家地位。Janacek 是一位很棒的现代作曲家，他无与伦比也无法归类。他的歌剧《死屋手记》（From the House of the Dead，1928）取材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讲述了苦役营的故事，是我们这个世纪伟大的寓言性作品之一，就像卡夫卡的《审判》（The Trial，1925）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1937）。我的父亲曾在几近空无一人的音乐厅里演奏过这首高难度的曲子。小的时候，我讨厌那些拒绝听斯特拉文斯基，而为柴可夫斯基或莫扎特鼓掌的人。我保持着对现代艺术的热爱，这是我对父亲的忠诚。但我拒绝承袭他音乐家的职业。我喜欢音乐，但不喜欢音乐家。一想到要和音乐家共度一生，我就感到窒息。我妻子和我离开捷克斯洛伐克时，我们只能带几本书，其中一本是 John Updike 的《马人》（The Centaur，1962），那本书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 —— 对被羞辱、被打败的父亲的令人痛苦万分的爱。
OC：《笑忘书》里有一段关于 Tamina 在一个只有孩子的岛上生活的故事，您把对您父亲的记忆与 Tamina 的这个故事联系了起来。昆德拉：这个故事是一幅让我念念不忘的梦中景象。想象一下吧，往后余生你都要被迫被孩子包围，甚至不能和成年人说话。这真是一场噩梦。我怎么会梦到这幅景象？我不知道。我不喜欢分析我的梦，我更喜欢把它们变成故事。OC：孩子在您的书里占据了一个奇怪的位置。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孩子们折磨一只乌鸦，Tereza 突然对 Tomas 说：「我很感激你不想要小孩。」而另一方面，人们发现您的书里有一股对动物的柔情。在最后一章里，一只猪变成了一个可爱的角色。这种对动物的看法是不是有点刻奇（Kitsch，也曾被译作「媚俗」）？昆德拉：我不这么认为。刻奇是一种不惜一切代价取悦他人的欲望。而为动物说好话、对孩子持怀疑态度并不能取悦公众，反而甚至会令公众感到些许不快。我不是在反对孩子，但对童年的刻奇描绘令我感到很恼火。在法国，选举之前所有政党都会分发他们的海报，到处都是关于更美好未来的口号，到处都是孩子们微笑、奔跑和玩耍的照片。唉，人类的未来不是童年，而是老年。真正的人文主义体现在社会对待老年人的态度上。虽然衰老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唯一的未来，但它永远不会出现在任何宣传海报上，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昆德拉：威胁我们的是极权主义帝国。霍梅尼和斯大林，他们算是左派还是右派？极权主义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在极权主义帝国里，左派和右派都会灭亡。我从来不信仰什么，我们在是否信仰上帝这点上立场不同，但这并不重要，无碍于我们团结一心。在布拉格，他们绞死社会主义者，也绞死牧师。就这样，一个被绞死者的兄弟会诞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左派和右派的顽固斗争在我看来是陈旧且相当偏狭的。我讨厌参与政治生活，不过政治本身就像一场表演秀一样吸引我。东方帝国上演着一场悲剧的致命死亡秀，西方则上演着一场文化贫瘠但引人发笑的秀。
OC：有时人们说，矛盾的是，压迫给艺术和文学带来了更多的严肃性和活力。昆德拉：别那么浪漫主义。持续的压迫可能会彻底摧毁一种文化。文化需要公共生活，需要思想的自由交流，需要出版物、展览、辩论和开放的边界。不过，如果压迫只存在一段时间，文化是可以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几乎所有捷克文学都被禁了，只能以手稿的形式流传。开放的公共文化生活被摧毁了。尽管如此，20 世纪 70 年代的捷克文学相当辉煌，出现了 Hrabal、Grusa、Skvorecky 的散文。就是在那个时候，捷克文学的存续最岌岌可危的时刻，捷克文学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但它能在地下存活多久呢？没人知道。欧洲以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局面。谈到国家的不幸时，我们决不能忘记时间的维度。在一个法西斯独裁国家，每个人都知道它终有一天会走向终结。每个人都在注视着隧道尽头。在东方帝国，这条隧道没有尽头，至少就一个人的一生来看没有尽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人们把波兰和智利放在一起比较。没错，（人们经受的）折磨和痛苦都是一样的，但隧道的长度却大不相同，而这会改变一切。政治压迫还带来了另一种危险，它甚至比审查制度和警察机关更糟糕，尤其是对小说而言。我说的这种危险就是道德主义（Moralism）。压迫在善与恶之间创造了一条非常清晰的界限，而作家很容易屈服于说教的诱惑。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可能很吸引人，但对文学来说，这却是致命的。我最喜爱的奥地利小说家 Hermann Broch 说过：「对于作家而言，唯一的道德是知识。」只有揭示人类生活未知片段的文学作品才有存在的理由。作家不一定要宣扬真理，而要发现真理。
OC：但是，与那些和平的社会相比，受压迫的社会是否有可能为作家提供更多机会来发现「生活的未知片段」？昆德拉：或许吧。想想看中欧，那可真是个惊人的历史实验室！60 年里，我们经历了一个帝国的衰落、小国的重生、民主、法西斯主义、德国占领及大屠杀、苏联占领及驱逐、社会主义的希望、斯大林主义、移民 …… 我总是会为我周围的人在这些情况下的表现感到震惊。人变得神秘莫测。人本身就变成了一个问题。正是这种惊奇催生了（我）写小说的热忱。我对某些几乎不容置疑的价值观的怀疑，正是源于我在中欧的经历。例如，人们提到青春时，通常指的不是一个阶段，而是其本身的价值。政客说出这个词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傻笑。但我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一段恐怖时期。当时有大量年轻人支持恐怖氛围，他们缺乏经验、不成熟、道德观极端，还很爱抒发情怀。《生活在别处》在我的小说中怀疑色彩最为浓重。它的主题是青春与诗歌 —— 诗歌在斯大林恐怖时期的冒险、诗歌的微笑，以及天真的血腥微笑。诗歌是我们的社会中另一种无可置疑的价值观。1950 年，法国共产主义诗人 Paul Eluard 公开赞成绞死他的朋友、布拉格作家 Zavis Kalandra，这让我非常震惊。勃列日涅夫派坦克去屠杀阿富汗人是可怕的，但也可以说是正常的 —— 是人们意料之中的。而一位伟大的诗人支持处死一个人，这给了我们重重一击，粉碎了我们心中世界的形象。
OC：丰富的生活经历是否会让您的小说带上自传色彩？昆德拉：我的小说里没有哪个人物是我的自画像，也没有哪个人物是生活中真实的人的画像。我不喜欢伪装成其他形式的自传。我讨厌作家轻率不慎。在我看来，轻率不慎是一种大罪。任何泄露他人私生活的人都应该被鞭打。我们生活在一个私人生活被破坏的时代。渐渐地，人们自己也失去了对私人生活的欣赏与感知。如果一个人无法躲开他人的目光，那么生活就是地狱。那些在极权主义国家生活过的人们知道这点，但极权主义只是像放大镜一样，把整个现代社会的趋势展现了出来：对自然的破坏、思想和艺术的衰落、官僚化、人格解体、对个人生活缺乏尊重。没有秘密，什么都不可能存在 —— 爱情不可能，友情也不可能。
采访结束已经很晚了。昆德拉陪我走回我住的酒店，我们在巴黎潮湿的夜里散了一小会儿步。一两天后，昆德拉夫妇邀请我共进午餐，吃了捷克风味的杜松子酱鹌鹑。昆德拉是个满怀奇想、无忧无虑的人。他说自己现在书读得越来越少了，因为法国出版社出版的书字体越来越小。他不排除这是法国人的阴谋，他需要一副新的眼镜。被问到现在正在写什么小说时，他开始像真正的作家那样闪烁其词起来。但他很乐意谈论他目前与法国电影导演 Alain Resnais 合作的一部「形而上学的闹剧」。昆德拉正在写这部电影的剧本，同时还在考虑片名。是该定为「三位丈夫和两位情人」呢，还是「两位丈夫和三位情人」？恶作剧般的玩笑使保密不再那么必要。这就是 1968 年，昆德拉的朋友愉快回忆起的昆德拉，也是写下《好笑的爱》一书的无忧无虑的昆德拉。《好笑的爱》是昆德拉在自己所有作品中最喜欢的一本，因为它与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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