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上受过苦难的民族很多，但能写出伟大著作的却很少，俄罗斯却是一个特例。 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这样说：“俄罗斯这个民族的文学，从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苦难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 即使在最逼仄的苏联时期，俄罗斯的作家也没有放弃作家的责任。正如作家狄马所说：苏联文学中后来成为不朽经典的作品都不是为发表而写的；相反，他们在写作时就明白，这些作品完全有可能在生前无法出版；非但不能出版，书稿如被查获，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但他们仍然凭着一种超凡的意志，越过贫穷、疾病、死亡的危险，构筑着属于自己的精神圣殿。 这是专属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这种传统让俄罗斯诞生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作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那样，俄罗斯文学在苦难中开出了“你想象不到、灿烂的花朵”。今天介绍五位俄罗斯作家及他们了不起的作品，供书友品鉴。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鲍·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是一位诗人、作家，他的整个后半生都生活于苏联时期。帕斯捷尔纳克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主要作品有诗集《云中双子星座》《我的姊妹——叫生活》等，其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日瓦戈医生》这本书曾被禁长达30年之久。这本书活脱脱演绎了：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书中讲述的，是日瓦戈医生在时代巨变洪流中的软弱无力。而这时代洪流，就是俄国20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重大社会动荡：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革命战争、新经济政策、大清xi……迄今为止，本书仍是关于这段历史，公认最好的文学作品。读完这本书，无数有过类似历史经历的读者，认识到了什么是革命，从而放弃乌托邦，从一个革命者变成一个改良者。除了政治和历史的穿透力，这本奇书最厉害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将自己的思考穿插在故事叙述中，无处不在的议论，字里行间引发的是关于人生死体验最根本东西的思考：宗教，人性，艺术，人在历史中的生活……层层叠叠的思想内涵，犹如一波又一波海浪，汩汩涌来，绵绵不绝。1958年，《日瓦戈医生》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而苏联当局随即将本书定性为“反苏”，对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无端迫害，帕斯捷尔纳克也成为世界上最早被迫放弃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以赛亚·伯林看到本书手稿的当晚，在灯下读得泪流满面。卡尔维诺也曾说过：“再也没有比《日瓦戈医生》更典型的苏联小说了”。这是一本很能击中人生命中一些长久思考又苦苦不得其解的根本问题的书。格罗斯曼《生活与命运》格罗斯曼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风云巨变的俄罗斯，这与帕斯捷尔纳克很像。格罗斯曼童年时经历沙俄崩塌，成长于专制集体化的苏联，经历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大清洗，最终痛苦逝去。
相比于帕斯捷尔纳克对知识分子内心和外部世界轰轰烈烈的反差，索尔仁尼琴的宏大与对反抗专制对人异化的振臂高呼，格罗斯曼显得温和细腻却更加深邃。
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比《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更加“危险”，它是对斯大林苏联社会真实面貌的全面描写与剖析，它是一整个时代的画像和心灵史，是极权体制下复杂多面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20世纪最黑暗的一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可以说，《生活与命运》是苏联的第一个自由之声，是苏联时期的《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文学的另一座丰碑。
当苏联所有人都在歌颂斯大林的伟大时，当世上所有人都在传颂苏联红军攻占柏林时，格罗斯曼在《生活与命运》中敏锐指出苏联与德国实则互为镜像。这样犀利的洞察与书写，在当时属于石破天惊，它的余波也缓缓震荡到世界各地，影响现在人对于极权和政权的人生，帮助了更多的人清醒的面对生活。格罗斯曼以他温和却铿锵有力的声音告诉同胞，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自由是根本，是基础的基础。知名媒体人梁文道作序力荐：“这大概是我做读书节目，从广播电台到电视，到现在做视频十来年来，最想最想给我的观众们介绍的一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托尔斯泰是艺术之神”。他不讲技巧，他纯朴、真诚、刚毅，他用心灵而非头脑寻找善良，将自己的痛苦融进作品里每个人物血液中，并以一种英雄的沉着、一种可畏的仁慈心揭露了社会的罪恶。晚年的托翁受宗教思想影响，已经有了耶稣一般的悲悯情怀，他觉得唯有顺从与忍受苦难，才可以让暴力变得无力。他的心灵如浩瀚无垠的海洋，他的著作同样如此，是人类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罗曼·罗兰说，“《复活》是人间赞颂慈悲的唯美诗篇、诚挚诗篇”；《安娜·卡列尼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的完美杰作；《战争与和平》是描绘俄罗斯历史的绚丽画卷，是勾勒俄罗斯性格的真实名片，不仅为俄国文学增添了光彩，而且为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文豪的声誉。托尔斯泰著作的伟大不仅在于文学艺术本身，更在于其思想性，在于他对人类自身问题的深邃思考，这思考充满矛盾和痛苦。读他的作品显然不会是轻松愉快的，但却能在托翁那真诚而自然的叙述中洞察人性、审视自己。托尔斯泰的著作值得一读再读。《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重读托尔斯泰的这些经典，能让你感受到文学原初的魅力。
陈丹青：我完完整整地看了三遍《战争与和平》，从十四岁看到四十岁，每一次读都像第一次读，有一种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如同旅行，看到最后总是有点难过，觉得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木心：安娜身上渗透了托尔斯泰的魂灵。他把自己种种不可实现的幽密情愫，放在安娜身上。这件事，只好与托尔斯泰一对一面谈，他会承认。伟大的著作需要优秀的翻译，否则就是暴殄天物。这套书依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权威版本全面校订，译文完整、准确。中国著名俄语文学翻译家草婴，耕耘二十载，独自完成列夫·托尔斯泰所有小说翻译。草婴感言：“我无愧于几十年的翻译生涯，也无愧于读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受难，童年贫困，少年时代双亲就过世，作为俄国19世纪“苦难”的集大成者，他的一生被告密，被流放，永远欠债、永远不幸，这种经历是正常人无法承受的。然而苦难的生活却成为他创作的不竭动力。也正是在创作中，他获得了病躯和贫困所难以带给他的自由呼吸。世界上受过苦难的民族很多，但能写出伟大著作的却很少。因为苦难本身没有意义，对苦难的思考才有意义。正如陀翁自己所说：“苦难是什么，苦难应该是土壤，只要你愿意把你内心所有的感受、隐忍在这个土壤里面，很有可能会开出你想象不到、灿烂的花朵。”“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这句略显得扎心的话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写照。在处理苦难时，陀翁不仅仅是人世间的记录者，更是人世间的挖掘者，因此具有特殊的深度与广度。在他的作品中，即使一个纯粹虚构的人物，或悲或喜却都呈现出鲜血淋漓般的真实。这些丑与恶，你看或者不看，它都在那里，不是你闭上眼假装不存在，它就消失了。因为真实的直面人类的苦难，所以在陀翁看来，抽象的概念远远不及具体生动的人更值得我们珍惜。任何试图实现这概念的理想主义者，都不能忽视人的价值。任何试图以牺牲少数人的生命去实现理想的行为，都值得警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是受苦受难的一生。但值得注意的是，命运虽然对他不公，但他从未怨天尤人。他虽然一度误入歧途染上恶习，但他从未丧失过良知。他的墓碑上刻着：“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在世界各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小说几乎是每个文学爱好者有志于攀登的高峰。有人曾说：如果说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青藏高原，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上面的珠穆朗玛峰，他是文学的塔尖，文学的巅峰。博尔赫斯说：“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发现大海，发现爱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身大事。苦难是俄罗斯民族的宿命，也是他们文学的永恒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接力下一棒的则是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曾遭受过可怕的监禁和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绞刑的考验，索尔仁尼琴则在流放的监狱里身患癌症，同样体验了生与死的滋味。所不同的是，索尔仁尼琴是在一个更不自由的环境中进行创作的。如果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已经预见到了一个崇奉强权的时代，那么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则是描写了这个强权横行的时代。在被抛入政治的漩涡中时，索尔仁尼琴没有沉溺于哀怨，而是选择研究令无数个体历经苦难的秘密机制，以便保存“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
索尔仁尼琴交出的“研究”成果正是两部不朽的名著——前者即流亡前所写，令索尔仁尼琴名扬全球的《古拉格群岛》；而后者则为他流亡期间写就，倾注了一生思考与生命之火的作品《红轮》。为守护个体，走出苦难而写作，既是秉持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更是他护佑着良知的火种，使我们不致再次堕入无尽的黑暗之中的一生志业。正如索尔仁尼琴在书中所说的，我们对他人的苦难闭目塞听，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可以避免他人的命运。然而，在这个权力者将人完全视为物的社会，没有人会真正是安全的。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生平安无事，半夜不会有人来敲门。就重要性而言，索尔仁尼琴自己也曾多次表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并非《群岛》，而是这部《红轮》。因为《红轮》所探究的正是研究制造苦难的“根本机制”，对“苏联这一体制何以产生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且他描写的那段历史距今并不遥远，世界上的许多人，连同我们在内，依然生活他的延长线上。英国作家狄更斯曾说：对人类怀着深沉的爱的文学，最可能出现在俄罗斯。确实如此，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能像俄罗斯文学那样表现出对于穷人、被压迫者、不幸者和卑微者深厚的爱，更将对他的爱深入探究制造苦难的土壤之中。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发生，我们就需要记住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这样一群人，记住他的作品，因为，要走出苦难，我们不但需要良知与正义，更需要来自人性深处的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