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贵族”提起维新派，一般大家都会想起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维新派骨干人物不为人熟知，那便是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他是当时唯一一个坚定支持光绪帝变法的地方大员。  陈宝箴与子孙合影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和儿子陈三立都被慈禧太后给罢了官。 两年之后，陈宝箴就猝然而逝了。其子陈三立则将家国之感寄情于诗文，晚年目睹山河破碎，不胜悲愤，拒药绝食而死，因此他也成了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陈三立生先生的作品主要收录在《散原精舍诗》及其《续集》、《别集》、《散原精舍文集》。 然而，我们今天要说的主人公并不是这父子俩，而是他们的后代陈寅恪。 在爷爷和父亲还在做官的时候，陈寅恪可以说是真正的公子哥。在物质上，他锦衣玉食；在教育上，他自幼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陈寅恪的生母俞明诗，是其父的续弦夫人，来自浙江绍兴的书香世家，很是“解文字，有才学，习礼晓大谊”。 祖父去世后，其父带着一家人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聘用了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等人。这个学堂采用现代化的教育方式，这也使得陈寅恪不仅打好了国学底子，也扩宽了眼界。 1902年，也就是陈寅恪12岁的时候，他和哥哥一起留学日本。在日本留学这两年，他和哥哥跟鲁迅先生还是同窗，鲁迅曾经跟陈氏兄弟开玩笑说 ：“你们兄弟读起书来，都是不要命的，过目不忘且聪颖”。  陈寅恪画像 后来，陈寅恪又前后辗转到了德国、瑞士、法国等地，均在当地名校求学。还去了美国哈佛大学，跟随篮曼教授学过梵文和巴利文。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陈寅恪前后留学20多年，去过10几个国家（地方）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居然连一张文凭都没有。 我们可能觉得他交的那些学费很不值，可是他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他认为文凭一点都不重要，根本就没去申请。 在他看来，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从二十岁到德国，就立志要尽量多学几种语言文字。为此，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方面，至于有没有学位，并没有放在心上。 陈寅恪不愧为贵族公子，说他是贵族，不仅是指物质上，更体现在精神层面上。他的一席话，会不会令现在的一些“假博士”汗颜？毕竟他虽然没有文凭，可是学到的东西，那可都是真格的。 教授中的教授你要问先生学到的东西，究竟有多真格？那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听吧： 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欣赏陈寅恪，认为他不仅有深厚的传统经学功底，还对西方哲学颇为熟悉，赞其为熟悉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的最博学之人，并将他推荐给了当时清华的校长曹云祥。 可是，曹校长觉得陈寅恪既没名气又没学历，不符合聘用标准，心里没底，就跑去问梁启超：“请问梁先生，您听说过陈寅恪没有，他有什么作品吗？” 梁启超回答：“当然听说过，他没有文凭，也没有著作。但是，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吧，我的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梁启超 当时，正因为有吴宓和梁启超的大力推荐，陈寅恪才没被埋没，后来的他和梁启超，王国维，以及我们前两天刚聊过的赵元任一起，被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傅斯年更是盛赞陈寅恪：“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到了抗战时，对谁都不服，甚至踹过蒋介石的狂人刘文典也曾说：“西南联大只有两个半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和我算半个。” 陈寅恪在教书时，曾以传统的“对对子”作为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考试的题目。致使一些人骂他是“国学之蠹”。但这恰恰是他对当时社会过分迷信西方哲学的舆论的抗争。 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陈寅恪请教，大家又称他为“活字典”。 当时选修陈寅恪课业的同学，将二楼走廊占得满满的，有时来的人多，课桌缺少，廊上放着的饭桌也被同学当作书桌使用。就连周边友校的教授都来“蹭”他的课，当时听他课的人有：朱自清，冯友兰，季羡林等大佬。所以陈寅恪又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  陈老师的课堂丰富且相当有见识，他上课有四不讲： 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 二、近人讲过的，我不讲 三、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 四、我自己以前讲过的，也不讲 对比现在某些照本宣科的老师，抛开这些，恐怕都不知道该讲些什么了吧？ 可是，陈教授不一样，他学贯中西，依然有很多内容可以讲，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与吕思勉、陈垣、钱穆被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是极高的，除了史学方面，他在文学理论、教育事业以及文化保护等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中国现代文化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为什么要给妓女立传？最后，我们再来聊聊陈寅恪给妓女立传这件事： 据说这本传记写了八十多万字，并且成书于他晚年失明的时候，是由他口述，助手帮忙整理出来的。 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被陈寅恪立传的这位，是被称为“秦淮八艳”之首的名妓：柳如是。  书中的大致内容是：在柳如是很小的时候，她就被卖给了一户官宦人家，后又沦落到了青楼。她不仅长得貌美如花，还能诗会曲，懂书擅画，行事风流纵诞，志向不羁陋俗。她还敢于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后来嫁给了东林领袖、大文豪钱谦益。最难得的是，她很讲民族大义，远超过当时的一些官儒，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女子。 从20世纪50年代中开始，陈寅恪就开始对柳如是与陈子龙以及她与钱谦益的姻缘进行考证，晚年才写成了此书。 《柳如是别传》虽说在当时有一定的争议，可是它却是对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曲赞歌。陈寅恪对柳如是的评价极高，誉其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 陈先生以天翻地覆的历史事实为轴心，通过柳如是的奇特经历，展开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让读者看到，在这动乱的年代里，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怎样在严酷的命运面前块择自己的归宿。 先生对柳如是身边的这些士人，以其对待国家命运的态度为准，予以表扬或贬斥，从而起到了“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作用。陈寅恪撰写此书，看似在写柳如是，其实他是想借着《柳如是别传》，呼唤民族魂、士人魂的重塑。 此书对于理解当代的江南文化以及当代文人的思想文化状况，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陈寅恪写的这篇文章，我们能看到先生身上的一种气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他曾写给王国维的一句话，其实也适用于他本人。 先生的一生，正像他撰写的柳如是那般，也是很有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1942年，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后来，他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 解放前夕，他拒绝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请，坚持要留在大陆，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 总结民国时期可以说是“神仙打架”，陈寅恪却不失为站立在中国知识分子塔尖上的人物： 先生的一生，不失真名士风流。论学识，他被称为“近300年来第一人”；论见识，他是“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而论之”的风向标；论胆识，陈寅恪先生一身风骨，终生践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他那看似清瘦，却犹如巨人般的身躯，映射出了他对脚下土地所孕育出的文化的超前的自信和挚爱，他那横绝东西，纵贯古今的气魄，冲破了时空的隔绝。令人高山仰止！  注：参考书籍如下 1、《民国大师列传 · 陈寅恪》 2、《陈寅恪评传》 3、《柳如是别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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