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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83岁的原国民党将领黄维在游南岳衡山时，曾说过一句话：“共产党抗日，从三万人抗到一百万！” 这句话，正好证明了在二战时，我党的策略在国内战场是唯一最正确的。 我们来看二战时，各国兵力增加， 1）苏联，战前500万人，战后1280万，加上牺牲的，总计有三千到四千多万。 2）美国，战前18.79万人，战后1100万人。 3）德国，战前480万人，1943年前后突破1000万人。 4）国军，战前170余万人，1944年兵额数约为590万人。 5）英国，战前68万人，战后500余万人，总人口5000万人。 所以，二战最强团队排名，按这一数据来看，美国>我党>苏联>英国>国军。英国为什么弱呢？因为它参加了一场不应该参加的战争——方向错、全盘错，但英国的技术很好。 德国为什么弱呢？因为它打了一场失败的战争，它没有认识到决定战争最终结果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的兵力动员太少了。国军这么点人，只能说是国民党实施片面抗战的消极策略的结果，
各大战胜国中，苏联和美国都是战斗力越来越强，直到成为世界二极。 国民党的消极抗战，
假如国军在抗战中，能由战前的170万余人，扩张到战后的1200万人，那么解放战争根本就打不起来、即使打起来，也很难想象它会输。 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最终导致，
力量不是在战争中越来越强，而是，未见增长，反而减弱。 在解放战争中，也是如此，国民党越打越弱，开战即巅峰，然后逐步减弱，最多只能辛苦维持原有实力就不错了。 而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力量是增长，在解放战争中力量也是增长，比如，
所以， 推论一——如果在一个事情中，实力不是增长的、不是越来越强的，那么不是事情错了，就是自己在事情中的策略错了。 而事情通常无法避免，而策略却是由自己发出，所以一定是自己的策略错了。 推论二——一切应以实力的增长为立足点，在一个完整的周期中，顺周期要能增长，逆周期也要能增长。 也就是说在两个相反的可能性中，实力都要能增长。 1）一种办法是找到一个在两个相反方向中，都能增长的策略， 比如，
这里就要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来使自己在两个相反方向中，都能增长。 2）一种办法是针对两个方向、进行一分为二，并且实行不同的策略。 比如，
在把客观环境一分为二的基础上，把自己的策略也一分为二，一为冒进扩张、二为逐渐推进。打坚实基础，则为共同的。 推论三——一开始不能以最强者之姿出现。如果一开始就是最强者了，那么就应该把自己细部拆分，通过把自己变弱、而在事变中磨炼，使自己的细部（局部）增强，最后得到一个更强的整体。 比如，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就应该把自己拆分、实现游击化、自助化，从而提升实力。
正是从正规化向游击化的转变，迫使自己发展出一系列配套的能力、应对一系列新的挑战，然后又从游击化走向正规化，最终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质。
从正规化向游击化，这是一个否定；再从游击化走向正规化，这是第二个否定，但是解放战争时候的解放军和第五次反围剿中的红军，质和量都变了。 所以，现在要强军，这就是一个思路，从正规化再走向游击化，再从游击化走向正规化，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能更强。 推论四——战争不是比的初始力量，而是比谁的力量增长更快、更大，后者才是战争中决定性的部分。 前者是一时的部分，后者是长久的部分，而长久决定一时、长久胜一时。 比如，在二战中，轴心国在初始的力量，当然是更大的，但在力量的增长上远远不如。
这个将来危险，就是力量增长速度和力量增长数量上的显著差距，和由此造成的极大劣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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