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成立时间的两种说法 在学术界，关于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时间，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营造学社成员单士元、建筑学家陶湘之孙陶宗震以及古建筑学家陈从周认为是1929年，营造学社成员刘致平、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和朱启钤之子朱海北等人认为是1930年。究竟何时成立，北京市档案馆珍藏的一份档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佐证。 1935年4月9日，中华民国教育部给北平市社会局发来训令，要求对已备案的各类学术团体开展调查并填表呈报。要求填报的三种调查表分别是《全国学术团体概况调查表（二十三年度）》《全国各学术团体最近概况调查表》《全国学术团体职/会员一览表（二十三年度）》。根据训令内容，此次统计的“二十三年度”，是从1934年8月1日起至1935年7月底止。 1935年5月3日，中国营造学社如期上交了调查表，表中详细记录了学社成立的时间、地址、研究宗旨、组织沿革以及职员情况等。根据这份调查表，中国营造学社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补助，成立于“民国十八年七月”，即1929 年7月。调查表由学社负责庶务的乔家铎填记，且盖有团体负责人朱启钤印章，这对1929年的成立时间是有力的佐证。  1935年全国学术团体概况调查表 ——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市档案馆藏） 朱启钤在1912年—1916年期间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和内务总长，在任期间主导了北京的许多近代化工程，如改建正阳门、疏浚护城河、开放皇家建筑等。他很早就注意到建筑对民族文化发展的作用，倡议成立营造学会，研究建筑文献和中国传统建筑式样等。1929 年，朱启钤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之一周诒春的支持，向基金会申请到一笔研究经费，并于7月正式获批，对应了档案中记录的成立时间。那么，1930年这个成立时间又从何而来呢？ 营造学社筹备初期，朱启钤尚在天津，1929年底才移居北平，据朱本人在《社事纪要》中叙述，营造学社的实际工作是从1930年1月1日开始的。当时，学社并没有举行正式的成立大会，但收录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期的《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落款时间为1930年2月16日。因此，不少人认定学社成立时间为1930年1月或者2月。 另外，“中国营造学社”这个名称是1930年7月正式启用的。7月19日，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北平金城银行收到更改名称的函件：“中国营造研究所……兹拟对外改用中国营造学社简称，嗣后签名支票并加盖本社印章，以资凭信。”落款为营造学研究所。 原来，学社成立初期，是朱启钤“先以个人研究所名义，接受补助，移平组织”。随着经费稳定且学者不断加入，朱启钤决心将它改为一个更加正规的学术团体。于是在1930年7月，朱启钤致函基金会，提出在年度更始之际，将个人研究所改为中国营造学社。当时美国的财政年度，是从7月1日起至次年6月30日止，因此学社选择在7月正式变更名称。这也成为认定学社在1930年成立的另一个原因。  1930年中国营造研究所关于对外改用中国营造学社致北平金城银行的函（北京市档案馆藏） 人才济济的骨干成员 营造学社成立之初，主要工作是整理古代文献中营造学相关内容，编辑《营造词汇》及翻译国外相关论著等。后来，为了庚款项目能尽快出成果，周诒春建议朱启钤聘任一些年轻的受过系统建筑教育的专门人才来工作。朱启钤本身也特别注重人才培养，因此招揽了不少得力的人才，组成了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  1935年全国学术团体职/会员一览表 ——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市档案馆藏） 从《全国学术团体职/会员一览表（二十三年度）》可知，学社当时共有职员17人，社长为朱启钤，而后是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助理邵力工、刘致平，研究生莫宗江、陈明达、麦俨曾，绘图生叶辕、赵法参，继而是文献部主任刘敦桢，编纂刘儒林，研究生陈仲篪、王璧文，书记韩振堂、蔡申之、林炽田以及庶务员乔家铎。 梁思成和刘敦桢分别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日本东京高工建筑系。他们留学期间感受到美国、日本等国均十分注意保护文物古迹，并对自己民族的建筑史有系统的研究，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这方面确是缺失的，这激起了他们研究中国建筑的决心。1931年及1932年，梁思成和刘敦桢先后到学社任职，分别担任法式部和文献部主任，他们的到来使营造学社如虎添翼。朱启钤后来在其《自传年谱》中写道：“得梁思成、刘士能两教授加入学社研究，从事论著，吾道始行。”在调查表中略历一栏，梁思成和刘敦桢分别备注有“前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前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亦足以看出两位教授的重要性。 在梁、林的悉心指导下，学社的年轻人很快成长起来。据莫宗江回忆：“学社每天工作六小时，上班时不许说话聊天，不许办私事，到休息时梁思成带头到院子里去活动，整个班子工作效率极高。”调查表中的学社职员，如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赵法参、邵力工等，日后也分别去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重庆大学、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以及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工作，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贡献力量。 营造学社的成就及影响 对中国古建筑开展科学考察，西方和日本学者开始得更早，并取得了相当成绩。1931年，日本建筑史家伊东忠太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甚至宣称：“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此种言论深深刺激了学社的青年人。营造学社十余年的考察研究，实际上也是在同西方和日本学者进行的学术竞赛。 学社成立后，对我国有关建筑的重要古籍进行了整理、校对及出版，破解了宋代“天书”《营造法式》，编纂了《哲匠录》《明代营造史料》等，编辑了《清代建筑年表》，编著了《样式雷世家考》，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等，为研究建筑史打下深厚基础。学社成员积极参与文物建筑的维修工作，参加故宫角楼，景山万春、辑芳、周赏、观妙、富览五亭，鼓楼平坐及上层西南隅角梁修缮设计，制定杭州六和塔修复计划，为曲阜孔庙作修复设计等。 学社注重将西方建筑学、测绘学与中国文献学相结合，用现代科技对建筑实物进行实地调查，共调查了两千余处古建筑，测绘了二百余组重要建筑群，基本上梳理出我国建筑发展的脉络及源流。就在给北平社会局上报调查表的当天，文献部主任刘敦桢带领陈明达、赵法参等风尘仆仆地赶赴河北，对保定市、高阳县、蠡县、安平县、定县、曲阳县等地开展调查。法式部的梁思成则赴河南安阳开展调查，其后发现了城内天宁寺金代大殿。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就这样被文字记录在档案中，被足迹镌刻在大地上。 七七事变爆发后，营造学社主要成员随其他研究机构一起迁往西南大后方，朱启钤和一部分社员留在北平。学社成员们在硝烟弥漫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研究。1946年10月，朱启钤、梁思成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工学院院长陶葆楷签订协议，将中国营造学社并入清华大学“合设研究所”。至此，中国营造学社作为独立学术研究机构的历史结束。 来源：《北京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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