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阅读前请辛苦点下“关注”。我将每日更新优质内容，感谢您的支持~ 两晋南朝吴人书法的延续与传播中古时期的书法文献中，唐代天宝年间书法家窦臮所著《述书赋》两卷，以资料翔实著称。此书著录从上古到中唐书法家200余人，每人皆有书风品题，并著录书法家籍贯，其兄窦蒙注释。 书中所录书家，皆是他所亲见留有墨迹传世者，故《述书赋》的独特文献价值历来受人重视。《述书赋》详细可靠的籍贯著录，对于探究吴人书风在两晋南朝的存亡问题，提供了初步的可行性条件。 本文的研究方法，从魏晋南朝吴人书法家中，区分出书法风格与二王体系差异较大的样本。再来分析这些样本，是否与古拙保守的吴人书法之间能够建立直接联系。 《述书赋》著录两晋时期吴人书法家中，西晋的张翰和顾荣，为“南土著姓”，东吴亡国后，二人都曾北上洛阳出仕西晋。  张翰“攀附张（芝）、索（靖）”，可见受到中原行草书风的很大影响，书法风格已是趋新；但又说他的书法“古貌磅礴”，并不能完全去除吴人书法的古拙形态。 这恰是葛洪《抱朴子》中所讥讽“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的吴人士大夫的例子之一。而延续古拙保守旧风气的吴人书法家，并不乏人，著名的有东晋会稽人丁潭。 《述书赋》中记录丁潭的书风：“反古不忘，吾推世康。似无逸少，如禀元常。”丁潭的“反古”和“似无逸少，如禀元常”，值得注意。 显然，他的书风排斥东晋时期大为流行的二王一路的妍美，遵循着以钟繇（元常）为代表的稚拙。  虽然丁潭以钟繇为宗，和东吴皇象等吴人书家的传统仍有所差别，但其书风保守不合时流，却是毫无疑问的。 丁潭字世康，是东吴大司徒丁固之孙，东晋初年曾任琅琊王郎中令。琅琊王薨后，丁潭上疏请求恢复三代旧典行三年终丧之礼，被朝廷驳回。南朝的整体学风，吴人更为质朴保守，保留了汉儒注重礼学和象数的传统。 丁潭坚持恢复周礼，以及在书法上的“反（返）古”，即是这一风气的表现。另外一位反对“二王”书风的代表人物，是南朝萧齐时代的吴郡张融。 张融字思光，会稽太守张畅之子。其人“风止诡越，坐常危膝，行则曳步，翘身仰首，意制甚多。见者惊异，众观成市”。在当时是一位以文学思辨著称但却特立独行的人物。  《南史》记载张融与齐高帝萧道成的一段对话，在书法史上极为著名：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 有骨力而无“二王法”，即是说用笔的起承转换和结体都还保留着稚拙的风格。 在尊崇二王的齐高帝看来，自然是大为遗憾。南齐时二王书风的影响更甚于刘宋，当时最有影响的书家是齐高帝萧道成和王僧虔，他们都奉二王为圭臬。 所以无论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还是后来的书法史构建中，张融公然逆二王而行的艺术思想，很容易被理解为狂妄自大。 《述书赋》中对张融书风的品题，说他“从（王）僧虔之制”，即仍然是依附二王，与《南史》张融书风特立独行的记载相悖。  同时，窦臮在刘宋时吴郡张永的品题中，却有“大言而峻薄，景初对文帝云：臣恨二王不得臣之体”。 “心轻两王，迹及宗师。”显然是窦臮将张融的事迹误植于其堂叔张永（景初）名下。张融出身吴郡世家，虽才艺卓越，但因吴人的身份和乖张的个性，一生沉沦下僚。 他的书法继承了吴人书法的保守因素，用笔相对稚拙；面对风靡天下妍美流便的二王书风，不但不轻易附从，而且还对自己独立的书法取径充满信心，不愧是一位有品格的书法家。 更为重要的是，张融在当时颇有草书的名声，说明其时尚不乏他的艺术同道者，吴人传统书法的影响仍未完全衰歇。  历来认为他在书法艺术上的狂妄自大，实际是并不了解这一时代社会背景的误解。除了东晋的丁潭和萧齐张融之外，与二王异趣奉行古拙吴人书法的，《述书赋》中还记录了东晋会稽谢藻、吴郡张澄以及南朝刘宋时期的会稽贺道力。 “道力草雄，圆转不穷。壮自躬之体格，疲逸少之遗风。”贺氏草书“圆转不穷”，用笔的连绵狂放或更过于王献之。 东晋、刘宋前后衔接，贺道力其人书法的孤岸自立，很可能受到了同郡丁潭等人返古风气的感染，将不同时流的吴人书风传统坚持下来。 南朝萧梁开国皇帝萧衍极为推崇王羲之书法，《述书赋》著录的吴人书法家中，已无人传承古拙保守的旧书风。  其中有一位书法家吴郡范怀约，擅长隶书，曾奉命缮写图书以给内府。南朝时所谓“隶书”，是楷书的习称。可见范氏是一位专攻楷书的职业书法家，社会地位不高，所以窦臮称他“辛勤一艺”而“孤陋”。 范怀约的专攻楷书，与前述丁潭、张融不同，并非要与二王立异；只是当时社会文化繁荣的产物，与吴人书法家保守书风的旧传统关系不大。这说明，以东汉为根基的吴人保守书风，在齐梁之际代已经无人继承。 如果再将视野延伸至南朝陈代以至隋唐，则二王书风一统书坛的气氛更为明显。僧智果为会稽人，书名与二王嫡系的智永并驾齐驱，窦臮赞扬他们的书法为“当代之准绳”。 初唐书法四家中的虞世南，籍贯会稽，青年时代成长于陈朝，曾得智永亲授笔法。他以南土菁华，而扬名于初唐，为后世师法，标志着士族和吴人在书法艺术上的风格完全融合为一。  四吴人书法视野下的《平复帖》及其书写年代的推测如果以吴人书法的视野来考察《平复帖》的书体问题，则会有新的认识。 《法书要录》卷一南齐王僧虔《论书》云：陆机书，吴士书也，无以较其多少。王僧虔出身琅琊王氏，为南朝头等的侨人士族，其家族书家辈出，领袖艺坛。 南朝宋齐之间，独尊二王书风，吴人土著士大夫的书法大多数都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放弃了保守的吴人书法。 在王僧虔看来，稚拙保守的吴人书法，既不同于钟繇为代表的向楷书、行书转化的旧书风，更和二王妍美流便的新书风大相径庭，在书法艺术发展的框架序列中根本没有地位，故此他根本无法加以评价。这就是“无以较其多少”的含义所在。  吴人书法根基东汉，稚拙古朴的风格，无例可循，要给予恰当的品题的确有很大难度。窦臮《述书赋》品题皇象书法，称之为“龙蠖蛰启，伸盘复行”。《宣和书谱》解释为“蟠屈腾踔，有纵横自然之妙”。 唐代、北宋时期，皇象墨迹尚有流传，其风格的品题即已如此含糊难辨，可见吴人书法不今不古的艺术特点，给后人的理解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 因为皇象和陆机的时代前后衔接，二人又都是书史所著录吴人书法的代表。所以将《述书赋》中对皇象的品题来衡量陆机的书法，并无不妥。 所谓“龙蠖蛰启，伸盘复行”，“蟠屈腾踔，有纵横自然之妙”，用来形容《平复帖》不今不古兼具篆书、行草书的特点，以及用秃笔书写仍不失纵横雄强的书势，却是非常恰当。  齐高帝称张融书法“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书法线条需要反复训练，才能用笔迅疾而不失于稳，笔稳才谈得上骨力，此亦是吴人书法特点之一。 《平复帖》中结字体势略向左倾斜，收笔不带波磔，用笔稚拙而工稳，整体带有统一的韵味。这正是作者训练有素，笔笔骨力的体现。 《平复帖》中说“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因为“寇乱”，导致完全失去友人夏伯荣的信息，可见这里的“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盗贼。 而且在信札中，所谓“寇乱”并无特别说明，其所指当是陆机和收信人所共同明晓的。《晋书·周浚传》云：“明年（太康二年281年），移镇秣陵。时吴初平，屡有逃亡者，频讨平之。”  《资治通鉴》则作：“是岁，扬州刺史周浚移镇秣陵。吴民之未服者，屡为寇乱，浚皆讨平之。”《资治通鉴》资料当源自《晋书》，但叙述更清晰。由此可知，晋武帝太康元年三月西晋灭东吴后，以迄太康二年，吴人曾多次发动叛乱。 由此可以推断《平复帖》中的“寇乱”，很可能就是指太康元年、二年间的扬州吴人叛乱。正是在持续不断的寇乱中，夏伯荣失去了音信。 《晋书》本传记载，陆机“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陆机为吴郡吴县人，从地域上讲，由此前往扬州的首府建业，或去荆州，还是北上中原，都可以称之为“西去”。 所以《平复帖》中吴子扬“临西复来”，即将要西去前又来告别，亦与此合。陆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太康末年（289年）携弟陆云入洛，依附于权贵之间。 其时吴人被北人讥为“亡国之余”，大受排斥，在洛阳朝廷任职者，只有顾荣、张翰及二陆寥寥数人。吴人无论是政治地位上，还是文化上，都处于被压制和自我怀疑的状态，二陆诗文中多有自卑情绪的表达。 为了被统治阶层所接纳，吴人在书法风格上改学“洛阳新风”，如《述书赋》品题张翰的“攀附张、索”。陆机入洛之后“好游权门”，他的书风，自然不能避免吴人士大夫趋新废旧的风气。即葛洪所谓的“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 葛洪出身东吴旧族，目睹时事，既为吴人政治文化受压迫的地位鸣不平，又因吴人士大夫纷纷趋向中原文化而怒其不争，其言辞屡见于《抱朴子》。 除前引《讥惑篇》“上国众事，所以胜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另如《审举篇》也说：“江表虽远，密迩海隅，然染道化，率礼教，亦既千余载矣。……儒学之事，亦不偏废也。……及其德行才学之高者，……亦未谢上国也。” 这是说南北文化各有其价值，吴人士大夫出仕洛阳，不能变更父母之邦的旧俗。尤其是身处东吴故地者，文化习俗更是不应当弃南从北。他所举吴人文化风俗的弃旧从新，除了本文所论的吴人书法外，还有语言、哀哭、丧制等三个方面。 综上所论，可以推知：吴人书风形成于东汉末年至东吴时期，其特点是稚拙古朴，带有较多篆书和隶书的用笔特点。 当西晋统一后，吴人士大夫纷纷放弃稚拙的书法风格，改学中原书风，后者以钟繇为代表，虽仍带有隶意，但吸收了楷书、行书的写法。 东晋以后，更为流便妍美的二王书风又完全取代了钟繇的“古体”，吴人士大夫除了极少数之外，都顺应了这一时代审美潮流。到了南朝中后期，葛洪《抱朴子》所标举的吴人书风，已经完全衰歇，退出了历史舞台。 《平复帖》为传世吴人书风墨迹孤本，真实再现了吴人书法的艺术特点，不但弥补了文献记载的含糊不清，而且纠正了以往认识上的一些不足。 《平复帖》的书体，混合了章草和隶书的笔法，还带有一些行书的意味。单纯称之为“章草”并不准确，而且容易引起误解和争议。 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将其书体还原为“吴人书”，既符合历史背景，又是对持续百年以上吴人书法文化的一种客观认可。 因为在中国书法史发展框架的构建中，吴人书法及其书风并不在线索之上，以传统书史的体系观念来解读《平复帖》的书体，其结局只会是治丝益棼而徒劳无功。 从《平复帖》的内容，还可推测出它的书写年代，约在西晋太康元年至二年之间。其时东吴灭亡不久，陆机在吴郡故里读书，书写的地点亦当在此，书写特点还保持着吴人书风。 待到太康末年陆机北上洛阳之后，葛洪所描述的吴文化被鄙视和压制的时代终于彻底到来，吴人士大夫“辛勤以学中国之书”的现象频繁出现。试想当陆机再举笔书写，呈现的恐怕都是所谓勤苦学习之后的“洛阳新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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